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东阳
文 郑东阳
对我这样的大陆青年来说，“北平”这个词似乎只存在历史课本中。在台大徐州路校区附近，有家“北平龙门客栈饺子店”，踏入门帘便会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家上世纪60年代由随两蒋迁台的外省人开设的饭馆，墙上都是一些字画，正中的柱楣上头是孔子在台湾的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的题字“龙门客栈饺子馆”。|
第一次带我到这家饺子店的朋友是外省二代，父亲是四川老兵，饭馆里昏黄的灯光总能让人想起眷村里的味道。对于不少1949年迁台的外省人和他们的后代来说，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一样，拥有和外面完全独立的世界，但又多了一丝乡愁。在整个岛屿沉浸在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的年代，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而眷村外的本省人则是在家乡的流亡者。
和北京大院一样，眷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后代教育都自成体系，鲜少受眷村外环境的影响，虽然眷村的建筑并不豪华，甚至很简陋。部分眷村里子弟也会流露出体制内的优越感。有一位台湾好友L，解禁前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国民党“催台青”计划正在吸引更多的本省青年，但像L这样的眷村二代，能到党中央公干，根正苗“蓝”是很重要的加分因素。在蒋经国的世界里，台湾公务员公餐只能点“梅花餐”（四菜一汤，组成梅花图案），但L出差时，他们不属于公务员系统，属于党务系统，地方党部总是会招待他们“八菜两汤”，梅开二度。
直到后来他下海，成为市场化媒体《中国时报》一名记者时，他才真正走入外面的世界。他的新工作一度还被眷村里的发小嘲笑，认为这样的饭碗不牢靠。发小当时在《新生报》上班，《新生报》的主办单位是“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属于体制内。如今，《新生报》几乎没有台湾人会提及，成为一份提供养生知识的小报。
他滔滔不绝和我说这些故事，然后批判一些本省人的“福佬人（闽南）沙文主义”。在眷村的对立面，民主化后的台湾，本省籍精英们也形成另外一个“眷村”，在那个世界里，嘲笑马英九不标准的闽南语的人们认为，不会说闽南话的政客是在犯错。这两个族群一直到这二十年才加速融合，哪怕今天，每逢选举到来，出了台湾北部，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和大院不同的是，并不是每个眷村人都属于体制。在那个李敖还算靠谱的年代，反体制的外省籍精英雷震、殷海光、柏杨都是“高级外省人”。每次看到龙应台、赖声川、王伟忠、侯德健、李立群、邓丽君时，总是闻到一股相似的气味。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老文艺青年大多数是外省人。在领袖很浓的江浙口音还可以在校园广播里每天播放的年代里，文艺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眷村。
当然，眷村里，也有底层的人们。今天还保留的少数眷村，只剩下年迈的“国军”。比如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国军老兵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的贫民窟”。
在年初的台湾大选期间，在台北地铁台大医院站，我看到一群挥舞着国民党旗帜、拄着拐杖的老人，刚参加完造势活动的他们用四川话聊选情。他们是国民党最忠诚的粉丝，是体制内的弱势者，在体制已经消失的今天，更是如此。
出了地铁站后，一位台湾统派政党新党的青年才俊W正在附近的明星咖啡屋——这家蒋经国和夫人生前最喜欢的西餐店等我。这位台南青年比我还热爱祖国大陆，而且口音也带有北方的味道，虽然儿化音显得有点别扭。因为加入了新党，他得以有机会参与到看起来很显高贵的老外省人场合——一些台北的上海或者江浙饭馆，老头和老太太们会用语蒋家父子一样的江浙方言夹杂着国语对话，气氛十分怀旧，一位老先生听到王的口音后，惊呼“你祖籍北平吧？” （第七期《壹读iread》杂志，《台湾边角料专栏》，最后刊登版有部分改动，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可微博私信：http://t.sina.com.cn/dongya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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