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

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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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多俊 （进入专栏）  

　　
　　四、关于民主与专制：历史的庄严承诺为何落空？反专制为何更专制？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黄炎培的“窑洞周期律”竟无人能破吗？
　　
　　无论国民党或中共在当初建党革命的时候，都是大力宣扬反对专制、独裁，许诺要给人民充分的民主、自由，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在他们先后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却无一兑现其承诺，尽管在口头上仍然还标榜着民主、自由和人权，实际上却实行专制独裁，并且比他们所先后推翻的前一个政权更为专制。
　　
　　蒋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广大工农民众仍处于帝、官、封压迫剥削之下，无民主、自由与人权可言。虽然也允许一些民主党派存在，但其参政权和政治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和排斥。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同中共和其他政治派别一度达成团结抗日协议，抗战刚结束也曾商讨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始终未曾放弃一党专政。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未能真正实行民主。无论在政治、军事上搞的都是以蒋为中心的国民党上层少数人的专制独裁。1949年退守台湾以后，开始一段时间也仍然维持着强人政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政权加速民主化进程，废止戒严令，开放党禁。1996年3月举行首次“总统”直接选举。从此走上宪政道路。
　　
　　至于中共于1949年在大陆取得政权之后，一直实行专制体制，特别在毛时代其独裁专制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革命所要推翻的“蒋家王朝”的程度，甚至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地步。如今这已是世人公认的了，大陆人民身临其境，感受尤深。
　　
　　毛时代的专制独裁体制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制；其次是各级“书记挂帅”的党委专制；再次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的个人崇拜的领袖毛个人独裁。
　　
　　一党专制排斥其他任何党派和政治社团。革命年代中共也曾同当时存在的一些民主党派结成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标榜“多党合作制”，但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共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但是短短几年后的1957年，中共以号召“帮助党整风”为名，让人们“大鸣大放”，引诱“牛鬼蛇神出洞”，然后再突然来个“反右斗争”，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右派。自此，各民主党派便完全失去独立政党地位，而沦为中共的附庸和“统战”工具。中共规定他们“参政不越位，帮忙不添乱”。他们只能“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的决议而不能提出异议。中共一党专制地位完全确立和巩固了。
　　
　　除各民主党派外，中共也还建立了诸如工（会）、青（共青团）、妇（妇女联合会）、学（学生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但他们都只能是在中共绝对领导下，是中共控制各相应群体人民的政治工具。
　　
　　中共的支部建立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基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各行各业和每一个角落。这保障了完全彻底的“党天下”局面的实现。
　　
　　中国大陆各地区、党政军民各行业，都实行党委领导，各级党委则实行“书记挂帅”。人民（包括党员和干部）不同意党委决定，或者不服从书记指示，就可能构成“反党”。书记挂帅实际上就是书记独裁。
　　
　　在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下一级党委书记的“独裁”还得服从上一级党委书记的“独裁”。以此类推，到了中央，便是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它的常委会，又特别是它的最高领袖的独裁了。如果有人（哪怕他是中共中央的二、三号领袖人物，如刘、邓）胆敢反对最高领袖毛，就被认为是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毛思想、反对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可以随时宣布其为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而号召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只因彭德怀给毛一封关于批评“大跃进”冒进凤的私信（毛把它视为“意见书”印发），毛突然改变会议方向（由原定反左变为反右），宣布彭（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1966年毛更采取非常做法，撇开党中央集体，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此前由于个人崇拜而形成的全国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对于伟大领袖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发动并不知真情的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借助“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不满意的刘、邓为首的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并造成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浩劫。在整个毛时代，毛的个人独裁专断达到无以复加地步，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以往各个时代的封建皇帝。
　　
　　在由以上三个层次构成的中共政权独裁体制下，全国民众毫无自由和民主权利可言，基本人权遭到任意践踏。党、党委、党的领袖高于一切，统制一切，真正切实地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党）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党）臣”。全国人民不仅其行为受到严格规制，连思想意识亦受到严格控制。人们事情无分大小一切都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自由思想或个人志愿，都要做“革命的螺丝钉”，“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全国一盘棋”，“组追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几乎变成一个大军营！翻遍古今中外历史也找不到如此完全彻底地严密控制全国10几亿人口的专制独裁政权！
　　
　　本文的任务主要不在于事实的揭露，更重要的在于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本质的分析。让人们明白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汲取教训，思索中国今后的路应当如何去走。
　　
