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詹宏志不止一次跟我說過，《明報月刊》是他們那一代台灣知識青年的窗口。儘管窗戶開得不大，但還是能讓他們一窺窗外的風景。又有些台灣人告訴我，他們聽過香港在八十年代頭（還是七十年代末？）的藝術中心舉辦結構主義研討會的盛況，如此冷僻新銳，居然去了兩百多人。在台灣學子大批去法國留學，把一堆鉅著運回來翻譯之前，他們第一回知道拉康，是因為我們的梁濃剛寫了本專書。
也許知識和理論都不算是香港的強項，可我們還有《號外》與「Joyce」呀。《號外》辦到台灣去的時候，有些彼邦時尚文化圈的人簡直發出了有如大旱遇上雲霓的感慨。就像「Joyce」越洋開店，同樣是股潮流的冷風，吹醒了那座島上的觸覺。
甚至又不過是十來年前，我們在台灣介紹「創意產業」，還會遇到一些冷眼和懷疑。有些是激進派，批判這套概念背後的資本邏輯；更多的卻是不解，他們不相信文化可以是門生意。
然後不知道怎麼回事，好多十來二十歲的香港少年忽然會去台灣買「阿原肥皂」，會去懇丁聽音樂節，會去宜蘭住民宿，會去環島單車遊。更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在票房上打贏了周星馳，成為香港史上第二賣座電影。一位新浪潮時期的殿堂導演那陣子正在北京宣傳新作，見到我就問：「究竟係點解？梁文道你話我知，呢部戲好在邊度」？
點解？我也想知道點解？但不是那部青春電影吸引人的理由，而是香港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們曾經是整個華人世界的流行文化輸出港，曾經是這片區域裏最「glamorous」的大都會；大陸和台灣的明星要是沒在香港泡過，那就不叫明星；歐美的時尚品牌要是不在香港首發新產品，那就不算打進大中華。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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