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要采取这一方针的用意。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口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误解。
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任何人，尤其是党内高层，必须表态拥护，否则，只要略有微词，无论何人，必定要遭到整肃打倒，身败名裂，直到死无葬身之地，如彭德怀，如刘少奇，如林彪。可是，却有一个极为罕见的特例，就是宋庆龄（1893—1981），她竟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运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反对，明目张胆地说“不”。
反右开始之后，人人都要表态。有人说，沉默是金，但沉默意味着反对，因此，即使像“国母”、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这样的要人名人，她也没有沉默权。她必须表态，公开表态，不能逃避。她在1957年6月21日，即反右开始之后13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妙就妙在此文暗藏玄机，不是表示拥护反右运动，而是表示反对反右运动。
文章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是在反右开始之后13天发表的，题目立论带有浓烈的批判色彩，吓人一跳：“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当时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呀？不言而喻是全国正在批判的资产阶级右派，但如果通读全文就会发现，全文用的是假言推理，而不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此其一，第二是，全文完全没有“右派”或“反右派”的字眼。
开头第一段说：“最近我虽然因病而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党员们工作作风的运动。在这以前，各方面已经展开了‘鸣’‘放’。”是从“整风”、“鸣放”立论，好像不存在惊动全国的反右运动。接着，宋庆龄说：
人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发展，并且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会起极为良好的作用。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一次健康的运动。它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无比强大的活力和热情。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领导党和政府的方法上标志出一个新的途径，首先就是吸引非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其次，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我深信，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领导人们，不论是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的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6月8日宣布发动反右运动之前，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而后，5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的决定。整风运动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号召党外人士参加共产党的整风，提出批评，实行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可是，6月8日开始，风向骤然逆转，由群众的大鸣大放转变为反击右派的向党进攻。毛泽东认为，那些大鸣大放不是群众帮助党整风，而是右派向党进攻，必须击退。
可是宋庆龄的观点截然相反。这篇应当是为“反右”运动捧场的文章，竟然只肯定“整风”、“鸣放”是“健康现象”，是“健康的运动”，一来“ 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其次是“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第三“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因此，她说：“我深信，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领导人们，不论是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的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宋庆龄从整风鸣放的正面意义，即毛泽东发动整风之初公开表明的动机来阐述她的认识，所以她开门见山地说“人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而不是毛泽东断定的右派分子趁机反党攻击党，她特别认为“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是共产党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示。
第三段她更是批评了毛泽东的反右做法。她说：“在人们热烈发表意见的过程中，有些错误和缺点被揭露出来了。人们认识到，我国革命的新阶段要求我们有一种新的态度，具备一种新的才能，特别对那些身居领导地位的人们更是如此。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见解，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我们必须永远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学习；而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的确是无穷无尽的。”这里完全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那时，中共掌权的干部，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军队里，连长读不懂作战命令，县长读不懂一般文件，是平平常常的情况。不少省部军级干部也只是扫盲水平。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人才，毛泽东却发动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宋庆龄认为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见解”。她耿耿忠心地告诫毛：“我们必须永远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学习。”但是出身于湘潭农家、依靠井冈山夺取天下的毛泽东这时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
宋庆龄特别指出，右派不是“我们的死敌”。她说：“因此，在目前这个为了清除障碍以便加速前进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将斗争的重点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是我们的死敌。”
宋庆龄是一个心地坦白诚笃的人，完全是从发动整风的本初意义、正面意义上来理解。她不认为有所谓右派反党、妄图夺权等等莫须有的罪状。因此，题外之意，弦外之音，表明宋庆龄不同意毛泽东耍弄的“阳谋”。她委婉曲折地表明不同意反右运动，甚至于还有规劝毛氏的意思。毛泽东的头脑当然很清醒，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支“暗箭”。任何人要是玩弄隐晦曲折、暗藏玄机哪能骗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上文发表之后，大概龙颜颇为不怡，所以逼迫宋庆龄再次表态。7月13日，就是上文发表22天后，反右运动早已成了铺天盖地席卷神州的政治运动。宋庆龄又发表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这篇超过5000字的文章，同样没有提到“反右”二字。她仍然采用“整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当初“引蛇出洞”的正面说法。她明确主张“团结”，也就是反对破坏团结的“反右”。对于当时认为的右派攻击，在宋庆龄笔下成了“许多人都作了直率的、坦白的发言。缺点与缺陷被揭露出来了。”下面三段话，几乎可以看做是对毛泽东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严厉批评：
