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是将国家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学说与实践，以及将君主权或党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传统。国家主义的学说和实践起源于欧洲，国家主义的传统形成于东方。同时，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好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国家主义之分。——枭阳子
一
与国家相比，人类历史要悠久得多。国家的发展经历了部落、联盟、城邦、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过程。就现代国家而言，也不过区区二三百年历史。事实上，很多身处现代的所谓国家其实仍然只是一个酋长部落或者帝国而已。
与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奥运会的历史则更短。巧合的是，无论现代国家还是现代奥运会，最早都起源于欧洲。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模式和重要的现代文明，国家和奥运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国家的诞生并没有消除不公平，有时甚至进一步加深不公；同样，奥运会的诞生也没有减少偏见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奥运会比赛越来越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明争暗斗的镜像。
远溯历史，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产物。
奥林匹克滥觞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国家，或者说，奥运会是由伯罗奔尼撒、伊斯利和斯巴达这三个希腊城邦国家在奥林匹亚村创立的。古希腊时期盛行军事民主主义，城邦之间征战不止，奥运会其实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对战争的模拟。早期的比赛只有一个项目，即200米的冲刺——在马镫出现之前，步兵冲刺是战争的主要形式。
在古代战争中，人的身体是唯一的战争力量，对战争的崇拜产生了古希腊文化中对人的身体——特别是男人身体的特殊审美。力量与速度不仅是身体的主要功能，也是战争的基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奥运会完全是军事的产物。伯罗奔尼撤战争使斯巴达和雅典两败俱伤，马其顿轻易就征服了希腊。随后的几个世纪，奥运会在亚历山大和凯撒时期影响遍及欧洲，不仅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比赛的职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与军队的职业化有很大关系。主要比赛包括铁饼、标枪、跳远、赛跑、赛车、骑马、摔跤和拳击等。比赛项目中最耀目的就是标枪投掷，与其说它是体育项目，不如说它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对马其顿和罗马军团来说，标枪就如果蒙古骑兵的弓箭。比赛结束，如同战争结束，获胜者被授予月桂、橄榄和棕榈编织的花环，橄榄枝随即成为和平的象征。这种奖品其实与战利品颇为神似。
从罗马共和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沉迷角斗场的罗马人同样热衷奥运会。作为希腊遗产的继承者，罗马走向衰落时，奥运会亦到了穷途末路。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义而宣布废止。奥运会从诞生到终结，基本上是一项希腊城邦体系和罗马帝国的国家运动，初期的松散自由与后期的隆重激烈正反映了国家主义的兴起过程。奥运会完全是国家的附属物，当国家不存在时，奥运会也随之湮没，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经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重新在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之下完成了一种整合，欧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焕发出昔日的荣光。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使欧洲率先告别古代进入现代，随着民族国家兴起，战争时代再次光临。从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到布尔战争，国家完全沦为一种战争机器。在这种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试图重建欧洲精神，公开提出恢复奥运会，随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起源地雅典举行。
如果说古代奥运会仅限于希腊城邦或罗马帝国的话，现代奥运会则已经走出欧洲，成为全世界的一场盛事，这一定是古希腊人想不到的。
作为奥运标志，五个大小相等的圆环象征世界五大洲。一方面，“更快、更高、更强”体现了奥运会的竞争性，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又体现出奥运会的包容。现代奥运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主体角色，参赛者是以国家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更不是民族身份。这种设计从此埋下了奥运会政治化的伏笔，奥运会逐渐成为国家主义的舞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这里以体育的名义展开阴谋和厮杀，而这就叫做和平。这种吊诡的结果也一定是始作俑者顾拜旦做梦都想不到的。
二
在很多时候，国家主义其实就是一种鬣狗哲学；它以国家为界限，人为的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群体；群体内部以服从和奴化为美德，对群体之外则“不妨轻蔑残酷”。国家主义的二分法一方面产生了对内的凝聚力，一方面产生了对外的破坏力。站在人类一体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包括爱国主义）是极其可疑，甚至是可怕的。
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的全球化时代，人类一体的世界公民思想一度广为传播。无论世博会还是现代奥运会，其实都是世界公民思想的产物。这些全人类的盛会试图展示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相比现代奥运会，世博会更早，也更富于互相交流学习的友好氛围。在现代奥运会早期，奥运会只是世博会的一部分；随着参赛国的增加，奥运会逐渐脱离出世博会，甚至超越世博会，成为一项更加世界化的国家游戏。或者说，竞争激烈的奥运会完全沦为一场国家代理人的战争；胜利者志得意满，失败者失魂落魄。
对奥运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比赛本身，不如说是授奖仪式。只有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才可以登上领奖台，而冠军的位置最高，且在中央。与这种阶梯等级相配合的是运动员所代表的国家国旗。冠军运动员所代表国家的国旗位居最高位；随着国旗升起，还要演奏冠军国家的国歌，而所有奖章获得者都应面向旗帜，以示尊重。在这种仪式中，主角不是运动员——哪怕他（她）获得了冠军，真正的主角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神圣的国家象征。伦敦奥运会正式开幕之前，女足小组赛朝鲜对阵哥伦比亚，球场大屏幕在介绍朝鲜运动员时错配了韩国国旗，朝鲜女足立即罢赛。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孙杨与韩国朴泰桓并列亚军，但颁奖时中国国旗却位于韩国国旗下面，这立即引来很多中国人的不满。
