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正
本文原載於《陽光時務》第二期
我到香港之前，在一個飯局中，父親的一個朋友得知我將到港念書，眉飛色舞地對我說：「爭取在香港當個公務員！」接著他還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補充了一句，「但記著不能當李柱銘那樣的壞官。」我當時並不知香港的公務員處境如何，更不知道李柱銘何許人也。但是，對於這種推崇體制的熱烈話語和對建制的盲目崇拜，我內心還是有著深深的懷疑。
後來在香港，我再沒有聽到過對於公務員有這種推崇的敘述。相反的，我發現媒體和香港市民對於公務人員的關注和要求，往往比其他行業要嚴苛。每天翻開報紙不難發現總會有關於政府施政的評論。施政者的公權力在市民的監督中最大限度回歸到市民手中，公務員還原為專業的城市服務者，公務者不再得到盲目的崇拜。相比內地的現狀，這樣的情況無疑要好不少。
後來我也發現，那位叔叔口中的李柱銘，並不是什麼官，他是一個資深大律師，曾做過立法會議員。估計國內政體長期的模糊重疊，才讓人有了官員和立法機構代表不分的錯覺。更有趣的是，李柱銘曾是香港民主黨主席，被港人稱為香港民主之父。他非但不是官，還不時與建制作對，雖然他在與外國政要交流時提出的觀點曾讓民族主義者詬病，但是這些尚只是爭議，很難與「壞」有任何聯繫。
這位叔叔就像這個共和國裏面大多數年紀相若的普通政務者一樣，在這個體系裏面庸碌了幾十年，有穩定的收入，有公車出入，有體面的生活，他隨口兩句話竟然嚴重地暴露了他的認知空白，在他對體制推崇的背後，也隱含著他在政務工作中的價值扭曲。
我能理解，在這種缺乏商業動力的小鎮來說，公務員是這位叔叔這輩子能見過的最優裕的工作了，這是他生活經驗的全部，經過這三十年的經濟浪潮的洗禮，他沒有不為之狂熱的理由；我也能夠理解，這個華南小鎮能看到香港電視台，卻在新聞時段常常被遮蔽，能知道香港有李柱銘這樣人已經不容易，雖然這個名字是被扭曲後妖魔化後存在於他的腦海。在這個資訊相對封閉的空間內，井口的邊緣就是他眼中那片天的極限。
我無意過多地貶損這位叔叔，我想說明的是，我也來自一個這樣的地方，或許我也曾經篤信過這樣的思想，坦然接受這種價值體系。隨著見識的增加，我對他的話，最初只是簡單的懷疑，後來更是感到些許鄙視。
後來，我發現這些感覺是來自傳說中的「智商優越感」，而這些所謂的「智商優越感」，只因為我恰好處於遼闊之地，能看得更多更廣。每想至此，我總會覺得能處於遼闊之地，是更應該乘風呐喊。我們幸運能夠有這個機會，則應肩負更多責任。
用常識走近真相
後來我知道李柱銘是因為他多年來民主路上的戰友，而我知道他這位老戰友，卻是因為某個被列入敏感詞的日子。
我很小的時候，就在香港電視台的新聞中聽到某個敏感詞日子，有時還會有相關人物的名字。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絕大多數在港臺漂亮的主播姐姐說完這個數字的時候，電視總會變成另外一些插播的畫面。
在初中的時候，我剛知道有網絡搜索引擎能夠找到各種網站，我曾經嘗試打上我好奇的那兩個數字，不知道是我家機器太爛的巧合緣故，還是真有些莫名的機制，在搜索這兩數字之後，電腦便出現死機的情況，這讓我出了一身冷汗的同時，也讓我覺得沒必要為了糾纏這個而阻礙的我玩網絡遊戲的進度，這也讓我的好奇一直沒有進展下去。
我也問過我的父親，他說當時也確實是腐敗不堪，但是廣場上的學生們有否被利用也未可知，在能不知道真相之時，還是不能作出判斷。來香港之前父親曾經多次告誡我，香港有一些機構的特別人員會監視我這種內地學生的舉動，讓我不要胡亂參加一些活動。我口頭是不相信，但是之前的經歷還是讓我有少許陰影。但帶著這種被監視的幻想和一顆叛逆的心，還更是激發了我去聽講座的好奇。
我抱著圍觀的心態去聽「別有用心的境外反華勢力」的演講。選了一個比較後面的位置，一方面我有點害怕，想對幻想中的監視特務表示我對「反華勢力」並不感興趣，另一方面我也似乎認同，以一種看似中立的抗拒態度，等待真相出現，才是瞭解事件最佳的方法。
在講座上我看到一個瘦小樸實的老人，他和藹慈祥，他講到了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不需要講稿，但敘述清晰有力，他的停頓間歇不需要鼓掌，但字字鏗鏘。
後來我讀他的自傳，知道他曾與紅色中國走得非常近，卻又在八九年與之完全決裂。後來我也知道這位老人，他在每年六月前夕，總會到各個學校去講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可以想像，相同的話題他說過多少遍，相同的問題回答過多少次，在這樣的年復一年，不厭其煩的重複中，他傳遞了多少薪火，又喚醒了多少良心。他去世後，有人稱他為香港的中國良心，我想他完全配得起這個名字。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司徒先生的話告一段落，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畢竟那是「境外勢力」的一面之詞，而不是我所等待的「真相」。在講座問答時間，我表明內地學生的身份後，故作中立地提出了問題，問司徒先生對內地政府對事件定性的看法。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他表示他也不在現場，也很想知道更多當時發生的事情，也希望能夠去查證。他說了他最近關注天安門母親因調查事件被監控、阻撓的事情，他說了當局對於事件的各種禁止和掩蓋。他說公開的調查，就是了解真相，還原歷史的最佳方法，誰願意調查，誰不願意調查，誰的說的是真話，誰的是假，憑藉簡單的常識來判斷，都是顯而易見的。
