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闭幕三次的“北京独立影像展”

　　2012年8月18日，在北京东郊宋庄“原创艺术中心”举行的“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放映独立制作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影片开映半小时左右，遭遇拉闸停电。前来看电影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坐在了黑暗当中。有人马上发微博说，这是“史上最短影展”，刚开幕就闭幕了。
 　　实际上影片的展映并没有停止。“北京独立影像展”本来就没有固定影院，是在宋庄不同的艺术家工作室里放映，得益于艺术家们个人的支持。去年同期也发生过同样遭遇干扰的现象，开幕式原定的地点被取消，后来撤到了栗宪庭先生自己的小院里。这里本来是他的住家，现在成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这个基金会是“北京独立影像展”的主办方。
 　　继续放映当然继续受到压力。8月23日晚，在基金会办公室贴出公告，是栗宪庭本人用毛笔书写的：“接政府有关领导的通知，‘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提前于今日闭幕，特此告示。”落款为“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组委会”。 栗先生的字体很像他本人，外柔内刚。
 　　栗先生同时还说：“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停展’的告示是我写的，时过23年，又写了独立影像展的停展告示。无语……。”有人将这段话放到了新浪微博上，但是很快遭到删除。此前传得很广的关于开幕式的微博，此时也尸骨无存。
 　　听主办人员介绍，早在春节之后，“有关方面”就对今年的影展不断进行问讯和干预。主办方必须不停地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解释。上面的意思很明确，即停办。援引的依据，是2001年底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2号）。据称影展涉及该条例的范围很广，包括第一章“总则”里面的第二条、第五条；第三章“电影审查”中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章“电影发行和放映”中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六章“电影事业的保障”中的第五十三条；第七章“罚则”中的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
 　　简单地说，所涉及的条款指向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影展需要正式报批给国家电影管理部门，获得批准方可举办；第二，用影展统筹张琪小姐的话来说，影片的内容涉及“煽动性的”及“社会阴暗面”的问题。
 　　对于需要报批的要求，栗宪庭先生的解释是：这个影展是他个人工作室的内容，展映的影片属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它们有着与电影工业、商业片、娱乐片完全不同的起点。因此，没有必要报批。也没有明文规定说，展示运用DV拍成的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一定需要报批。张琪小姐则介绍，她在与“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时说，这种影展即使办100期，也不需要报批。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样式，它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因为独立电影是一种电影传统，它主要与美学精神、资金模式及放映模式有关，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于2006年成立。栗宪庭先生本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锋艺术的促进者、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他先是认识了一些做独立电影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学画出身，后来陆续看了一些片子，感受颇深，觉得要帮独立电影一把。他能够想到的就是请“富裕起来的艺术家出资做这个公益事业”。他想到的第一个赞助人是艺术家方力钧，方先生立即答应给十万元。但方力钧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愿意将钱给栗宪庭本人，但是担心如果栗先生从宋庄美术馆离任，这批电影收藏是否能够被善待，支持独立电影的计划能够得到继续。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其他艺术家的赞助逐渐形成了一个基金会，以栗宪庭自己的名字命名。
 　　这个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有收藏独立制作电影、资助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尤其是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举办两场独立电影展映，其中春天的那场（通常是五月初）为“纪录片交流周”；秋天那场（通常是十月份），最先的命名有“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北京独立电影展”，后来改为现在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原定于2011年5月初的“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停办。