虽然奥运会强调运动员之间和运动队之间的竞争，作为主办者的国际奥委会也只公布参赛者的比赛成绩，并不在意各国获奖比较，但在包括东道国在内的各参赛国看来，按照奖牌数量一决高下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国家与国家之间与其说是友好，不如说是嫉妒，甚至是仇恨，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就以比赛来见高下。
从客观价值来说，金牌银牌和铜牌本身并不值钱，一枚金牌造价为400英镑，而银牌只有200英镑。奥运会强调的是精神奖励，这也是对一个参赛者战胜自我的最好激励。但事实上，获胜者并没有战胜自己，而是战胜了“对手”，或者说“消灭”了“敌人”，因此他（她）就成为一个英雄。这个和平的“英雄”与战争的“英雄”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作为英雄或者战士，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为国争光”是他走进奥运会唯一的意义。在奥运会这个战场，他的胜利就是国家的胜利。在国家主义旗帜下，尊严对个人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毫无意义的，荣誉只对于国家才是真正的需要。因此，一切荣誉最终都归于国家。朝鲜举重运动员严润哲夺得金牌后，立即将这一功劳归功于“‘伟大领袖’金正日和‘伟大同志’金正恩”。
“历史告诉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中始终存在着政治，不可能没有政治。”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奥运会与政治形影不离。事实上，作为国家竞争（斗争)的产物，奥运会根本无助于世界和平。准确的说，奥运会就是一场和平的战争，胜利或者失败。这种战争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常常被真正的战争取代。在第5届奥运会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取代了第6届奥运会；20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取代了第12届和第13届奥运会。战争比体育比赛更能真实地体现国家的力量，因而其破坏也更危险。在这两场战争中，作为奥运会发源地的欧洲近乎彻底毁灭；与其说这是战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国家的结果。
人类发明了国家这个“利维坦”，然后被国家征服、奴役和毁灭。“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个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竞赛’中的角色”（徐贲）。
与真实残酷的战争相比，纸上谈兵的奥运会只是国家的一场意淫，与其说这些运动员展现了人类的尊严和魅力，不如说他们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而这也是斯巴达的传统。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奥运观念仍然是斯巴达式的。对国家来说，这些被权力豢养的运动员与罗马角斗场的奴隶角斗士没有太大的不同；通过这些卖力的奴隶，权力在取乐的同时，也获得无与伦比的荣耀。奴隶再完美，也仍然是奴隶，光荣永远属于主子。
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其长子乌代一直担任伊拉克奥委会主席，如果运动员没有夺得冠军，他们就会受到严刑拷打，遭到惩罚的除了运动员，还有他们的领队、教练。金日成时代，以体育扬国威被作为朝鲜的国策；今年朝鲜已经传到第三代，让朝鲜国旗飘扬在伦敦奥运会就是向金日成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最大献礼。
三
“现代”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与竞争，这种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构成20世纪以来的人类主流文化；攀比、欲望、冷酷、嫉妒、焦虑、恐惧、仇恨……这些人性弱点被放大到极致，就如同国家主义发展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成为帝国主义。很多时候，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常常是一码事。当国家资本主义遇见奥运会时，常常会变成赤裸裸的金牌帝国主义。
在奥运历史上，最为臭名昭彰的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象征和平与文明的奥林匹克成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的盛大节日。法西斯第三帝国以奥运会的名义为自己披上了一副和平的面纱。极权主义者不惜巨资建设各种比赛场馆，印制成吨的广告，宣传纳粹德国“繁荣与昌盛”。
帝国电影大师丽芬斯塔尔为此拍摄了美轮美奂的《奥林匹亚》，这部堪称完美的纪录片成为美化极权主义的法西斯美学代表作。丽芬斯塔尔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这部影片歌颂整齐划一的军队般的体育精神，从而与法西斯主义在审美上高度统一。铁血冷酷的纳粹军队是一支丧失了基本人性和情感的战争机器，他们千人一面的无条件服从于领袖，以铁和血抹杀人类的良知。
反人性的法西斯美学基于人们内心一个可怕愿望：寻找救赎和偶像，逃避自由和生活的平庸。和战争一样，奥运会这种国家行为艺术展示了一种可怕的权力，它暗示人们按照国家的意图去行动去思考——每个人都是国家战车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只有在国家层面，这个螺丝钉才能产生价值；如果没有国家，每个人都是毫无意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从宙斯那里盗取了火种，因此古代奥运会有一个宗教性的点火仪式。人们在奥林匹亚祭坛上点燃火种后，手持火炬跑遍各城邦，传达奥运会即将开始的讯息，各城邦必须休战，忘掉仇恨与战争，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的竞技比赛。就这样，火炬成为和平的象征。在柏林奥运会上，这项古老的象征和平的火炬第一次被纳粹党点燃；讽刺的是，这支火炬带来的却是一场战争。柏林奥运会完全沦为纳粹德国战争预演和全民总动员；3年之后，德国与苏联联手一起瓜分波兰，整个欧洲变成了国家角逐的战场。当奥运会度过一个甲子之时，国际奥委会不得不为法西斯化的柏林奥运会进行检讨。
从柏林奥运会开始，政治就深深地嵌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之中，纳粹灭亡了，但作为纳粹主义基础的大民族沙文主义从此滥觞。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外实现野蛮侵略、扩张，对内贬低、歧视、排斥、强迫同化其他民族，甚至进行种族隔离，种族屠杀和灭绝。大民族沙文主义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民族）具有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