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事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尽管它们有早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宪法，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某种残酷的手段来掠夺它的殖民地或少数民族呢？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不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呢？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了解紧张的性质和原因。我们曾用大炮来对付大炮，把我们自己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却不用武力来解决人民之间的分歧。在旧社会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导向苦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们国家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个项目。他曾经阐明这些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是追求着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的问题。它们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认识这一点，处理得当，我们就可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上述第一段，显然是用“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借旧鉴今，警示毛泽东，不要重蹈旧统治者“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的覆辙。第二段，规劝毛泽东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第三段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明这不是“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警告毛泽东不要食言自肥。大概宋庆龄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以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引蛇出洞”伎俩来对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所以她再次写文章表示不同意反右运动。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当时反右进入高潮，宋庆龄竟敢于公开主张“团结”，反对和曾经的反蒋同盟者、战友盟友公开分裂决裂，反对把许多青年学生、青年干部、青年知识分子打右派，再次和毛泽东唱反调，可谓空谷足音，诤言贯耳。
从近年来解密的宋庆龄言论知道，1957年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信，对反右确实说过“不”。 1957年宋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这封信应该是写于上述两文之后不久，宋庆龄一连提出了五个疑问，不解之情蕴含在怒责之中。她不相信“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她这才惊然发现，她“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把自己的荣誉、生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的一个政党领袖，竟然是一个玩弄权术，搞什么“引蛇出洞”，致人死地的政治流氓。这就像一个痴情女遇到了负心汉，她的倾心之爱受到无可饶恕的践踏与侮辱，轰然倒塌。
宋庆龄说“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句话特别触动我们这些右派大学生。以年龄论，官方公布的55万右派分子中，30岁以内的人，包括大中专学生、大中小学的青年教师、青年干部军官等等，占了一半多多。大约5%——10%（各校不等）的大中专学生打了右派。我们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瞬时之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要弄得被迫自杀，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半以上的右派实行劳动教养，最少也是要当22年的贱民，有的后来被枪杀，如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1957级毕业生郑介农，是一位优秀的才俊之士，因为写了一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而打了右派，判刑，枪杀于狱中。北京大学有8名学生右派被枪杀，其中包括自由女神林昭。许多年过耄耋的老右派至今还属于“监控”对象！！！而1946——49年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学生的地下党员，参加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战线”活动，全国也没有几个坐牢的。两相对比，毛泽东实在是罪不容诛！这叫宋庆龄愤慨莫名，难以自已。
宋庆龄反对反右运动的态度，在党内高层震动很大。据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王若水回忆：“我记得有一天胡乔木来到报社，指示反右派宣传。他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开始的话就是：‘这次反右派是个考验。郭老拥护，宋庆龄就不支持。主席说，他们两人的表现就不一样……’”（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538页）
毛泽东已经被他臆造的阶级斗争冲昏头脑，喝不进良药，听不进忠言，但是对于宋庆龄的“不支持”态度又无可奈何。一肚子的闷气只能在某个范围内发泄。全中国之大，毕竟还有一个敢在老虎头上动土的人，而且是女人！
宋庆龄不能自觉地和毛保持一致，这是源于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和政治信仰，还因为她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自恃还可以规劝毛泽东，起码是相信毛不敢把自己也打右派，但毛泽东是英明领袖，怎么能容忍这种反调呢?任何别的人，这样说，不打成极右分子就怪了。我们无法知道老毛使用了什么手腕，软硬兼施，最后使宋庆龄终于屈服，到9月9日她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10月1日国庆日发表《中国的光明前途》，就不能不说违心的话，为毛氏酷政捧场，为“反右”张目了，但也只是说些应付的话。
在反右运动开始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婉转曲折暗藏玄机地表示反对的人，神州之大，到底还有宋庆龄一人，似乎也只有宋庆龄一人。这是我近年来研究反右史的一个有趣的发现。
毛泽东对宋应当非常厌恶，但仍然需要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装点此关山”，所以还要隐忍，不能也把她打倒。1957年9月，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宋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1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带了宋随行，宋（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是工于心计的高明的政客，政客只讲利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需要顾忌。权衡利弊，毛泽东直到死前，对宋庆龄没有下毒手。毛泽东与宋庆龄之间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孤例。
（2012-8-4）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82766462.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