　　这里起码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本来以反专制为己任的革命在其革命过程中，特别是革命成功以后为什么反而会比以前更专制，当初发动革命时候的种种庄严承诺为何往往落空；人民群众为何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自由直至生命服从专制独裁，并对党、对党的领袖表现出超越宗教，达到疯狂般的忠心、崇拜和痴迷；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为何遭到完全破坏而能让毛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而得不到制约；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怪圈定律”难道真的无法打破吗：等。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一般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般说，在古今中外的重大社会变革中，新政治势力为了推翻旧政权，总要首先宣布旧政权和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罪行，不厌其烦地鼓吹革命的目标和纲领如何优越，将如何给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带来自由、民主和幸福，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安定、繁荣和富强；鼓励民众为了理想中天堂般美好未来而牺牲小我，以顾大我，绝对服从其领导和指挥。而民众一旦相信这种宣传，便真的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自由和利益，甚至不惜生命，把自己融入革命队伍，接受被认为是必要的“革命的专制”。本来，在非常时期，为了以暴力推翻旧的专制政权，革命队伍中也确实是需要团结和铁的纪律，需要必要的权力集中和某种“专制”。革命领袖们也会一再说明：这只是非常时期不得已而为之，待一旦革命胜利后就会改变局面。问题是这种非常时期的专制做法时间长了便成了惯性，领导者们感到得心应手，办事“效率高”，即使革命成功后也不肯放弃，并往往找出种种借口来继续这种传统的专制做法。除非有非常强有力和十分严格的制度约束，否则便会“习惯成自然”地延续下去。那时即使下层成员和广大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也往往再也扭转不了局面。并且，如今的专制已经披上了“革命需要”的堂皇面纱，专制者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比革命所推翻的原来专制更为专制了。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Tocquville,1805—1859）在1856年出版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针对法国大革命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氏指出：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1]。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
　　
　　“如果有人问我，旧制度的这一部分是怎样整个搬入新社会并与之结为一体的，我将回答，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我还将进一步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此刻加速人民这一倾向比起抑制这一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利自然都趋向于统一，只有凭籍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中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于人民心安理得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2]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崛起，而且比以往更加坚固。”[3]　　
　　托氏的这些论述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只不过在现代中国革命中，只有中共才把这些“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包括如何根据形势和民众心理提出最能吸引人的目标和口号，给民众种种美好的承诺，以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思想奴化、政治打击、组织处理和甚至人身灭绝等诸种斗争手段，统一思想，排斥异己，清除反对派，维持内部高度团结统一，提高战斗力，确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服从中央”的专制体制；以中共党的全国组织网络和党内专制，实现对全国、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专制；如此等等各方面的做法和效果程度，都达到登峰造极水平。从其做法手段来看，可谓集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政权、政党甚至各种帮派组织经验之大成。本文对此不拟作全面分析，只就作为中共专制制度的核心和最高形态的毛的专制独裁的形成进行重点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专制体制的最高头目的毛，其在党内和在全国的至高无上（超越中国历代帝王，超越任何宗教领袖，也实际上超越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神即玉皇大帝）的地位是怎样树立起来的，为什么唯有他在中国那一段历史上能够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这需要从中共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以及毛领袖地位确立和专制独裁地位形成两个阶段来分析：
　　
　　毛在中共党内和全国的地位是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可以分为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及其以后两个大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他先在党内后在全国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时间是1921年中共成立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再到1949年全国新政权的建立。其中的关键性事件主要有：一是1921年他出席了在上海的中共成立会议，这使他在后来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接着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得以党的创始人之一（毛委员）的资历，高起点地占据革命的重要领导岗位。二是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了一支红军，成功地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这使他立即成为当时中共的实力派人物。三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至同张国焘斗争这一段时间，他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掌握了红军军权。[4]四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有了个较稳固根据地之后，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结束），使他对中共党、政、军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深入和严厉的整顿和清洗，使以毛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军得以确立。五是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通过的新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六是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张三大战役）的胜利，直至全国新政权的建立，这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在全党、全国最高领袖的法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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