无论对内的民族矛盾还是对外的国家矛盾，政治斗争在一个全球化的奥运会上无孔不入。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宣布不愿和英法两国同时出现在奥运赛场，拒绝参加奥运会。同时，荷兰、西班牙和瑞士三国抗议苏联匈牙利事件，也拒绝参加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遭到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抵制。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代表团遭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袭击，奥运会与战争已经难以分清。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冷战的最典型案例，冷战背景下的东西两大阵营甚至因为互相抵制而放弃参赛，奥运会变成国家利益集团的家宴。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一些国家进行火炬传递时，遭到许多民间团体的阻挠和抗议。
因为一些比赛中两国政治关系微妙，最后的比赛结果远超出比赛本身的影响，比如朝鲜与美国、中国与日本、伊朗与以色列、英国与阿根廷。这常常已经不是两个运动员或者运动队之间的体育比赛，而是两个国家在优越感上的较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两次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伊朗运动员阿拉什因为不愿意与以色列选手对阵，宣布退出了这届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期间，俄罗斯突然发起了对格鲁吉亚的战争，而普京仍在北京的看台上泰然自若地观看比赛。在女子10米气手枪颁奖仪式上，正处于交战状态的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两国选手热烈拥抱并亲吻对方的脸颊，这一幕令很多人嘘唏不已。伦敦奥运会男足比赛中，韩国队以2比0战胜日本队，夺得铜牌。比赛结束后，韩国队的朴钟佑举起“独岛是我国领土”的标语在球场上慢跑，他随后被禁止参加颁奖仪式。
一个国家产生金牌狂热的原因有两种，或者出于民粹主义，或者出于意识形态。如果说英国属于前者，那么中国就属于后者。在伦敦奥运会上，没有英格兰人，没有苏格兰人，没有威尔士人，只有同一个米字旗下的英国人。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随着民族主义崛起而繁荣昌盛，从而成为人类制造的最可怕的利维坦。国家主义后来者居上，最终压倒了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只有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内才能获得生存。奥运会作为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盛宴，民族主义被拒之门外，奥运会因此也成为许多没有独立建国的边缘民族心中永远的痛。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军事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的话，那么民族反倒更体现出文明与文化的色彩。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对奥运会的主导进一步消解了人类民族的多元性，这无疑是对文明和文化的反动。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参赛的只有14个国家和311名运动员，奥运会只是欧洲和男人的奥运会；百年之后，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参赛国家（地区）已经达到204个，运动员超过10000名。奥运会完全变成了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奥运会。作为西方文明的典范，奥运文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文明。
四
如果说现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话，那么，奥运会的历史也是一部现代国家史。百年时间，全世界的国家数量翻了一番，民族独立成为这一个世纪的世界史主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同流合污，蔚为大观。民族走向国家的同时，人类也更趋于全球化。独立与自由，正成为全人类的最大认同。
现代的主题是竞争与功利。奥运会放大了这种竞争与功利，或许这就是现代。美国作家詹姆斯·帕特森的小说《伦敦罪——奥运惊魂》（重庆出版社）以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对现代奥运会的提出批判：贿赂国际奥委会委员、安保隐患、裁判不公、媒体不顾他人生命追逐收视率等违背奥运精神的丑闻。可以说，竞争既是政治的特性，也是商业的特性。奥运会在越来越政治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商业化，甚至陷入黑金丑闻。在2000年奥运会申办中，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悉尼方面，用金钱收买了拥有投票权的两名奥委会委员。类似的行贿丑闻几乎在每届奥运会申办过程都会出现，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大国和富国的奢侈游戏，那些小国和穷国只有作陪羡慕的份儿。
1976年的第21届奥运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天价投入造成10多亿美元的巨额亏空，致使该市的纳税人直到20多年后才还清这笔债务。为了15天的奥运会，使全市纳税人负债20多年，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奥运会工程因此被称为“蒙特利尔陷阱”。
事实上，除了少数几届奥运会（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大多数奥运会都无法避免“蒙特利尔陷阱”。大型运动场馆投资巨大，维护费用高昂，而利用率却极低，这种大国之间轮流摆阔的请客活动无疑是一种铺张浪费。从悉尼、雅典到北京，当初的奥运场馆即使不被拆除，也只能闲置荒废，这种沉没成本只能让纳税人埋单。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林匹克是一场灾难并不为过，很多城市因为民众务实的反对而放弃了申办，即使申办成功的国家和城市，仍不免引发大范围的民间杯葛和抗议浪潮。
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奥运会同样的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这只是一场关于不平等的比赛。民族与国家之间矛盾绝不是一个奥运会就可以解决的，但奥运会无疑一直是这种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因为歧视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长达30年缺席奥运会；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土著选手凯茜·弗里曼赢得女子400米金牌，这被人们视为白人与土著的和解。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德国队几乎没有犹太运动员，因为都被清洗了。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200米赛跑奥运金牌得主托米·史密斯在颁奖台上意外地宣扬改善黑人处境，遂被取消金牌。
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瑞士、安道尔和西班牙等国的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比赛，他们高举的是奥林匹克五环旗，演奏奥林匹克会歌。没有国家，奥运会还在。
