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外交学者》助理编辑扎卡里·凯克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在一起，谈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变化之中的亚太地缘政治、消灭核武的可行性以及崛起的强国日益卷入美国的后门等问题。
来源：《外交学者》
发表：2012年9月1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编者按：在世界发生变化之际，美国也必须改变其外交政策。本刊就美国在”亚洲世纪”中的地位问题采访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本刊助理编辑扎卡里·凯克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在一起，谈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变化之中的亚太地缘政治、消灭核武的可行性以及崛起的强国日益卷入美国的后门等问题。
问：在《战略远见》一书中，你认为，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将能够按照哈罗德·麦金德所设想的那种方式主导欧亚地区。坦率提出这一观点，这代表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因为在华盛顿能够实际影响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很久之前，美国领导人就认为阻止一个霸权国主导这一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必要性。如果美国不再专注于捍卫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麦金德把亚欧大陆看成是被海洋包围的巨大岛屿——本刊注）不会受到潜在霸权国的主导，美国目前参与欧洲和亚洲事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什么？
答：美国参与欧洲和亚洲事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支撑一个均衡态势，阻挠任何一个大国对其邻国采取过度咄咄逼人的态度。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个单一大国都不大可能拥有这样的军事优势，令其能够在一个多样化、无所不包、复杂的大陆，如欧亚大陆上，以霸权主义风格展示自我。美国虽然与中国维持复杂的伙伴关系，与日本结盟，但也与欧洲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给美国充分的立足点进行战略参与，目的是在所谓的”世界岛”维持虽然脆弱但相对稳定的均衡。
问：在这本书中，你表示，美国应该在亚洲主要大国（有可能除了日本之外）间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奥巴马政府通常听从这一建议，但最近却有所偏离，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南中国海的严厉声明，并且单单把中国挑了出来。你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吗？
答：我认为，美国关于航行自由的立场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但是最近却是以笨拙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立场。而且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是在所谓的”战略转身”的背景下宣布这一立场的，暗指其涉及增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以此作为对远东新出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回应。简言之，意料之中的是，中国人对此的理解是，这意味着美国将开始打造一个反华联盟，至少在现阶段，建立这样一种联盟为时过早，而且会有预言自我实现的风险。
问：在《战略远见》中，你强烈反对印美建立正式联盟，对2006年的核协议提出批评，并且指出新德里面临着许多内部挑战。一直以来，你令人瞩目地坚持这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看上去与美国外交体制内大部分人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些人认为，与印度加强关系无可否认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你认为）他们是错误的？
答：在与印度建立强劲关系方面，我与外交政策圈的大部分人意见不一致。这种关系显然是针对中国。我认为，更加符合美国利益、对远东的稳定更有利的，是美国不与亚洲大陆相互竞争的大国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关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印度未来的稳定，更不用说它的潜在实力，都是成问题的。在我看来，太多的人被印度与中国人口一样众多这一事实所迷惑。
问：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非洲进行了历时10天的访问，以抗衡中国在那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战略远见》一书中，你讨论了墨西哥的问题，但是相关观点可以延伸到西半球其他地方。墨西哥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强劲，再加上其他问题，造成美墨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最早可以追溯到1823年，对西半球拥有霸权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自1898年以来现状就是这样。有鉴于此，美国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遏制中国和其他崛起之中的大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吗？如果没有，美国应该怎么做呢？
答：我并不认为，美国需要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遏制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对（美国在南美的）势力范围的渗透”，因为南美国家当前阶段显然一门心思要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更独立自主。按照上面我引述的原则所推论出的政策将迫使拉美国家要么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要么反对美国，这几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许多拉美国家的公众情绪正日益发生变化。
问：长期以来，你一直主张与伊朗认真谈判。奥巴马政府至少从上台以来就打算这么做。不过，在会谈开始前，德黑兰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爆发了街头抗议。在2007年，你曾声称，”一旦伊朗人感受不到外界——尤其是美国——对他们形成包围，伊朗就可能面临严重的内部问题。”有鉴于此，虽然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抗议活动让他们感到震惊，我想你并不那么意外。你个人还曾亲自应对德黑兰的街头抗议问题。在你看来，奥巴马政府应该如何应对2009年的伊朗抗议活动呢？又该如何应对后来席卷阿拉伯大部分地区的起义呢？
答：我认为，在应对伊朗以及更广泛而言中东的动荡局势方面，美国迄今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这些进程与该地区的社会变革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较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大规模的政治觉醒。参与动荡的许多派别的发言人使用的言辞往往具有民主意味，但民主不一定是大规模政治渴求的真正目标。这些渴求发源于历史仇恨、社会歧视、财富嫉妒和彻底的失望。结果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民粹主义，与民主程序迫切所需的制度化不相融合。
问：美国许多著名的外交官，包括许多你的同龄人，一直强烈赞成废除核武器。在《战略远见》一书中，你详尽探讨了核武器水平扩散的潜在危险，尤其是诸如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准核武国家扩散核武的危险。你还探讨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垂直扩散核武的威胁。同时在我看来，你在某种程度上对全球零核武运动不那么热心，虽然最近你偶尔小心翼翼地赞成这种运动。因此，我在想，你能否详细一点描述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举例来说，你认为在阻止核武器扩散方面还有其他更可行的替代方案吗？
答：对于全球零核武运动，我没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个目标只能缓慢实现，等当前的动荡局势逐步平息下来，或许等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发现，参加一个真正认真的行动会更具灵活性、更具效力的时候。短期内，这个运动的前景相对而言没那么光明，因此，我认为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积极的渴望。
问：希拉里·克林顿多次重申，她不会在第二届奥巴马政府中留任国务卿一职。无论11月份的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很有可能会有一位新的最高外交官。你会向当选总统建议哪些人可以担当这一职位呢？如果你不愿意提到名字，或许你至少可以说你认为对候选人来说最重要的性格应该是什么。
答：我不想指名道姓，因为我怀疑我提出名字只会适得其反。有许多人适合，其中一些人来自参议院，一些来自公众生活。他们会成为非常称职的国务卿。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下任总统对国务卿一职有何寄望：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塑造者，还是成为处理外部关系的外交部长，其中”关系”一词至关重要。最近，我看到一些详尽但是愚蠢的分析，分析各位国务卿近年来的出访行程达到多少英里。在我看来，这表明，有必要区分塑造外交政策与积极参与外交关系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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