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为自己所写的《新青年》文字作了一个题记：以1915年《新青年》（开始叫《青年杂志》）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已靠近百年。近百年来，新文化或主导新文化的《新青年》几乎成了百年中国的文化圣经。治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化史、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学人，对五四新文化持整体肯定之态度，且语辞颂赞有加。故五四新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获得超过其自身成就的盛誉，与此同时，它的致命坎陷至今隐而不彰，或觉而未察。多年来，海峡两岸不是没有它的反思者，但这一面的工作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毕竟由《新青年》或新文化所造成的历史灾难性后果，我们还缺乏起码的体认。如果可以对其作一整体性的评估，笔者以为，《新青年》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负面性大于它的正面性……
批评《新青年》，手中得有《新青年》。然而，这本九十多年前的杂志，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容易获得。我现在手上有两个版本的《新青年》，一个是上海书店1988年6月的影印本，蓝皮封面，精装，32开，共12册，当时只影印了500套。另一套《新青年》是新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也是12册。但它不是影印，而是重排。它把原来竖排繁体的《新青年》变成了横排简体的新版本。也就是说，新版《新青年》是以上海书店影印版为原型，一本一本、一篇一篇、一行一行、一字一字，由人工输入电脑，把《新青年》的所有文字变成电子文档，然后编辑、校对、出版。这过程说来简单亦复杂，成如容易却艰辛。然而，12册《新青年》的总文字量为700万，完成这一海量输入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人，他就是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读现代文学博士的席云舒。
云舒是年轻的朋友，我的两套《新青年》都与他有关。前一套是他帮我买的，后一套是他送我的。若干年前他来我家时，发现了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新青年》影印本，回去后即与上海书店的朋友联系，好在库房里还有存货，他购买了一套，我又请他代买了一套。于是，就听他发愿要出一个《新青年》的新版本，要横排简体的那种，便于今人阅读。我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没当真，更不会去鼓励。这么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谈何容易。板凳要坐十年冷，但那是做学问，谁愿意去做冷冰冰的文字输入呢，那么单调，体量又那么大，纯粹为他人作嫁衣的苦差。但云舒不声不响，一个人便做了起来。从2003到2008，六年过去，他陪上了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硬是把全套63期《新青年》输入自己的电脑。这其中的苦辛，云舒这么说：“那几年时间，除了出差或某些特殊情况外，每天晚上陪伴我的总是在键盘上打字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虽然单调，却倒也十分充实。”完稿后的《新青年》到了宁夏社手里，又花了三年多时间打磨，前后相加近十年。所以，今年夏天，这十年磨一剑的十二册杂志合订本厚厚地摞在我的书桌上时，不禁感喟：这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新青年》啊。
新版《新青年》的问世，给研究它的人带来了便利。它不太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但却注定成为知识界久远的研究对象，因着它那久远的历史影响。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的思维、语用乃至诉求，其实并没有脱离当年《新青年》的范式。由它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形成了一个百年历史的小传统，我们今天仍在延续着它。比如，民主与科学，是《新青年》的两面旗帜，近一百年过去，它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诉求。我们今天的白话文学，依然要从五四谈起。新文化运动依然是我们百年思想史的正脉。《新青年》问世以前，我们的历史俱属于传统，直到由它所表征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历史的脚步方才迈进现代。《新青年》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它虽然发生在1910年代，20世纪在它面前还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我们却把那一段历史（甚至更前至1840）不叫现代叫近代，这是为了把现代的桂冠留给《新青年》、留给新文化。
还是暑假中，云舒在msn上要给我寄书，就便聊起了《新青年》，我劝他把《新青年》当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但他开玩笑说：自己做的只是一个打字员的工作。我说正因为你全部都打过了，所以没有人会像你这样熟悉文本啊，假如一个人抄过一遍论语……。我的意思是，《新青年》至今，研究者除了颂赞性的肯定，还缺乏对它的整体性的反思。人们对《新青年》的了解长期以来只是一个面相：启蒙，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但它的另一面却长久地隐而未彰，这一面又如此强劲地影响了自它以后的中国历史。我甚至用过这样一句话表述：通往1949的历史大门是从1919开启的。鉴于对云舒的了解，我很希望他能做一做这方面的事。但他反问我，你不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吗。是的，这几年我是比较关注它，也写了若干文章，开头的题记如果表明了我对《新青年》的态度，它就是建筑在我写的那一批文章之上。我把这批稿子题为“《新青年》批判”。但，这些文字篇幅短小，是为报刊专栏写的，属于随笔，不是研究形态的专论。我很希望能看到系统性的反思论文，甚至专著，同时也更希望有年轻人介入。但，云舒还是选择了胡适作为自己的博论对象。
在那次的msn聊天中，我谈及自己对《新青年》的看法：总的来说，它做了两件事，前期反传统，后期引苏俄，这两件事造成的历史影响和后果，于今历历可见。另外它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它的民主是极权主义民主，它的科学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这些都是我读《新青年》获致的感觉，越感觉其中的问题就觉得越大。我们长期以往是把这份杂志当作自由主义来看待的，同时把《新青年》群体也视为自由主义群体，甚至把容纳这份杂志和这个群体的北大看做自由主义的大本营。1997年北大校庆100周年时，有学者做纪念文章，分析北大传统和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此同时，有学者表示要弘扬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这里存在着太大的价值误区，无论《新青年》，还是《新青年》群体，抑或当时的北大，非但整体上不是自由主义，而且由它们所显示出来的对传统的极端否定以及讨论问题时的绝对主义态度和排他性，只能表明它们和自由主义恰恰属于价值上的对立。
约两三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作“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周是1920年代考进北大的一名学生，1930年代留学英伦，成了哈耶克的弟子。他是在当时新文化的潮流中拒绝阅读《新青年》的（其实不是不读，而是不喜欢），同时也和北大那些新青年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今天看来，这是一位年轻的反潮流者。但，他只能做到不为潮流所裹挟，却无能逆挽潮流。正是那些能搅起时代狂澜的新青年们搅得周天寒彻，历史便草蛇灰线到如今。今天，如果我们有意对20世纪的历史作一长时段的反思，我想无论如何，无法绕开长期被我们视为现代起点的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尽管不同的价值视角，可以读到《新青年》的不同面相；但，重要的首先是阅读。所有的审视、判断与解释，抑或所有的肯定与否定，都得从每一个人他自己的阅读开始。新版《新青年》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不小的方便，这里要感谢云舒的劳作和宁夏社的出版大手笔。但，看着书案上高高摞起的《新青年》，我不免怅想，除了馆藏，今天有几人会去碰它呢，特别是年轻的学子；毕竟它也是年轻的故纸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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