在伦敦奥运会上，长跑运动员马里亚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明星。马里亚有28位亲人死于苏丹内战，16岁时他以难民身份到美国读书和训练。他不愿代表苏丹出赛奥运会，也无法代表美国。国际奥委会最终同意他以独立人士身份出赛。在上万名奥运参赛选手中，他是唯一一位不代表任何国家的独立运动员。马里亚称，他要为南苏丹逝去的生命而奔跑。
当体育不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时，体育才是体育，奥运会才会更加纯洁。
国家永远是功利主义的权力机器。当体育遇见国家时，奥运会就成为国家战车的一面旗帜。成王败寇的“金牌至上”使奥运会变成没有硝烟的战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不顾一切推行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战略，民主德国和苏联、罗马尼亚等国为了在奥运会上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将金牌第一视为整个国家的追求。
在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中，金牌与体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一场政治游戏。东德一度甚至将兴奋剂作为国家策略，为了金牌不惜损害运动员的身体和比赛规则，结果造成100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马修斯在《硬球》中说：“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在这种极权主义体制下，只有金牌，而没有体育，更不存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运动员；所有的一切都是权力的延伸和手段。柏林墙倒塌之后，统一的德国更强大了，虽然再也没有获得过那么多金牌，但体育却回归了。
金牌永远不是体育，体育也永远不是政治。只有在一个畸形的体制下，才会将一切变成肮脏的政治。
五
很大程度上，奥运会只是竞技体育范围内的比赛；相对而言，商业体育与大众体育才是体育的主流。在商业体育和大众体育被窒息的国家，往往会将竞技体育看作救命稻草，以维护体育和政治的面子。在金牌崇拜下，最缺少社会基础的项目，如体操、跳水、举重、帆船、击剑、射击，常常会作为国家战略而得到大量支持，这种心态完全是一个国家对民众不负责任和政治自卑的体现；国家得到了最多的金牌，却与民众和体育没有丝毫关系。对金牌体育的狂热和奥运举国体制其实传递的是国家的极度焦虑——权力当局对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试图以金牌和“胜利”来营造成功、强盛、优越的权力合法性。一个个运动员都只是维护暴力极权合法性的祭品，一块块奥运金牌的唯一作用不过是弥补权力合法性的缺失，粉饰政治的不正义。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1988年汉城奥运会都是最具历史节点的——专制的历史即将走向终结。在一种夕阳西下的回光返照中，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权力阵营将奥运会变成“举国体制”的展示台。苏联以55枚金牌击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东德与美国均获得37枚金牌，但东德人口只有美国的1/20。无论从人口上还是经济上，西德都比东德强大很多倍，但只获得11枚金牌，不及东德的1/3，就连蕞尔小国的家匈牙利（11枚金牌）、保加利亚（10枚）和罗马尼亚（7枚）也远胜欧洲大国法国、意大利。奥运会结束之后不久，这些金牌大国如果服用春药过量的嫖客，无可奈何地走向崩溃，很难说清楚金牌与国家之间，谁为谁陪葬。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火热的汉城之夏，来自古希腊的奥运圣火不仅带来了体育文明，也带来政治文明，韩国——这个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国家实现华丽转型，蝶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不得不承认，奥运会改变了一个国家。
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几乎成为全世界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或者说，是唯一一个依然健在的“老大哥”。中国不仅继承了苏联的航空母舰，也继承了苏联和东德的金牌举国体制。在中国眼中，奥运会就是一场战争，而对手就是象征人类普世文明的美国。这种不可思议的“冷战”思维促使中国奥运金牌工程成为一种变相的国防伟业，正如一名中国体育官员（魏纪中）直言不讳：“奥运会是文化战的一部分。中美文化战中，单就文化而言，中国非常弱，唯一能与美国较量的就是体育领域。”这其实是传统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思想的残留。当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因为打球而鸡犬升天，遂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论文，说要带着敌情训练，要把乒乓球当做蒋介石的脑袋来打。因此颇受毛万岁青睐。
一个四肢发达的体育运动员因为体育比赛和金牌而封官加爵，这也是体育政治化的极端体现。在一种狂热的权力崇拜和政治迷信下，体育精神荡然无存。正如北韩运动员崇拜金太阳，中国运动员也有自己的太阳。毛万岁早已成为一个幽灵，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他具有无限的力量。孔令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冠时戴着毛万岁的像章，此后中国队奥运出征前都要到韶山朝圣，以获得毛万岁的保佑；林丹夺冠后更是将一切成胜利归功于毛万岁的在天之灵。
值得一提的是，魏纪中所说的体育领域并不是商业体育和大众体育。作为商业体育的代表，从谢亚龙到南勇，中国足协与中超联赛已经完全黑化腐烂；大众体育则聊胜于无。因此，金牌导向下的竞技体育就成为这个国家眼中的面子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是存在的根本，无论里子怎么烂，只要有一个镀金的面子，那就会感觉自己真的修成了金身。
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既跟奥林匹克没有任何渊源，甚至与现代体育也没有什么缘分。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派出140余人的代表团参加了30个比赛项目，几乎都没有通过初赛，也没有取得奖牌。但中国武术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甚至令希特勒都倍感惊奇。如果因为未能获得奖牌而嘲笑中国“东亚病夫”，无疑是十分浅薄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有“不争”的传统，这其实也是奥运精神的真正内涵。
除过武术多少与强身健体的现代体育有些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几乎难以找到其他可以叫做体育的游戏，除过杂技、拔河、秋千、舞狮、龙舟等民间运动，中国真正的全民运动是麻将——一种玩心眼斗心计的“高雅游戏”。与古希腊文化对身体和力量的崇拜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其鄙视身体的，中国人对服装的功用主要是为了遮挡“丑陋的身体”。中国推崇“劳心者”而轻视“劳力者”，因此体育在中国从来都是低贱的事情。这种鄙视与古罗马的奴隶角斗士制度颇有相似处。
