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奢侈品和腐败有什么关系？

好几年前，我去拜访一个在奢侈品公司上班的朋友，她说她很疲惫，想辞职回家生孩子去了。除了没完没了的开店、大中小型市场活动、老板来访等等连轴转的工作，她说做奢侈品感觉不太好，“比如，”她说，“只要山西煤矿出安全事故，我们太原店的生意就会大涨。”

我们都知道如何把这些故事连成一条线，从矿工遇难，到奢侈品狂卖；这背后的故事似乎每个人都“懂的”，却又“说不清”。这种故事很多。还有一次，我另一个做奢侈品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媒体老板带着“领导”去采购，由于巴黎店里的销售服务不够殷情、伺候领导不够周到（就是速度不够快），这个老板要投诉销售员，还威胁要在其所控制的媒体中封杀这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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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Lee/Reuters

最近半年来，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再也听不到前几年那样两位数增长的捷报了。

最过分的故事是我听说一个老板可以买N辆名牌车，都不上牌照，就在车库里存着。需要了就开一辆出来送人。大概两年前，一位记者朋友在一家名牌店里做暗访，有大款把他当服务员，让他帮忙给选一些给男士的礼物，并且告诉他，每年两会前，他都要来北京“进贡”。

由于中国的腐败，让奢侈品在中国大卖。所以公众自然对这些反正买不起的东西有一种不仅抵触、甚至憎恨的情绪。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和奢侈品的关系。他们是我的广告客户，我非常懂规矩，从来不说他们的坏话，时而还要小拍一下马屁，说点好话。我已经把自己的行为彻底理性化了(rationalize)——人家支持我，我就得支持人家。慢慢的，十几年过来，我已经是个完全赞同奢侈品的人，我经常认为中国的腐败和奢侈品是没有关系的，是腐败让奢侈品市场畸形增长，但是奢侈品不是腐败的根源，制度的缺陷才是腐败的根源。

前些日子，我碰到一个号称只关心艺术文化的投资人，他投了很多奢侈品公司，他跟我说，其实这些奢侈品公司刚开始以为中国的奢侈品发展会和其它亚洲地区差不多——慢热。谁都没想到，居然一下子飞起来了。之后他说他认为这种市场情况还会持续很久。我说奢侈品的飞速成长和腐败有关，他非常轻松地说，那就希望腐败长在！我真想抽他，但是我已经长期理性化了，这种应该有的勇气和棱角早就被磨没了。

这顿饭之后，我开始重新想，如果不是靠奢侈品广告吃饭，我应该怎么想奢侈品？

的确，是我们的制度给腐败提供了土壤，但是如果一个行业的销售是靠社会的堕落，那么这个行业有维持性吗？这个社会还能够继续接受这个行业的产品吗？尽管这些产品真的是世界上最美、最精致的东西。

答案我们已经看到了——没有维持性，社会也不能接受。 最近半年来，奢侈品市场再也听不到前几年的双数增长捷报，如果不是负增长就非常不错了。在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报道，奢侈品牌Burberry的股价自从9月发出警告后下跌了21％，他们的首席财务官Stacey Cartwright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换届，使奢侈品消费在中国蒙上了阴影：“送礼是中国的文化之一，礼物也往往送给那些有权威的人，不过在换届之前你也搞不清楚谁会上台，那该把礼物送给谁？”

在奢侈品市场有点“风声鹤唳”的时候，陕西“表哥”又出现了——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车祸事故现场面露笑脸并佩戴“名表”，之后照片被网友人手搜索，进一步发现“表哥”可能有名表至少11只。

其实在陕西“表哥”之前有过南京的“天价烟局长”；两会上也有无数人民代表，也戴表。但是陕西“表哥”是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这对所有公务员来说太是一个信号了——一个国家不再容忍腐败的信号。在此之前，官方对这种报道向来是打压、封闭、用高压方法庇护官员。但是陕西“表哥”是哥例外，在现实中被人民日报微博转载，之后又上了央视。这个转折所有公务员都意识到。从此，表就不好卖了。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广告客户中奔走、约见，又到了谈年单的季节了。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奢侈品不再计划花巨款做汇集明星、名人、名媛、名流的超级派对，而是要做点艺术展览和讲座，甚至支持一下本土设计。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我们明年能看到很多好展览，都是值得期待的。

其实这么做，反而是回到了奢侈品的根源上。奢侈品是把有功能的东西做到极致，里面的含金就是文化。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一个官窑的碗，无非是古代的奢侈品，自古以来，奢侈品不为大众受用，但是可以被大众欣赏。

我一直认为奢侈品的昂贵是对人的智慧的尊重，不管是设计还是手工，都是对动手和动脑子的人表达一种认可。可是当奢侈品成为腐败的货币时，这种认可就全部流失了。

我知道我的奢侈品品牌客户都会留恋双数增长的过去时，但是奢侈品真正在中国被理解和欣赏的日子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洪晃是时尚媒体出版人，专栏作家。她最新的一部作品是《廉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