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讀史叫人心痛。許多災難原來可以避免，但當事人的錯誤決策，往往把事情帶到不可回頭的終局。例如納粹德國的興起，這絕對是人類史上的浩劫，後人當然要分析其來龍去脈，甚至追問責任。其中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是把罪責放在當時德國兩大左翼政黨身上；假如它們能夠合作，並且一開始就把納粹當成最大對手的話，後果也許就不會如此不堪了。
就連終身留在英國共產黨的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都在他那部精彩的回憶錄裏慨嘆，那時候德國共產黨忙着搞路線鬥爭，堅持要先鬥垮同為左翼但是取向比較溫和的社會民主黨，好爭取「真正」的民主與真正的共產社會。到了最後，又輪到社會民主黨不願支持共產黨發起的大罷工。結果兩敗俱傷，給了極右納粹坐大的空間。然而，這似乎又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共同特徵，總是要在和最大的對手決戰之前，先行清理自家門戶，分辨誰才是真正「進步」的代表。幾乎每一次，贏家都是坐山觀虎鬥的敵方。
立法會選舉結束，大家都說泛民主派「配票」失敗。其實這只是好聽的說法而已，或者它真正的意思是泛民內鬥激烈，平日把選票浪費給了組織遠為嚴密的對家。例如人民力量的黃洋達（當然，我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不是人民力量的成員），硬碰社民連的陶君行，於是謝偉俊便收到一份天降大禮了。
然而，既然稱得上是「泛民主派」，他們又怎麼可能配票成功呢？既然民主，又怎能乖乖服從一個大佬的指揮調度？又怎能不允許各家爭鳴，不容讓各種路綫的存在甚至競逐。所以，你讓泛民主派在這樣的選舉制度底下再選一百次，結果恐怕也不會差得太遠。因為配票根本違反了他們的本性。
同樣地，起當年德共與社民黨人於地下，叫他們重演歷史，演出來的戲或者也不會太不一樣。我看當時德共領袖的演說，站穩原則，句句在理。他怎麼可能犧牲道德上的原理，去策略性地和他們心目中的「假左派」合作呢？
何時堅定？何時妥協？這是歷史給不了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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