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与一百年
鲁南
今岁已发生的，足以使这年份在史上留下特殊印记。而回溯三十年前、以至一百年前，拂去尘埃，阅见真容，不禁让人深思吾国道路之曲折。
三十年前，改革风潮起，禁区始被突破，国家本位渐趋松动。
三十年中，不乏波折，但已渐行渐远，不可逆性日益增强。
三十年后，回首以望，人们发现，改革开放史中的经验在于回归一个常识：国家是为民众之福祉而存在，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可以有变迁，但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福祉却作为价值标尺而在人类社会长存。而教训则在于这一常识仍不时被遮蔽，个体权利的享有和保障仍很不足。这一常识，属于“普世（或称‘普适’）价值”。
今日之普世价值是人类对过去数千年的种种错误和愚昧价值的总结，是无数的思想者在野蛮和杀戮中学习到的成果，是人类吸取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所形成。今日普世价值形诸于文字的直接表述包括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与普世价值相关的还有普世经验、普世道理。
例如，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就是普世经验；
权力不能集中，需要拆分，也是普世经验；
公民权利是要靠博弈和斗争而获取，这是普世道理；
……
改革开放三十年，本是逐渐融入国际主流，吸纳普世价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波折，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源于对普世价值的拒斥。在一些人眼里，人首先不是人类之一员，而是以群分，这个“群”，或曰“阶级”，或曰“民族”，……。并且，这些人认为，人的群之间差别之大，大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差别，以至不存在基于全人类而言的普世价值。以这种逻辑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否认人作为人的存在。
拒绝和否定普世价值的缘由多样。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大陆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有了经济增长“政绩”，许多人就趾高气扬，自认为政治制度、政策决定正确无疑。这种自大症患者对存在根本缺陷的一些制度，不思改革，或者仅仅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裱糊式“改革”，导致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积重难返。如不加以及时医治，这种自大症可能会病入膏肓，造成系统性损害。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只是义理之争，更关涉每个公民切身的权益，还关涉宏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例如，两岸最终能否和平统一，将决定于两岸人民是否认同于普适价值、普适文明，或者说是否对“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有着共同的认知。
不言而喻，三十年的既有成就并不意味着既有道路和模式的可持续性。关键领域的变革乏力，已成公开的事实。如何改变改革的疲顿局面，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重拾风潮乍起时“不能遗忘的思想”。
紧迫的事情还有教育。三十年了，教育远未达到“好的教育”，仍未跳出训练和宣传的窠臼。在这种教育下，若受教育者不进行教科书和课堂之外的重新学习、不寻求宣传之外的自主思考，在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时，就以为它们与独裁政体存在必然联系，就仍然掌握不了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而“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独裁政府所需要的教育，是“听话的教育”，是培养出“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双重人格的教育。这又是普世教训。
还有政治透明。透明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三十年了，透明政府的建设步履维艰，近日实施的一部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又引起人们对政府透明度、公民知情权的期许。这部《条例》实施已五十余天，但从实践来看，各级政府离公开透明政府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书面上的法律要成为现实中的法律，尚需各方付出艰苦细致的努力。各级政府需明晰“信息公开就是全程公开”、“公开过程比公布结果更重要”的基本法理，以免沦为“处断公告”而非“信息公开”。各位公民需以行动来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以督促政府。
事实是，公民的行动已上路：
北大教授申请公开高速公路收费信息；
清华学者申请公开汶川地震烈度信息；
学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公开华南虎照信息；
……
而政府似乎连行囊也未备好。人们期待着政府快些出发。
三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回溯一百年前，人们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一百年前，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迈出立宪的脚步。但不出三年，革命风暴骤紧，立宪即告破产。其中，“皇族内阁”的登台，不啻为对清王室的重重一击。殷鉴不远，个中因缘，耐人寻味，也当记取。而今立宪之路走过百年，宪政却仍迢迢。
再往前追溯十年，戊戌之年，又一个重要关头，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人们发现思想与路径之歧、老大帝国转型之艰。渐进还是激进，这一宏大而又紧要的命题，在当时实已突显，此后延宕百年，多少血雨腥风，何堪回首。吾古老大国之现代化，非巨大耐心和持久毅力不足以推动！
历史之课，不可谓不沉重，而其中的经验教训，今人是否深省牢记，仍存疑问。因为诸多被遮蔽的人和事，尚待还原。
幸好，又有一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者，在进行着这样的还原历史的努力。而他在晚年所展现出的乐观，则让人感慨。他相信：“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也是在一百多年前，欧洲的一位智者，以其洞察力做出预见力惊人的政治预言。这位智者为意大利政治学者莫斯卡，他在1896年的著作中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且也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地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他在1926年又说：或许到2000年……俄罗斯自己会重新确立土地和资本的私有权。
这位学者还做出如下警告：“官僚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全方位控制将是灾难性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例证。”因此，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
这位学者对政治改革的论述是：“一个政治机制要取得进步，……世俗权力的行使不得被赋予任何神圣性和永恒性。”
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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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08-6-23 本站发布时间：200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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