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独立电影即非主流电影

　　2012年8月18日下午，“北京独立电影展”在通州宋庄举行了开幕式，放映的影片为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影片开映不到半个小时，突然放映厅里一片漆黑。微博上马上有人说：“本届电影节被迫中止，被拉闸停电了。”对独立影展感到如此不安，部分原因也在于人们对“独立电影”望文生义的理解有关。
 　　独立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独立电影”即“非主流电影”，主要体现在美学精神、资金模式及放映模式的不同。这一传统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20年代左右的实验电影。当时一些艺术家、诗人在文艺思想上受到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试图运用电影作为个人表达的新途径，比如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1919）、达利与布努埃尔合作制作的《一条安达鲁的狗》（1929），其中离奇怪诞的画面，制造了梦魇般的效果。
 　　在欧洲有许多人们自发成立的电影俱乐部，举办定期的放映活动，这里自然成了俱乐部成员自拍影片的理想放映场所。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于1927年创办了荷兰第一个电影俱乐部，他早期的作品《桥》（1928）、《雨》（1929），就是在他的电影俱乐部里脱颖而出的。这些俱乐部里也放映一些苏联电影。重视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苏联，却由国家出资支持维尔托夫拍摄《持摄影机的人》（1929）这样探索视觉可能性的实验电影，现在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被称之为“美国实验电影之母”的玛雅?德伦，也是一位诗人和舞者。她来自俄国，五岁即随父母移民美国。1943年她拍摄影片《午后之网》，将连贯的舞蹈动作割裂之后放在不同的空间里，然后再把它们衔接起来，在非连续性的空间中创造连续性的印象，将剪辑的效果推向极致。
 　　追求另类的美学效果，始终是这类非主流电影的目标和特色。这样的影片，电影院一般不敢接受，他们担心不能吸引观众。因此在欧洲各大城市中，便发展起所谓“艺术影院”，专门放映艺术类、探索性的片子。一些有文化基础的观众给予这些影片固定的长期的支持，即所谓“小众”和“小众电影”。
 　　“二战”之后，现实的形势变得严峻，道德焦虑加深，危机意识加重。在大电影节中，艺术片的比例高过商业片，非主流标准的影片受到欢迎。像戈达尔的《筋疲力尽》（1960）、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这些令今天的观众深感迷惑的片子，在当时却领一时风骚。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法国新浪潮电影，频登戛纳与威尼斯电影节榜首。
 　　美国的电影市场更加保守，艺术电影举步维艰。有探索精神的电影人对于商业美学深感不满，但是又苦于资金不足，无法深入。1958年，“美国独立电影之父”卡萨维茨拍摄的《影子》，颇有“垮掉的一代”的味道；马丁?斯科塞斯《穷街陋巷》（1973）、《出租汽车司机》（1976）也都带有很深的独立电影痕迹。科恩兄弟1984年拍摄《血迷宫》，开创了新的模式——他们找朋友借钱入股，票房收入按股分成。这部影片怪诞奇特，后来获得了美国第一届圣丹斯电影节大奖，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为有名的独立电影节。
 　　好莱坞深知独立电影的潜力，它渴望将独立电影中的可贵探索，转化为自身创造力。中国观众熟知的大片《盗梦空间》，导演为克里斯托弗?诺兰，此前有一部低成本影片《失忆》（2000）。诺兰正是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练就了用电影探索人类深层意识的超强本领。这部小电影得到充分认可，还在于女主角凯丽-安?摩斯刚拍完《骇客帝国》，功成名就，却愿意来参与这么一部不知名的导演之作。
 　　一般来说，独立电影的范围包括剧情、纪录、实验和动画等几个方面。由于受着资金、人力等限制，独立电影也存在良莠不齐。
 　　中国的独立电影起步较晚。吴文光的《流浪北京》（纪录片，1990）、张元的《妈妈》（剧情片，1991），算是揭开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序幕。称之为“第六代”的娄烨、王小帅等导演，也都是拍独立电影出身。更为人们了解的是贾樟柯，他的《小武》（1997）将一个失修的县城中国带到人们面前，粗糙不齐的画面，嘈杂刺耳的音响，令人们眼前一亮。
 　　随着数码技术的出现，自2000年以来中国独立制作纪录片成果颇丰，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举办的“北京独立影像展”今年已是第九届，本人正好担任该届纪录片单元的评委。■
 　　《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