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崔武年
一
二十多年以前，我曾經在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工作了幾年，“六四”以後青年幹部局撤消，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調出。後來開十五大、十六大、乃至十七大，我們在茶餘飯間，看到報紙上登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名單，大家都會會心地一笑：很多人都是我們名單裡的。
有人會問了：“什麼名單？”
“第三梯隊”名單。
是的，“第三梯隊”名單。這個名單有一千一、二百人，是在1984年建立的。現在四十大幾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央搞了個“第三梯隊”，而“第三梯隊”作為一個嶄新的政治詞彙在中國曾經一度竄紅，關於“第三梯隊”的議論也是褒褒貶貶、是是非非，不一而足。的確，“第三梯隊”作為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曾經一度成為中央組織部和各級組織部門在一個時期的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有相當長的一個時候，理論上的總書記胡耀邦、“實際上說了算”的鄧小平、“二老太爺”陳雲都十分的重視這個工作，甚至達到了“你們要抓緊催，抓緊考察，抓緊向中央報！對這個事，中央很重視，非常重視！選好的名單，一部分也要，一個也要”（當時分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宋任窮語）的程度！
當然，這些都是發生於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有令人興奮的，也有叫人沮喪的，有農村改革和市場經濟理論的探討，也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的逆施，有給中國帶來長足發展的決策，也有把中國置於絕地的事件。這個年代的許多遺產都留給了後來。這個“第三梯隊”也是完全生發於這個年代裡的——後來它在組織部的業務術語變成了“省部級後備幹部”——隨著這個年代的結束，這個紅極一時的名詞也就銷聲匿跡了。但是，這個最初冠名以“第三梯隊”的名單卻仍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長遠的發生著作用。
從1984年到十五大那年是十三年，到十六大那年是十八年，到十七大那年是二十三年——前面我說了，那幾次大會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的相當一些人是這個名單裡的；今年就要開十八大了，我看，相當一些民間熱議的“新”的“十八大常委”，仍是二十八年之前建立的那個“第三梯隊”名單裡的“舊人”。
中國的黨政幹部有數千萬人，縣處級領導幹部聽說有一百幾十萬人，地廳級領導幹部應該有十幾萬人，省部級領導幹部大概萬把人，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不到四百人，最後，能夠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是二十五個人，成為政治局常委的是七至九個人——而二十幾年之前選的這一千一、二百人中間就出了這二十五個人和九個人的半數，而且連續數屆都是如此，回過頭去看，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奇跡”了。
是“奇跡”總應該有原因。就工作本身而言，我以為大致上有那麼五條：
其一，選拔時有明確的目標——也就是標準。
其二，工作中嚴格執行了程序——就是考察制度。
其三，每年都有常規考核，滾動調整，有進有出——就是管理制度。
其四，對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培養措施——這也是一種制度性的“繼續教育”吧。
其五，從中央組織部到省市委組織部都有一個真誠的、認真的、負責任的、把制度真當制度的專職機構進行管理——這個機構在中央是青年幹部局，在省市是青年幹部處。
可能就是這麼簡單的幾條。概括起來說，就是按制度選拔，按制度考察，按制度管理，把制度真當制度的機構負責。我這樣說，很多人會以為是官話，不會相信——這個“第三梯隊”在當年就沸沸揚揚，負面輿論甚多，怎麼可能象你說的這樣呢！
但是，事實上這個名單的產生和管理就是這樣的。
這一千一、二百人就是按照當時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經過各級組織人事部門考察、篩選，又經過省部級黨委、黨組集體討論上報，再經過中央組織部組織統一的“中央考察組”考察，最後，經過中央組織部部務會議或者部長辦公會議討論通過才最後確定報送中央主要領導人的。
這個名單在當時的平均年齡是43歲多，大專以上文化的佔到了85％以上，所謂“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佔83％，“剝削家庭出身”的佔11％，而出身於幹部家庭——亦即“副部以上的高幹子弟”——的佔5％多一點。
附帶說一句，這幾個數字是我本人當年依據這個名單的主體一個一個算出來的，如假包換。
二
有人問了：你現在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有些意思。這個“意思”就要從這個“第三梯隊”說起。
二十八年了！中間經過了四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很短，兩人加起來才佔了五年左右，後來是江澤民十三年，胡錦濤接近十年。
二十八年過去，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普遍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社會的不滿情緒卻是有增無減。不言而喻，這些不滿很大一部分反映在所謂“太子黨”、“高幹子弟”的特權上面。我認為這些不滿是正當的，因為它反映了社會現狀，而且是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狀。但是，公道地說，在這個問題上面，當時的那些年和後來的這二十幾年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幹部政策逐步落實，眾多的老幹部在百經磨難之後重新恢復工作，但是他們面臨的第一位的問題卻是為自己準備接班人的問題。那時，也想過一些辦法，比如請他們“推薦優秀的年輕幹部”之類，推薦的名單也印了幾大本，很遺憾，多是秘書、參謀等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有兒子、女婿等親屬——往好裡說，是實在沒有辦法，老幹部們長期被打倒、靠邊站，“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除了身邊人，確實不瞭解比他們年輕二十歲、三十歲的那一代人在那個“史無前例”期間的“表現”！後來提出了“四化”方針，成立了青年幹部局，提出了建設“第三梯隊”，這個“準備接班人”的問題在當時的那個條件下，才有了結構性的解決。
不排除一些老幹部有“還是自己的孩子最可靠”的思想。但是公平的說，絕大部分的老幹部還是有信仰、守紀律，還是“立黨為公”的。衹要有了方針，有了標準，有了制度，基本上都能有所遵循——比如這個“第三梯隊”名單。前面我說了，在這個名單裡，“副部以上”的“高幹子弟”只佔到5％，遠低於“出身不好”的11％——再進一步說，其中“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我記得衹有兩位，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今天的“候任總書記”習近平！當然，當時的習近平也是經過了我介紹的那些程序，由河北省委正式上報，中央考察組專門考察，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會集體討論才列入名單的——而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在中央的核心圈子裡也並不太“得勢”。（《明鏡月刊》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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