 　　目前全国的独立影展映主要有这样几个平台：昆明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以纪录片为主，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特色地区，拥有人类学纪录片的背景，两年一度；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一年一度，独立制作剧情片在这个平台上受到特别关注，同时有实验电影展播。新兴的有“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周”，北京朝阳区的“北京新青年独立影像展”、西安的“亚洲民间影像展”等。这些影展都同时对外开放，来自国外的纪录片、实验电影也有放映。2009年我参加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纪录片占了较大比例。
 　　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起步不是最早，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电影展映的重要平台。它受到“关注”和承受压力是2010年之后的事情，这个应该与大环境某些气候变化有关。其他影展偶尔也会遇到干扰，比如2007年我担任评委的“云之南”，展映的地点从昆明移到了大理，因为影展中出现了某位敏感人士的作品。
 　　一些值得关注的独立电影
 　　“北京独立影像展”展映影片分为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个单元。8月26日上午，这三个单元的评委们集中到一起，深入分享了观片经验，评出了各自单元的获奖影片；26日晚间七点多钟，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及颁奖仪式。栗宪庭先生在发言中肯定了“本届影展闭幕了三次”提法（郝建语），在场的人们大笑不已。
 　　如果这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项当中，选出一项能够覆盖其他两项，最能够体现独立电影的精神，那么只能是实验电影。实验电影更能够代表独立电影根基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东西，即追求影像本身的创新性。在《持摄影机的人》（1928，维尔托夫，苏联）这部影片中，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手持摄影机的人，面对世界的那种新奇和惊讶的感觉，如烟火般展现的剪辑、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效果，将一个新世界呈现在人们眼前，摄影机成了人们“延伸了的眼睛”。
 　　实际上，世界并没有改变，只是人们感知它的方式改变了。最终被改变的是人自身，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人们面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影像有多少可能性，世界与人们就有多少可能性。探索影像的边际和极限，也是探索人的想象力的极限及边际。如果说具有颠覆性，那么实验电影的本性就是颠覆，它有自己小小的传统和内行的眼光。
 　　在宋庄这个先锋艺术家云集的地方，影展留出“实验电影”这样一个单元，真是太恰当不过了。艺术家们自己掏钱支持独立电影，提供自己的工作室作为展映场所，也应该有这个因素。在根子上，实验电影与先锋艺术是相通的，这也是现在更名为“独立影像展”的原因之一，必须包含纯粹是影像方面的探索实验。实话实说，这部分的内容如果拿到电影局去报批，恐怕没有人会看得明白，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能够用来衡量。也实话实说，中国实验电影的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这次影展上获“实验创新奖”的两个作品，作者都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瓢虫哀歌》（近藤聪乃，日本）、《所有的行都流出来》（林育荣，新加坡）。
 　　这次影展，剧情片也有了明显长足的进展，它是竞争最激烈的那个单元。无奈只有两个奖项，当选者只能是一个长片一个短片。三位评委张真、章明和陈翠梅深感不足，于是影展向组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在不增加奖项的前提之下，特别推荐几部影片，以资鼓励。最后评奖结果如下：优秀剧情片奖：郑阔的《南风》（长片）和陈莉华的《马拉自在》（短片），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为黄骥的《鸡蛋与石头》、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和杨明明的《女导演》。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还有一个电影学校，每年暑期开班，训练时间约四周。《南风》的导演郑阔正是这个电影学校2009年的学员。他毕业之后拍摄了两个纪录片《789站》和《暖冬》，《南风》是他去年在辽宁葫芦岛拍摄完成的首部剧情长片，这次影展也是这部片子的首映。郑阔声称他与共同拍摄的朋友孙杨都喜欢北野武、纽承泽，喜欢《教父》和香港电影古惑仔系列。这部片子里也明显有向《美国往事》致敬的细节，包括感伤的音乐及其他。独立制作一部黑帮片，存在多少难度啊，但是他们却完成了，影片放映时激起观众极大的兴趣。
 　　在观看这部片子时，竟然令我时时联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审查制度诞生前后。电影这个东西，天生具有一种面向现实的本能，面向那些野性的当下现实、社会的阴暗面甚至黑暗面。当年美国也是因为电影中突然涌进了大量丑陋现实的内容，促使了电影审查制度的诞生。与中国不同的是，那是行业协会内部的自律章程。这部《南风》几乎每走一步，都突破了当今中国审查制度的框架，但是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这部电影出现了如下情节：警察包养妓女却不付钱，而是由妓女每月按时向警察交保护费；为泄私愤他在办公室里残忍地将一个小混混打得满脸是血，最终由更大的黑社会头儿出面摆平这件事；政府部门通过领导的秘书牵线，将拆迁的“钉子户”交给黑社会去解决。影片中还有全裸镜头，警察与妓女之间的S/M，浴池里的砍杀，跑向大街的裸体被追杀者，这些显然为今天的审查尺度所不容，但是它们却绝对电影属性。对于电影人来说，这属于控制不住的电影本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出台电影的分级制度。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与现有审查制度的冲突，并不是独立电影“独立”的最终理由。更重要的是另类气质，在影像或精神方面的另类探索。一部拥有商业潜质的《南风》，可以看作“另类独立电影”。其中残忍现实的成分，最终都笼罩在有关江湖的传说当中：即细节是真实的，总体却是虚幻的。这样的片子只是暂时在独立电影中藏身。一旦机会到来，它就要飞走。
