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怪异的法国学者福柯曾在其作品《疯癫与文明》中这样描述了精神病院的产生。17世纪中期，由于隔离有效，麻风病在欧洲突然消失，大量的麻风病院开始闲置，管理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因此城市里面那些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疯人、乞讨者成为麻风病人的替代者。疯人一开始并非被当成一种需要特殊对待的疾病群体，只是出于劳动的需要，城市或者国家不再像之前那样驱逐疯人，而是为他们的基本生活负责，但要以剥夺他们的自由为代价。正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具有某种道德魅力：劳动意味着苦修和赎罪。而混乱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恰恰违背这一精神，疯人仅仅因为游手好闲而遭禁闭并非真的是由于疾病。若干年后，一个由医院、拘留所、监狱组成的庞大囚禁体系建立起来。在被监禁之前，疯癫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象征的那样，是“无法接近的真理”。它是非理性的一部分、一种表现，而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理性不具有凌驾于非理性之上的权威，也没有解释非理性的能力。在大禁闭之后，疯癫逐渐被解释为虚无谵妄，成为理性的眩惑；随着各种层出不穷“治疗”方法被设计出来，疯癫陷入彻底沉默，在理性话语系统的统治中完全失语，最后被修饰成了疾病。
通过福柯的描述，我们发现精神病院的产生完全是一种极为偶然性的事情，甚至夹杂着大量的混乱与错误；如果一旦还原历史，呈现的历史绝对没有什么剧本，其根本就是由无数事件堆积而成的乱麻，许多今天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真理”的东西，往往在历史中更接近于荒谬。这也就告诉人们，历史跟未来是一样的，具有的广阔的开放性，而非是规律性。
为什么我要拿福柯的大作来说事呢？因为长期以来，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私底下，经常会有人问我，中国能否发生民主变革，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变革？因为我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即使懂得一些历史，对现状有所认知，看到社会发展的某些趋势，却也无法知道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究竟会否变革，什么时候会变革，同样也无法肯定这个变革是否就是自己希望见到的。根源在于这个时间进程中的偶然性。
从去年12月17日起，突尼斯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民主变革，进而引发了整个中东的民主变革浪潮，而导火索不过是一名26岁的大学生布瓦齐齐为了抗议警方阻止他贩卖水果蔬菜谋生而试图自焚，结果引发抗议民众与警方的冲突。布瓦齐齐不久之后在医院不治身亡，触发了整个社会对于当政者的不满，突尼斯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抗议活动，未及，总统本阿里下台，突尼斯完成民主转身，进而拉开了变革的大幕。
试想如果没有这名大学生杀身成仁的壮举，历史究竟会怎样书写呢？至少时间上和效果都没法预料？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根稻草最后压垮了骆驼。再如果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突尼斯而是发生在中国的话，恐怕早就被河蟹掉了，民众也不会采取齐心协力的行动，更加不可能造成如此之大的连锁反应。
我们回过头看这段新鲜出炉的历史，可以找出很多原因为这一变革做出各种貌似合理的解释，却无法抹掉这一个片段具有的真实性和震撼性，“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的历史往往拒绝过多的解释。
几乎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国家的转型中随处可见。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两个事件。
1986年9月28日，台湾异见人士为迎战当年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聚集在圆山饭店吃饭。他们选择在圆山饭店开会，以为越是这样国民党的高档次社交场所，越是安全。会议过程中，突然有人提出应乘机讨论组党问题，并宣称“选举后援会是过渡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是要组党，组党的时机，大家认为今年最好，而今年又是今天最好”。谢长廷随即提议，这个新组成的党，叫“民主进步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民进党就是这样诞生了。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天就是最好时机，说不定是兴之所致，灵光一闪的提议。
其实，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早就已经获悉“党外势力”这一不寻常的动向，在圆山饭店布下罗网，只等蒋经国一声令下，便把“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幺时候不去用它。”如今，我们可以赞誉蒋经国在历史关头的宽容和伟大，也不仅捏了一把汗，这么多人的怂恿，不知道到这个伟人的念头是否动摇过？一场危机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迎来的是台湾民主的春天。
接下来一切都变的顺理成章，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1987年7月14日，由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
台湾如是，当年柏林墙的倒塌亦复如是。1989年11月9号当成百上千的东德人在晚上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的时候，尽管东德政府已经写好了“开放边境，允许自由出入”的草案，但是边防军的士兵当时并没有接到任何开放的命令，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美国人曾做出了最悲观的预计：东德的年轻人，一旦做出过激反应，试图硬闯边检站，东德的部队可能会开枪。因为按照惯例，逃亡者一旦接近墙的东部一侧探照灯严密控制的地带，边防军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开枪，东德的边防军因此曾经枪杀过200多名试图闯关的民众。不少民众在柏林墙面前高喊“政府已经决定开放柏林墙了”，士兵们将信将疑，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在混乱中，东德的士兵自己决定开放边境，就这样柏林墙在和平中倒塌。当我们回顾这一个细节的时候，都深感庆幸，很多血腥的场面发生与否也许就在一刹那间，而刹那间的两边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
如果没有偶然，只是简单的重复，历史可能就不存在了。生物进化就是从大量的偶然中，选择概率最大形成的必然。没有偶然，大家都应该还在树上。未来的变化充满很多种可能性，谁也充当不了算命先生，历史可资借鉴，但是不可能原文抄写然后誊写一遍。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的密码就能开启未来规律的想法已经破产，正如赫尔岑强调的“整体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一样，没有什么神秘性。”所谓没有神秘性就是指历史不可能预定设定好的轨道前行。因此当不少人问起中国的民主前景，我的回答只能是共业与随缘。所谓共业是指中国大陆的招感果报，需要每一个生存如此的人共同承担，谁也无法逃脱这片土地上产生的罪恶，谁也不能指望着他人来承受苦难，民主是每一个公民努力的方向。随缘则是希望每一个都在努力的人们，要以宽容的心对待别人，包括你的敌人和无数的缄默者。你无法单枪匹马决定什么，机缘和缘分都是自然而来的，不可强求，顺其自然，静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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