讽刺的是，在金牌这个政治面子的紧迫需求下，对体育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中国愣是成为金牌专业户。事实上，这完全依赖于一大群来自社会最底层、吃苦耐劳、向往国家包养福利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一旦体育被纳入权力体制，特别是在一些机械刻板苦力的边缘比赛项目上，中国依靠用之不竭的国民财富，其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往往令世人惊叹不已。但这种金牌上的“成功”并没有改善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失败——无论是国际外交还是竞技场上，中国遭遇到普遍的敌意和偏见。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奥委会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为中国合法政权，直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正式取代了“中华民国”。台湾当局一度退出奥运会，直到后来取得了“中华台北”的名义，但始终拒绝使用“中国台北”。1984年，中国派出225名运动员的庞大代表团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从此开始了一场奥运史上空前绝后的挥金如土的金牌征途。
六
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没有体育，只有政治意义上的金牌，因为体育是一种审美，是强身健体，是对身体的尊重与崇拜，而不是其他。
中国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李力研披露，中国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投入约10亿，到2000年悉尼奥运时已涨到50亿。雅典奥运备战4年约耗费200亿，按中国夺得32面金牌计，每枚金牌成本超过了6亿。为了金牌，中国政府“走出去请进来”，几乎将全世界优秀的体育教练尽收囊中；如果可以购买运动员，想来中国一定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买家。中国游泳队为澳大利亚教练伍德支付了高出数倍的天价高薪，果然出现了叶诗文和孙杨这样的“天才”。仅孙杨一人海外训练的投入就在200万元以上，而他的整个训练团队两年多海外训练的总费用近千万元。伍德说：“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很多钱。我乐意与他们合作。中国人的哲学是，他们想要做到最好。”
相比之下，在大多数体育传统良好的正常国家，一方面体育比赛完全由个人和民间承担；另一方面体育仍是一件业余性的运动，很多运动员有他本身的职业，或者小商人，或者教师，依靠比赛谋生的职业运动员并不是主流。
以美国为例，除了篮球运动员之外，美国的绝大多数奥运会运动员都是业余运动员，他们自费参加俱乐部训练，自费聘请教练，自费参加奥林匹克选拔赛，仅仅是入选后为参加奥运会，才由美国奥委会赞助机票和食宿，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报酬。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7名哈佛学生代表美国队来到雅典，力助美国勇夺金牌榜第一。接下来的116年，总共有222位曾在哈佛就学或执教者以运动员、教练或组织者的身份参加过冬季和夏季奥运会，其中有77位奖牌获得者，共夺得43金40银20铜。参加伦敦奥运会女子1500米比赛的美国田径运动员ShannonRowbury毕业于杜克大学，本科主修英语与戏剧，硕士则是电影研究与女性研究。
一些成功的运动员可以通过商业比赛或商业代言获得不错的收入，但大多数运动员在成功之前是很艰辛的：新西兰一跆拳道运动员为筹奥运经费开妓院；以色列一射击选手开网店卖T恤奖牌赚路费；美国花样游泳女队因无政府资助，被迫以卖艺赚取比赛经费；日本一射击选手在运动场当清洁工来减免训练费……
美国体操新秀盖比·道格拉斯在伦敦奥运会女子体操比赛获得两块金牌，成为奥运体操史上的首位黑人全能冠军，但盖比所有的费用都由自己的母亲承担，家庭甚至因此而濒临破产。盖比的妈妈感叹：“体操是一项很昂贵的运动。”事实上，体育从来就是一项贵族游戏，而蓄养职业运动员向来都是大财团和国家的专利。
比起道格拉斯来，罗德的奥运之旅更加“神奇”：奥运会时，她买了去伦敦的机票，结果航班被取消了。只好重新再买一张机票，不幸又被自家小狗把票吃了。最不幸的是在比赛头一天晚上，比赛用枪竟然在车中被盗……32岁的吉姆·罗德在决赛中拿着当地社区赠给她的枪出战，一举打破奥运纪录，夺得女子双向飞碟冠军。
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因为无关大众福祉，国家一般在奥运会上的公共投入也要小得多。2003年日本运动振兴基金会对竞技体育的支援和投资为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500万元。备战奥运会4年的经费合2亿多人民币。韩国直到取得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才设立了体育部，每年国家投入为150亿韩元，约合1亿多人民币。对商业足球发展极为成功的英国来说，奥运项目主要资金来自1994年创立的国家彩票基金。
金牌大户苏联帝国参加过9届奥运会，5次获得奖牌榜第一，其余4次获得第二，一时风头无两。这种政绩辉煌并未改变整个帝国覆灭的命运。回归俄罗斯时代之后，即使普京被讽为“新沙皇”，也无法挽回体育的政治作用迅速降低，俄罗斯政府每年的体育经费只相当于1亿多人民币；从雅典奥运会后虽然有所增加，但每年也不超过2亿人民币。虽然投入与成绩有关，但金牌并不全是烧钱就可以得来的，俄罗斯人取得一枚奥运金牌的投入成本大约是250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人的金牌代价要高出数十倍，BBC说“中国培养一位运动员要10亿人民币”。
作为真正的体育大国和奥运强国，美国素来不愿在竞技体育上“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同大多数正常国家一样，美国奥委会也属于民间组织，没有来自美国政府的一分钱投入，所有的资金均来自社会、团体、和企业等的赞助。在取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主办权之后，美国首次颁布新体育法，资助美国奥委会3600万美元，整个雅典奥运会，美国政府投入达到3．8亿美元，但这笔巨款也仅相当于中国投入的1/20。众所周知，无论在成绩上还是金牌数量上，中国常常不及美国。
七
从历史角度来说，中国的金牌崇拜与奥运狂热或许来自于“东亚病夫”情结。这种自卑导致对西方文化的极端功利化崇拜，比如对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的病态渴望。
中国过分看重国际比赛的成绩，其实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名分”；从深层次上来说，是面对西方世界的劣等感和自卑感在作祟，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始终拒绝世界而作为世界的“他者”的结果。对中国来说，天下有两个“世界”：中国与西方，甚至是中国与世界（外国）。事实上，这种心态也普遍存在于日本和韩国。伦敦奥运会期间，新余刘先生观看奥运会吊环比赛时，因怀疑裁判不公致陈一冰屈居亚军，盛怒之下将电视遥控器摔个粉碎。正洗衣服的妻子见状温顺地劝慰了几句，竟被其责骂是“卖国”“汉奸”，还挨了一顿暴打。