 　　与《南风》的气质相反，评委会特别推荐的这部《女导演》，放在任何条件下它还是一部独立电影，是运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剧情片。片中的阿明和月月从导演系毕业等于失业，于是拿起摄像机互相拍摄，互为镜像。两位90后女孩出语尖刻，针针见血，对于对方和自己一样不留情面，互相羞辱中保有一份互相之间的温情，有点伯格曼电影的遗风，直抵乃至瓦解对方和自己的灵魂。然而镜头却不沉闷，明快流畅。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表现，是被在场的摄影机激发出来的。
 　　开幕式上停播的是年轻女导演黄骥的《鸡蛋与石头》，已于今年年初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获奖。是有关一个农村留守少女被长辈性侵的故事，导演声称其中有些细节正是自己的经历。 同样在这个影展上面世的还有这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导演柴春芽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影片没有故事，主要场景由老人、少女、疯子、河流、山川、动物（驴、骆驼），皮影戏、传统戏剧以及回忆组成。初看上去，令人想起安德烈·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或者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那样的“诗电影”，再看下去发现它其实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是从荒芜破败的现实中，重新走出曾经有过的理想、光荣和辉煌，再现这片贫瘠的土壤曾经有过的恩典与呵护。
 　　独立纪录片老将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赵亮（《上访》、《罪与罚》的作者）与我本人，我们三人共同担任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参加展播的纪录片共有50部，其中有少数在别的地方展映过，绝大多数是这次影展首次露面。纪录片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影像质量有比较大的提高，表达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内容和视野越来越宽广。
 　　长达三个小时的《走马水》（田波、王苗霞），将民俗学、人类学的传统内容，与当下现实矛盾揉合在一起，呈现了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村子的立体状态。《生活而已》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样式，也属于极少数派私电影。导演魏晓波将机器架到了与女友的饭桌前和卧室里，记录他们结婚领证前后遇到的一波三折。年轻人恋爱时充满锐气和一往无前的，但是回到现实，房子与钱成了两人结合的障碍，随时引爆激烈的冲突。
 　　来自台湾的两部片子也有份量。一部是《面包情人》，关于在台湾老人院打工的菲佣，导演以温婉深情的镜头，讲述这一群远离家乡人们异乡奋斗的苦和乐。另一部是《舞台》，关于台湾歌仔戏团面临的危机和传承，再次展现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焦虑。
 　　我自己有点偏爱一部50分钟的小片子《中国协奏曲》，导演王博是在国外学习电影的年轻人。他将镜头对准了2010及2011年的重庆街头，拍摄了当时遍地红歌的政治、社会景观，同时又有意识地对制造权力幻景的“景观”本身作出解构。当他拍摄街头群众演出时，把镜头集中在某个拥有笨拙身材和面容的人身上，直到让她释放出在浓妆彩衣之下的真实气息。这个片子属于作者的写作类型，比较自由，只是从街头采集来的影像，带有过于偶然的性质。片子里不断提到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我不知道，安氏的这部粉红色的片子若是放在今天我们的影展上，会不会给它得奖。
 　　纪录片单元选出来的三部获奖片子为：《遍地乌金》（黎小峰、贾恺），一部有关陕西榆林的故事，近年来榆林发现煤矿之后，昔日封闭宁静的遥远地方，一下子变得像脱了缰绳的野马，骚动不安；《京生》（马莉），影片主要有关上访的女性访民，身为女性的导演没有将她们看作异类猎奇的对象或采取简单同情，而是试图捕捉她们生活、感情内在逻辑，找出缠住她们命运的那些细小丝线；《吃饱的村子》（邹雪平），这个片子是吴文光草场地工作站“记忆·饥饿”计划的一部分，一些年轻人拿起摄像机回老家听老人们讲述大饥荒年代的故事，它其实是继前一部《饥饿的村子》的第二部。
 　　最后，影展中作为闭幕电影展播的这部《三峡啊》（王利波），是一部直接面对政治的片子，可以说是一部政论片，一部反对意见的政论片。影片采访了从李锐到戴晴以及水利专家们关于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并到库区现场访问了移民们的面临的难题种种，既有宏观的立场又有深入的细节，背后涉及的问题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所在。这样的片子在影展中所占份量不多，但是不去回避现实的尖锐性并愿意承担这种尖锐性，也是这个影展的底线和特色。王利波将这部片子送到宋庄是对于影展的荣耀。就我本人来说，这部片子已经超出了这个小小的影展，它应该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被更多的人们所了解。
 　　作为评委之一，面对这么多好片子，做出取舍是无奈和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很快意识到，任何奖项都有其局限性，一个影展有这个影展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影展的传统、特色以及创新性想象力所在。当然我们的头脑和眼光必须是敞开的，应该鼓励所有新的探索，但是我们还必须遵守自身的限制，遵循这个影展而不是那个影展的限制，遵守中国纪录片传统与特色的限制。我本人理解这个小小的传统，简单地来说，就是长期深入、不辞艰辛地关注边缘人群，让那些沉默的人们得以被看见和被听见。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而写。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9/03/cc03cuiwei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