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致金大法官一士諤諤，在榮休離任常任法官之日，留下了他關於法治的精警勸勉。這邊廂，記者們竭力套出包官一兩句針對梁愛詩的批評；那邊廂，包官卻饒有深意地指出，在這烏雲蓋頂山雨欲來的當下，媒體絕不能「食花生（not just bystanders）」，卻要運用本身的聲音，成為最堅定的法治捍衛者；未幾，包官再次鼓勵傳媒朋友，請他們在困難的時候，支持司法制度。
然而，不過一天，CCTVB 就用行動表明，他們對包官的訓勉一屑不顧。
港珠澳大橋工程發生致命工業意外，無線新聞的報道引述著名工程師黃澤恩的意見，認為工程「因為官司問題拖慢了」，所以要採用較新的填海技術，即意外發生時工人進行的施工技術。先不論將工業意外扯到官司算不算得上合理，或者黃澤恩的評論，是否已經超出了他作為工程師的專業範圍，「大橋工程因為司法覆核案拖延」這說法，本身已經是個彌天大謊。
時間回到 2011 年 2 月，仍未到法院預定的「大橋案」審訊日期，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香港建造業人力情況的報告，當中附件 A 羅列出各項經立法會財委會批准的工程的進度，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就放在附件 A 第 4 頁，並指出項目完成日期，將由 2010 年 5 月延遲一年。政府當時的理由是，因為要根據早前批出的環評要求，進行額外的研究，因而工程需要延長。換言之，早在法院仍未作任何裁決影響工程前，政府一早已經預計，工程會有延誤。
妙就妙在，同年 11 月底，剛遭逢區選滑鐵盧的公民黨，不忿屢遭抹黑，於是由黨魁梁家傑手持上述文件段落，在立法會與邱誠武副局長對質，力辯工程延誤與官司無關。飽經媒體歷練的邱副局長，這時亮出一招「乾坤大挪移」，一方面說「大部分招標的準備工作和勘測工作其實已於 2010 年年中完成。原定的計劃是於 2010 年年底進行填海」，另一方面又說額外的研究「與大橋口岸的填海工程並無關係」。
按邱副的說法，豈不是政府在 2011 年 2 月說要三個月後才完成的事情，原來「大部分」已經在 2010 年年中完成？又如果按照政府「原定的計劃」，2010 年年底填海，申請司法覆核一方連禁制令也沒有申請一張，環保署的批文仍然有效，讓口岸區填海不能「如期」上馬的，到底又是誰？政府在 2 月時視為工程延誤理由的額外研究，為何到九個月後又變成與工程無關了？
奈何，這裡是香港，一個只要政府肯堅持說同一個謊話一百次，媒體就會和應，民眾就會信以為真的地方。
筆者一直認為，數回歸十五年來，對法治傷害最大的單一事件，不是「六二六釋法」，更不是前律政司司長開腔指責法官與法院，而是朱綺華訴環保署署長一案 —— 或者應該更仔細地說，是媒體在這「大橋案」當中的表現。
傳媒給「官司阻工程」這說法添油加醋，甚至連工人慘死也不惜拿來抽水，本身已經夠讓人不齒，但更叫人恐慌的是，甚至在案件還未正式完結的當下，各媒體已經越過了「報道」的界線，直接參與到案件當中。套用包官的說法，記者在那個時候，已經成為訴訟當中的 major players。
甚麼時候？就是在追訪包圍朱綺華、以至其親朋好友的時候。
當記者們「突破保安的防備，打開【朱女士】家的大門，企圖讓她說出，究竟誰是『幕後黑手』，她是如何介入這場官司」（《南方人物周刊》2011 年 11 月號）的時候，他們追緝「黑手」的熱情，無疑已經蓋住他們的專業心目，忽視了一些顯然易見的事實︰
．整件訟案的中心主題 —— 環評報告應否包括「基線評估」—— 是一個不論環保學術界、工程界，以至法律界，均認同是值得嚴肅看待的問題；
．朱女士作為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她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獲得司法補救」，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
．朱女士的案件取得法律援助，意味著 (i) 她已經通過法援署的案情審查，的確有合理的提訴理據；(ii) 她的代表律師由法援署指派，法援署一直監察案件進度，以及律師與申請人各自的行為有否不當；
．朱女士的司法覆核獲得法院許可，更在一審勝訴，顯示法院不但接納朱女士的申訴有理，更一度認定，政府批准工程的決定並不合法。
及後上訴庭推翻原判。不同法官根據各自淵博的法學認知與經驗，對於政府行為是否合法這一點，有不同看法，這在我們的法律制度內根本平常不過。無論站在朱女士個人利益的角度，還是公眾利益的角度，最穩妥的做法，是讓朱女士充分享有憲法賦予她的權利，由她在秘密情況獲得律師意見後，決定是否上訴到終審法院。
就在這時候，媒體的追訪進一步升溫，變本加厲到一個直踩門庭、包圍家人朋友、揭發私人恩怨的地步。最終，朱女士沒有指示律師上訴終審庭，案件在法律上以兩審定讞、政府勝訴作結。
請記者、編輯朋友們，切勿以甚麼「公眾利益攸關」作為你們行徑的擋箭牌。作為媒體工作者，你們比誰都清楚知道公眾利益的意涵是甚麼；而基於公眾利益，如何平衡公眾知情權與司法獨立，進而為記者與法律執業者各自的行為設合理的界線，傳媒工作者也知之甚詳。
試想像一下，眼前不是一宗司法覆核案，而是一名窮小子被控以連環強姦罪。即使社會大眾「肯定」窮小子有罪，記者又是否有權走到窮小子的家中，自行查問小子的父母「你兒子有做過嗎」「案發時你兒子在哪裡」「你如何解釋警察說找到你兒子的 DNA」，或者在小子應訊時問他「是否律師教唆你說受害人『同意』性交的」。
我十分肯定，假如有記者會這樣做，辯方律師一定可以向法院申請，解散陪審團，永久終止聆訊。
熟悉法律的朋友肯定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完全切合的比喻，因為在司法覆核案件中，事實與法律的裁決均由法官負責，不會有陪審員受不當報道影響。但朱女士最終不上訴這一點足以證明，媒體壓力對司法的影響，絕對不只出現在陪審團的環節。畢竟，任何思想持平的人都不能否認，在媒體瘋狂追訪下，讀者眾聲喧嘩、親友指手劃腳，與朱女士最終不上訴的選擇，是密切相關的；如果朱女士的憲法權利充分尊重，這種情況，根本不會發生。
回到包官的臨別警言，有一段是頗堪思考的︰「如果你只在風平浪靜 (when there are no problems) 時相信法治，你根本就不相信法治。」當大眾質疑秉行法律程序，會否帶來現實的代價時，這就是法治最脆弱、最需要捍衛的時候。我真心相信，包官對媒體的勸勉，絕不只是要求它們在梁愛詩、梁美芬之流大發謬論時，有力反擊回應，而更是希望他們能以專業的精神，保護整個制度的公正公平，讓案件的是非黑白，留待法院 —— 而非片面觀察事件的輿情 —— 去作出裁斷；針對司法制度與程序提出的見解和批評，務必基於事實，更是最根本的出發點。
無奈，從一個工人之死可見，包官的訓誨，應該是白說的了。
圖為編輯所加，來自《主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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