这种“东亚病夫”情结完全是现代全球化的产物，其起源于19世纪末期，一些中国启蒙思想家以此批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晚清天朝体制。在当时的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下，女真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暴露出在政治上的严重落后，政权的合法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东亚病夫”原指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传统的东亚文明体系随着中国的没落而崩溃，现代世界进入到西方文明语境之下，中国被逐渐边缘化。从“东亚病夫”到“开除地球球籍”，这些外来压力使中国开始了融入世界主流的过程。联合国和奥运会接纳了中国，但这种语境仍然是西方式的，中国只是这个现代文明体系的过客和看客。换言之，中国从未进入到现代世界体系的主流之列，更缺乏相应的话语权。
从深层结构上，现代中国仍然是那个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国；中国无意于创建一个东方文明体系，而是致力于在内部维护一个传统的权力秩序。这种权力语境完全是中国式的外圆内方，所有的一切——包括体育——都只是权力的延伸和展现，每个人都只是权力的工具——运动员也不例外。事实上，比起天文数字的金钱投入来，作为国家工具和权力载体的运动员所付出的代价更加令人痛惜。
在奥运赛场的辉煌背后，中国各地体校中无数“被国家选中”的儿童需要承受每天数小时的魔鬼训练，这些远离家人的孩子从小就与世隔绝，过着军营加监狱般的生活，甚至没有休假。他们唯一的价值和希望就是长大后能实现冠军梦，为祖国争光。这些被国家利用的“职业运动员”形同孤儿，不能接受正常的文化课教育，更不用说家庭温暖，因此造成普遍的职业缺陷和人格缺残，酿成个人和社会的悲剧。23岁的林清峰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举重金牌，6年来他的父亲第一次看见儿子，还是在电视上。这是怎样的悲情与残忍。
孙杨和叶诗文名利双收，甚至要为他们塑像。然而一将成万骨枯，在成功的金字塔下面，是更多的失败者，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可想而知。即使那些幸运儿，一旦对国家失去了利用价值，其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不再参加比赛运动员其实只是一个可怜的文盲而已。曾经获得过世界技巧锦标赛冠军的中国运动员刘菲说：“我现在真是后悔走上体育这条路。鲜花、掌声、鲜艳的红旗已经离我远去。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我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没有基本的生活费……”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素有“小奥运”之称。中国国家体操队运动员张尚武曾在2001年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男子体操团体和吊环两枚金牌，2003年因落选雅典奥运会。退役后的张尚武无以为生，多次行窃入狱。刑满释放后，张尚武辗转石家庄、天津、北京，仍然只能以卖艺乞讨为生。
虽然中国几乎没有几个人练习跨栏，但刘翔却因为跨栏成为“国家英雄”，甚至“黄种人的骄傲”，进而红袍加身成为人大代表。从2008年开始，刘翔从一个运动员变成了富豪和明星，“刘翔”作为商标已经被注册了34次，体育反倒成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刘翔专用的比赛号码——1356——被解释为13亿人和56个民族；就这样，刘翔“代表”了中国。当一个奔跑者沦为权力和金钱的棋子后，他也就失去了自由。“始于12秒87，终于12年8月7日。”在伦敦赛场，与北京奥运会如出一辙，刘翔戏剧性地倒下了……“刘翔曾经的辉煌给举国体制一个盾牌，如今，这个盾牌会因为失败而被万箭穿心”（风青杨）。《东方卫报》在头版推出这样的标题：“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苹果日报》的标题是“刘翔假跑，主播假哭，领导知情，玩弄13亿人。”当国家电视台一班人为这场煽情大戏如丧考妣时，体育不仅政治化，而且娱乐化了，竞技越来越像演技，运动员越来越像演员，奥运会越来越像奥斯卡。
八
在历史上，中国权力传统从来都对健康的身体充满忌讳和仇视，对男性生殖器摧残的太监制度和对女性双足摧残的缠足习惯源远流长。当体育这种张扬身体之美和健康之美的现代文明进入阴暗的权力体系后，体育就变成一场病态的摧残运动。
在金牌生产线上，一些女运动员变得比男人还男人，从而丧失了女性功能；残酷的训练使很多运动员长期伤病缠身，甚至终身残疾。刘翔在奥运会上脚跟腱断裂，有专家称其极有可能在轮椅上度过后半生。事实上，因为过度的训练和比赛造成身体残疾的大有人在，体育成为“职业病”的最大制造者，甚至说体育竟然使人残疾，这无疑是权力对体育最大的嘲讽。
与政治运动的狂热相比，中国对体育运动会的狂热毫不逊色。从全国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到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全国老年人运动会、全国冰雪运动会、全国水上运动会，再加上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东亚运动会、世界运动会，大概全世界都没有像中国这样“运动狂”、“比赛狂”、“金牌狂”和“焰火狂”。
在公民和公民权利缺失的政治格局下，好大喜功的国家权力根本不受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为了虚荣攀比常常不惜一切代价。据统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投入逾3000亿人民币（420亿美元），超过现代奥运诞生108年来所有奥运会投资的总和。有民间调查后认为实际花费达13700亿元，比3000亿翻了两番。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总投入2577亿元，比之前的北京亚运会高出50到100倍。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总投入超2000亿元。
深圳在世界大运会期间，严厉的安保措施令偌大深圳犹如鬼城，港媒称深圳在摆“空城计”。不仅8万多名上访人员等“治安高危人群”被驱离深圳，还强拆“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村，更不用说菜刀实名制，以及对人流物流的非正常限制。
在同样的金牌政绩排行榜上，如果说奥运会是国家的狂欢节，那么全运会就是中国各地方诸侯的权力大比拼。一个个巍峨怪异、大而无用的比赛场馆就是地方土皇帝的金字塔。在道德沦丧的中国，体育和比赛似乎正成为一种宗教，其实真正的宗教是金钱和权力。讽刺的是，这些金钱和权力本身就是不正义和不道德的结果。
体育比赛加上官场的竞争传统，中国全运会将体育彻底中国化和官场化。从2001年广州九运会开始，全运会就被称为“钱运会”（不是惨死的中国村长钱云会）。体育比赛场馆建设越来越气派，开闭幕式越来越豪华。2009年的第11届全运会在济南举行，2000亿的可怕投入使其与北京奥运会亦不遑多让。如今第12届全运会再次迫近，作为主办者沈阳面对天文数字的“钱运会”灾难，不得不发动公权力对底层群体进行劫掠式罚款，以此敛聚不义之财。比如超市卖牙签，没有森林砍伐证罚5000，豆腐作坊员工不戴口罩罚5000……此举引发全市大规模商铺罢市。这使人很难相信仅仅是为了一场体育比赛。
作为火药的原创地，中国人对火药的最大用途不是杀人（虽然也没少杀人），而是制作烟花。对权力来说，没有什么比绚丽多彩转瞬即逝的昂贵焰火更能显示其荣耀与奢华。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不仅将运动会变成了开幕式表演，甚至变成了焰火表演。北京奥运会时，媒体称“本届奥运会燃放的烟花数量为历届奥运会之最，总数达12万多发，是以往所有28届奥运会燃放的总数的4倍，创世界吉尼斯纪录”；这个记录只保持了2年，到广州亚运会的开幕，“燃放烟花总数为16万发，比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多，而其中三项特别的创意将申请吉尼斯纪录。”令人费解的是，伦敦开幕式的焰火同样惊心动魄富有创意，同样从中国采买，却只花了区区60万，相比北京开幕式焰火费用的1800万，只有后者的1/30。
