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到恍惚的故事。
 

 

共青城

 

文/倪舸(University of Delaware)

 

 

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医学问题。自杀意念是抑郁症主要症状之一,抑郁症与自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抑郁症患者甚至视自杀为一种解脱。——《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接到儿子班主任的电话时我还在上班,她的声音断断续续,一连数日的大雪让电话线路有些吃不消。放下手中的书,隔着县医院薄薄的玻璃,电话里随即而来的忙音盖过了窗外簌簌的白。

街上死寂一般,不见一个行人。四境已是冰冷刺骨,尚明的路灯里电流叽叽喳喳。我想起外公的鸟,丑陋而聒噪,日里也是这样的叽叽喳喳。后来我与邻家的惠索性弄死了它,埋进后院的海棠树苗下,尔后便是被外公发觉,少不了一顿耳光,惠也被呵斥,后来便不再与我说话。

外公去世后的第二年冬天是全家的大日子。客家行捡骨礼,掘开坟茔,取出尸骨置于瓮中,再覆朱砂于骨殖之上,遂深埋立碑,乞求逝者庇护子孙后代,昌盛延年。二舅刨出那口褐色松木棺时,廉价的木板完全朽了,母亲上前启棺,不料脚下冰雪泥水一滑,一下跌倒在棺木正中,顷刻木片四散。

“爹!”

母亲惶恐地大喝着,瘫软在地上。舅舅们上前一看,也纷纷后退,连连嘀咕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外公的躯体僵卧在雪地上,腐而不化,双目变成两个黑洞,嘴角撕裂大开,露出两排惨白的牙齿和口中黑黢黢的舌头。老人们说起过,这是荫尸,皮肉不烂定有大恨,以至成了恨性八煞。若不火焚,恐后世家业都要被他吃个精光。

母亲哭着把一张黄色纸符压在柴堆上,外公依然直挺挺横在枯枝败草间。我不禁想起他在世时的模样,反而更喜欢现在的他:一声不吭,咧开的大嘴并不像大人们眼中那般恐怖,倒有几分可笑。两桶柴油过后,呛人的尸臭与焦糊味弥漫进我整个冬天的童年。

再后来,外公的鸟儿统统安眠在后院的树下,那株海棠愈发繁盛,年年新芽,岁岁开花。

说起惠,便是多年后冬末的事了。放学后我与她一起回家,过了破石桥的桥洞,再睁开眼,除了白色便只剩下几条乌黑的车辙印。我想站起来,不料额角一阵剧痛,几绺红色滚烫了半边脸,一番挣扎后还是匍匐下来。惠昏倒在桥下,上衣凌乱,至于裤子,完全成了一块破布,在枯黄的灯光里呼扇呼扇地,被风一卷,又撕出一道更大的口子。

在那个年代,流氓罪往往会被处以死刑。我知道警察局离这里不远,西郊的刑场也许久不闻枪声。我甚至可以欣慰地设想那伙人要面临的下场,跪在石墙边,一声响,一个窟窿。无奈我模糊的视线与轰鸣的脑袋终究记不清他们的模样。一如他们手持坚硬的车锁,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漫长的冬天是我消沉青春的起点与终点。惠不过是我幼年的短暂玩伴,少年时期的同路人。出落成少女的她长相平平,孤僻而少言寡语,除了路上的结伴而行,我实在想不出那日挺身而出的理由。总之,后来她再也没有在学校出现,家中也人去楼空。听说惠叔在省城谋得一个好位子,几年后甚至调往北京。九十年代初的同学会上惠也不见踪影,她兴许在京学业有成,兴许,死了,谁知道呢。

班长送来一幅画作礼物,画色黯淡,已经升任校长的班主任却喜欢,一扫墙上贴得乱七八糟的文件纸,把画不偏不倚挂在正中。寒暄后大家争先与班主任拥抱,不想她却提起强子。除了惠,唯独剩下强子不知所踪。

强子蹲在厕所最后一个隔间里,班长把门缝飘落的一叠草纸扔给了我。四五个男生的笑声中,我把草纸揉成一团,转身扔进了垃圾桶。那个下午,强子带着裤后大片污痕和一身臭气,惹得众人连连侧目,当然,这是常有的事。