結合我之前經歷的種種封鎖、模糊和掩蓋，我猛然發現，在這些遮掩行為前面，一切的義正詞嚴的辯解都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
也許我們並不能時光倒流，還原一切，也許我們並不在現場，未能秋毫畢見，但是就是一些帶著常識的思考，帶著常識去判斷，其實一切的是非方向，還是能一目了然。
我後來反思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發現我原來所等待的事實真相，實際上內嵌的是一種長期被灌輸的等待答案的思維惰性，是一種不願思考的思想犬儒。我們總是希望有人能夠告知，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正如我們長期被訓練的選擇正確答案，等待公開答案，等待分數評價，等待權威解答。
後來，我從書籍、網絡、影像看到關於二十年前的事情的更多資料，從歷史中梳理出更清晰的脈絡。還記得，一本由廣場現場的香港記者編著的記錄文集《人民不會忘記》裏面，那些正直、專業的香港記者的描述，是我們瞭解事情、幫助我們判斷直接資料。而書的末尾還附錄了當局對於事件的官方報告，經過對讀，很容易發現，在常識的思考和判斷面前，一切掩蓋和詭辯，其實都是我們接近真相的佐證。
那年的五月，我早早寫完學期的論文，等待著六月的到來。據說六月那天晚上，香港人十多年來，風雨不改地在那個公園的球場點燃燭光，我很想去看看。
世界的另一種模樣
前幾天，李克強8月18日訪港大，校園的安保權力過大，讓學生在校內行動自由受限制。在內地，特別在內地的學校，因為領導行動的一切事情造成的一切不便，都會被理解為正常。
但是這些正常的事情卻引起港大師生校友的激烈反彈，在隨後幾天的一晚上，港大校友邀請了學生、校友、市民與校長，共逾千人，在港大圖書館前面的廣場上，一起聆聽，一起表達。每個人只要願意，都有相對平等的機會能夠獲得三分鐘的發言機會。當中，我驚喜地發現了有幾個內地學生上臺發言，我感覺他們有些激動，可能也因此缺失了說話的條理，也可能因此讓說話內容顯得有些「激進」。
但是我能理解這種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那種激動，那種渴望參與，甚至有些頭腦發熱。
我所在的學校，學生曾與校董會對於校政的未來規劃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正當代表政府的校董會一方打算一意孤行的時候，學生會根據會章的程式，發起了要求校董會辭職的「全民公投」。
事實上，我在中學已經有對學校——這種另類極權「建制」產生不滿，學生對於校方「規則」的反對永遠都是錯誤，縱使學校的規則中帶有濃厚的極權色彩，縱使老師的「審判」是用有罪推定的推論方式。學生的反抗永遠都是「犯規」的，久而久之，學生只能用陷入一個用「犯規」來反抗的惡性循環。
我從沒想過對學校的政策不滿，能夠用如此積極方式表達，這種方式有理有據，有章可循。我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激情異常噴發，投入到這場校內的「民主運動」當中。
後來也因為這個「公投」，讓校董會成員不得不接受學生的邀請，在廣場舉行的交流大會。同樣的，那次也是有上千人參加。我第一次感受到廣場的力量。那裡只有你有足夠的勇氣，有自己的意見，登記你的學生證號碼，說出你的名字，就能開始與「執權者」直接對話，向在場全體師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那裡，臺上的不會永遠的是所謂的「學生代表」，而你也不再需要「被代表」。
集體主義是我們這一代接受的「主旋律」，「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是週一班會裡面聽得最多的說話，我從來都是被這樣的語言暴力告知，集體才有力量。在學校的廣場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個體的力量——多元個體在有機整合之後產生的無限的力量。
那是第一次某種形式的民主自由的價值形態在我生活中讓我切身的體會。我後來在校內學生會參與了更多，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價值帶來的更多形態，包括組內閣參加學生會的「全民」選舉，做校內媒體讓意見表達發聲於校內事務和社會事務，成為民意代表來監督會務和參與會章的完善。香港的大學學生組織就是民主自由價值實踐的啟蒙之地，很慶幸我曾經參與其中。
當然經歷過這些後，回顧一切，我也認知到這樣價值與制度中有各種問題，有時我會對這些民主價值的形態有懷疑，特別是我在看到各種政體在這個道路的實踐中，總會不自覺地想到，它是否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社會。
又或者，我所經歷這些的動態循環，正正就是這種價值的好處所在。它鼓勵參與，讓你感知體驗；它包容懷疑，使你免於狂熱；它推動思考，直到你能找得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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