作为全球最为挥金如土的政府，巨大的运动会支出一方面营造了权力的浮华与虚荣，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挥霍与分肥的良机。中国官方记者纷纷抱怨伦敦奥运村饮食昂贵，而当年在北京奥运会1美元可任意吃喝。北京奥运会发放的免费矿泉水，就足够叫英国政府破产。英国《每日邮报》爆料，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官员一顿午餐的花费就达44660英镑，合人民币45万元，仅一瓶轩尼诗就将近2万英镑。这种奢靡令西方文明世界一片哗然，其实这在权力腐败无处不在的中国根本算不得新闻。
九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国终于梦想成真成为金牌大国，但这一切成功与每一个中国人似乎没有丝毫关系，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正成为环境污染和食品卫生双重失控下的“癌症大国”。“德国之声”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为了少数富人的特权而损害大多数穷人的体育福利；举国体制是一个由明星运动员、天价教练和腐败官僚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举国体制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力鸦片。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模式”其实不过只是国家民退、国强民弱的权力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国模式”的一种投射。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群真实的“白衣天使”和“病床”上的孩子最为引人瞩目。英国的医疗系统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也是英国人最引以为荣的，而在中国，免费医疗仍然只是少数人富人的特权。当大多数公民老无所养，病无所医时，再多的金牌也证明不了这个国家“没病”。从“英国病人”到“东亚病夫”，“幽默”变成了“黑色幽默”。
就体育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踏上过塑胶跑道，很多县城连正经运动场都没有，而学校机关的运动场很少对社会开放。日本的人均体育场面积是19平米，中国是1.04平米，且基本都是学校的体育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与日本相差10岁。据说美国90%的人会游泳，公共泳池遍布大小城镇；而中国会游泳的人不到10%，北京一场暴雨就使许多人在回家的路上被活活淹死。有调查显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初中生，日本65.4%，中国仅8%。中国体育人口与人均体育器械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日报》不得不承认：“我国青少年身体形态方面与日韩存在差距；身体素质方面，我国青少年明显落后于日本青少年”。中国官方刚刚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最近15年，中国人的患病次数增加了20%，而超过80%的成年人从不锻炼身体。
柏林墙倒塌之后，统一的德国回归体育文明。远离金牌的体育才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大国。如今的德国民间体育活动非常发达，德国体育联合总下属分会达到85000个，注册会员超过26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2%，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这才是真正的全民体育。在三个代表的中国，每一个的思想、意志和感情都已经被国家“代表”，比如“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之类；最终，连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例外，正如崔永元所说：“一个用举国体制搞体育的国家，说白了就是国家圈养一些运动员代表你锻炼身体，把大多数本该用来全民健身的钱都挪用了。锻炼身体这事儿能由别人代表吗？而且体育举国体制是特残酷的一件事，背后满是肮脏和腐败。”
不可否认，体育——特别是奥运会——对提升国家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金牌并不一定是加分，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中国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一直名列金牌榜前茅，甚至大多数奥运会比赛用品和纪念品都是“中国制造”，无奈这些“中国现象”对改善中国形象助益不大。据数年前关于国家品牌价值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德国制造”的价值约为4.5820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7%；“美国制造”的价值高达17.8930万亿美元，列全球第一；其后是“日本制造”，价值6.2050万亿美元左右。此外，“德国制造”不仅指德国的机械设备或汽车更好卖，而且来自德国的管理人员也会比来自土耳其或南非的经理更容易谋到职位。与之相比，中国则拥有一个商业“低价”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常与低价、劣质相联。经济学上有个规律，即垄断者参与市场竞争必败。这也正好印证了一个常常被人忽视重要细节，即一般外国体育明星代言的多是价值极高的奢侈品牌，而中国运动员代言的多是大众化甚至低可信度商品，比如国产奶粉。
对缺乏体育传统的中国来说，对金牌和名次的疯狂崇拜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也广泛的反应在社会层面。这种畸形的等级心态与中国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和分数崇拜一脉相承。中国教育消磨了一个人对学习和思考的乐趣，甚至删除了人格本身，教育成为愚民的洗脑。最为典型的当推苏联帝国发明所谓“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老大哥覆灭之后，“奥数”在中国终于发扬光大，几乎成为一种摧残中国孩子的狂热的邪教。在同一种体制下，金牌体育扼杀了体育的乐趣，玷污了体育和公民的尊严，使体育成为对身体和个性的摧残，运动员只是国家体制下的一个比赛机器，或者说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
最为讽刺的是，一方面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少年体校，另一方面大多数学校却常常取消体育课，原因是体育不是高考科目。如果仔细打量，就会发现中国的金牌体育也恰好是与中国教育杂交的结果。少年体校就是国营的金牌制造厂，正如大学是国营的文凭制造厂。作为中国体育的真正成功者，姚明曾说：“体育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如果一块金牌可以超越我们的价值观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比金牌低。”