我记不得强子第一次说话是在哪年哪月,教师们认得他,也自然识相地放任其连堂的沉默。那是绝对的沉默,安静到令人不安,低着头,身体缩进末排的墙角。这是班长的指示,后排的垃圾总是需要清扫的,而强子作为所谓的卫生委员总是长期连任,举手表决,全票通过。尽管在那个普选与民主尚是舶来品的年月,进步总是在小范围内循环着。不错,我们也恰恰需要某个人,以此突出其他人的团结与集体的伟大。

班长被市纪委双规时我曾为他感到惋惜,临近毕业我们的交情不错,每每回忆到此也总是闪过强子的面孔。那是强子的第一次抵抗,若不是因此,很难有证据表明他曾在学校与大家朝夕相处多年,多年来我们只知道他仅仅是一个强子。

强子被我们逼到门后,没有一丝表情的脸上分明可见上次意外的瘀伤,上次是哪次,大家都忘了。男孩子,打打闹闹在所难免,总之,我们总需要一个人来承受意外,以此证明其他人的勇敢与伟岸。

“你小子,记仇是不是?”班长把四周窗帘拉紧。

“不是……”

“你他妈说什么?”盛夏的阳光钻透窗帘,把班长的影子楔进黑板里,拉成一根锋利的线。

“不是……”

“大点声!”

“不是……不是我……”

“放屁!”班长咆哮道,“只有你经常不出操,总在楼道里闲逛。如果不是你,这钱还能自己飞了?”

“我……”强子依旧搓着衣角。

“他妈的,给句痛快话,到底认不认?”

班长把一份保证书交给了班主任,保证书的页脚赫然是强子歪歪斜斜的签名。

“团费是他拿的?”班主任接过那几页皱巴巴的纸,摇了摇头。

“是,不过,强子家也困难,有情可原。我们权当捐款,再交一次就好了。”班长的笑容僵了一半又咧开一半。傍晚,我们吃到了班长承诺过的冰棍。

那是强子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与我们讲话。后来,他的身影从学校抹去,班主任说他也许因贫困辍学了,也许……有同学见他每日清晨依旧背着书包漫不经心地向学校走去,却止步在百米开外的土堆后,坐在那里静静眺望校门,直到黄昏,背起书包缓缓离去。

 

 

儿子出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无意中打开电视,忽地迸出强子刀刻一般的脸。那是县法制栏目,主人公正是强子,一个杀死全家的嫌疑犯。镜头走进溅满血迹的棚屋,死者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散落在地上,有的花白,又不乏缕缕青丝。这贫穷与肮脏困扰的十余平米小屋里,实在想不出会与惊动全县的刀劈斧砍联系在一起。视角下的几个民警,还在不紧不慢地拍着现场的照片,领头的在窗台上掐灭了烟。

强子的尸体顺河而下,直到卡在了水库闸门上,被夹掉了半身。电视采访中不慎切换到了尸体的模样,被泡到肿胀的脸上,嘴角撕裂成一个大张的洞,一个开怀的笑。医专毕业,参与过急救的我不禁叫出声来,妻子睡眼惺忪地爬下床,关紧了房门。

教师和校医把我领进了校长室,还是熟悉的地方,甚至连陈设也不曾改变。陌生的校长抬眼瞟瞟我,从门外带来了我的儿子。他右手攥着一把裁纸刀,眼睛死死盯着闪过暖光的刀片,又看看左手的指尖,腥红从上面一点点浸透包扎后的纱布,咧出一张婴儿的嘴。儿子看看刀,嗤嗤地笑。

“他……是怎么回事?”校长的脸上堆满惊愕。

“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墙上还是那幅名画的仿制品,蹩脚的画工,却有着荡气回肠的题字:大河上下,浩浩长春。

这是一个真实到恍惚的故事。

警方在强子的衣袋里搜出了一张被水泡烂的纸片,那似乎是遗书一样的东西,人们小心翼翼地展开它,上面只有一句话,却怎么也看不清了。

 

 

(采编:欧阳银华,责编:周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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