在一个虚荣大于一切的国家看来，除过金牌和名次，体育什么都不是，而运动员只是一个“奖牌机器”或者“比赛机器人”。这种国家主义功利完全扭曲了体育精神，让体育变成一场金牌囤积比赛。在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数量第一的中国几乎囊括了大多数缺乏商业基础和大众基础的边缘项目，但在奥运会主流的田径和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项目上，中国几乎从来都不在现场。在伦敦奥运会上，美国从三大球上获得3块金牌，而中国队基本与伦敦无缘，这才是体育的真相。从某种意义上，充分展现人类才智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足球、篮球、排球（或许还包括橄榄球、棒球和冰球）才是真正的体育。相比之下，许多金牌项目只是马戏团里的杂耍表演。中国倾举国之力，以巨额金钱堆砌的职业运动员去击败一个自费的业余选手，岂止是胜之不武。从这种投机取巧欺软怕硬的金牌策略来说，所谓金牌大户其实也仅是一个数字上的金牌大户，跟真正主流的体育和体育大国一点边儿都沾不上。
十
从本质上来说，体育是每个人的事情，或者说体育应是一种最草根的人类运动，但这种运动一旦进入国家主义的语境，就被强行体制化了；体育被消除了草根性和参与感，被异化为用来观赏和比赛的精英行为，体育因此不在人间。这种金牌体育与登月计划一样，只是对权力美学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对大众健康和社会审美的雪里送炭。
奥运会有句名言：体育不分国界。然而运动员却是分国界的。在国家主义主导下，体育完全沦为一种政治工具和权力手段。除过权力、技术和金钱，还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幕后交易，一切都是为了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63公斤级组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迈娅-马内扎以总成绩245公斤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并夺得冠军，她与女子举重53公斤级冠军祖尔菲娅一样都是来自中国的“交流选手”。祖尔菲娅原名赵常玲，迈娅-马内扎原名姚丽。“我只是随家人在中国短暂生活过10年，我的心代表的是哈萨克斯坦。”诡异的是，与“迈娅-马内扎”角逐金牌的中国选手周俊完全是个毫无实力和经验的“菜鸟”，而且有严重伤病；直到踏上飞往伦敦的飞机，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穿上中国队队服的。
在权力社会越来越被权利社会取代的当下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权力集团正将奥运会变成一场中国权力秀。在举国体制下，体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运动，比赛不再是一种民间性的活动，金牌完全变成了中国崛起的象征。金牌第一就是要证明中国第一。奥运会本来只是一场民间性的体育运动会，但在报道伦敦奥运的7000名记者中，来自中国的记者就占三分之一，而且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属于中国官方。
当体育变成国家行为时，一切都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政治在中国从来都是阴谋、势利和冷酷的。1996年，离开“马家军”的王军霞出人意料地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米跑金牌，这位中国最出色的田径运动员被誉为“东方神鹿”。然后当她回到中国后，等待她却是“死亡威胁”；尽管她年仅23岁，正处运动黄金期，但不得不黯然退役。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赛艇选手被测出兴奋剂阳性，加上之前中国游泳队兴奋剂丑闻，使“惟金是图”的中国参赛者集体蒙羞，以至于叶诗文获胜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仍是“你是否服用了兴奋剂？”
在权力语境下，体育完全沦为不择手段的金牌政绩工程，“一金遮百丑”。中国羽毛球队因为故意输球遭到严厉惩罚，始作俑者李永波在林丹获胜后竟然将5枚别人的金牌挂在自己脖子上。同样两个中国选手，易思玲得了金牌，喻丹得了铜牌，但得到的待遇却天壤之别，国务院发的贺电上没有喻丹的名字，CCTV连一个喻丹的特写镜头都没有。有网友说：“在这个不懂得尊重的国度里，除了金牌本身，没有任何伟大”。两届世锦赛冠军吴景彪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仅获得银牌。面对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吴景彪突然情绪失控，连连鞠躬道歉，痛哭流涕地说，“我有愧于祖国，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女子双人3米板金牌得主吴敏霞的母亲为了让她专心训练，竟将自己患乳腺肿瘤的事情隐瞒了8年之久，就连外公外婆去世也瞒着她。据说在一场比赛进行时，某地方官员和媒体将参赛运动员的农民父母接到县城宾馆观战，结果该运动员未获金牌，官员记者遂扔下一对老人离去。
体育是一种共同的人类语言，体育的存在不需要国家；体育的最大基础是身体，体育的最大共识是人类；只有在一个国家主义垄断一切的地方，体育才沦为国家的一部分，从而失去了体育自身的独立性。作为中国体育的另类，丁俊晖和李娜为人们展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远离国家和政治。曾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的李娜说：“我打网球不是为了国家。”面对无数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批评，李娜毅然离开中国国家队，以德国等海外为基地，凭借一己之力成长为世界一流选手。在伦敦奥运会上，李娜虽然铩羽而归，但她很快就在美网决赛中证明了自己真正的实力。比赛显示了人类对公平的理想与崇拜，站在奥运赛场，每一个运动员都应当为自己作为人类公民为感到骄傲；这里没有政客和阴谋，这里也没有战争与集中营，只有从体育层面上，人权才真正的显示出其普世的魅力。
印度参加奥运会的历史要比中国悠久得多，但获得的奖牌却屈指可数，这倒充分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作为人口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大国，印度没有获得一块金牌，甚至连一点努力都没有，几乎对奥运会视而不见。它既不支持也不阻挡本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实际上，印度完全称得上一个体育大国，板球运动具有极广泛的社会基础，而瑜伽更是成为中国城市白领的时尚运动。与印度类似，加拿大也总是获得很少的奖牌，但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加拿大人更热衷体育，跑步、游泳、打球、划船、溜冰、滑雪……体育和休闲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生理本能。国家对体育正常介入应当是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和开放，而不是不择手段地从外国人手中抢来更多的奖牌。可以说，只有身体健康的人心理才健康，金牌下的身体常常是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完全来自于人们心理的病态。王军霞曾经在她的微博上转发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能不能办世博、能不能办亚运，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的下订单，而是在于让公民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地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宝马撞，想吃什么都不用担心会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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