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刘国民：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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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民  

　　
　　2011年下半年或者2012年上半年，我国将迎来一场经济萧条。这场萧条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显露在外的严重问题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商业银行放贷过量问题、房地产市场趋冷和严重的泡沫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营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的生存困境问题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已处在滞胀状态中。经济滞胀和以土地为纽带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之间微妙而又危险的联动关系，正在和各类直接问题、深层次问题一起，将我国经济带入危机之中。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使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难以扩大，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面临风险，经济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趋于恶化。
　　
　　一、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地方政府债务与商业银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
　　
　　地方政府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为了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更迫切地需要土地转让收入的支持。为了更好地获得土地转让收入，地方政府又向商业银行贷款用于土地的前期开发费用。这使地方政府更进一步形成对土地转让收入的依赖。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程度日益加大之后，就不仅只是土地出让金的锐减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了，甚至连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放缓或中小幅度的减少都让地方政府难以承受。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程度越高，则土地出让金的波动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就越大。
　　
　　土地出让市场的景气与否与下游房地产业的行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以往，股市和房市曾扮演过承接游资的作用。当股市不再可靠，不能再发挥保值增值的作用之后，房地产市场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长期的投机投资推高的房价越来越被看出是不可靠的，且房市的前景在调控政策打压和经济前景不理想的情况下，也是不容乐观的。投机资本对房市的投机热情下降，以及想购买住房的人其购买力长期达不到有效需求的水平，使房市的趋冷不可避免。房市泡沫破灭的危险和游资的进退无依，将使社会各阶层直面惨淡的考验。
　　
　　实际上，还不需要泡沫破灭，只要房市趋冷到一定程度，使土地出让市场的运营收入满足不了地方政府财政需要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会直接暴露出来。而贷款给地方政府的商业银行也会因此面临坏账损失，其资金安全会因此面临严峻挑战。
　　
　　商业银行的痛苦还不止于此。由于商业银行曾向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直接贷款，且商业银行的相当一部分贷款也间接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紧缩政策和房市趋冷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和银行的流动资金都会出现紧张局面，且房地产行业的房产变现压力加大，直接恶化了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状况。房市趋冷到一定程度时，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将会直接破产或退出，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进一步恶化，相关银行和众多的相关产业也会面临不小的冲击。
　　
　　在银行危机面前，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形势并安定民心，为了防止信用危机引发过多连锁反应，会救助陷入危机的商业银行。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一旦商业银行面临危机，中央政府的传统救援方式将受到更多限制。到时候为了保全商业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也不便再严厉推行。对我国中央政府而言，上调准备金率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使商业银行雪上加霜，但不上调准备金率又担心通胀得不到控制，实在是进退两难。
　　
　　（二）地方政府通过疯狂拆迁脱困的危害
　　
　　再看下地方政府为自救会采取的措施。地方政府在财政吃紧、短期内税源无法扩大的形势下会继续并加速拆迁，通过获得更多土地转让金的方式脱困。
　　
　　多年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性住房，但地方政府显然更热衷于圈地和转手倒卖，对保障性住房这类商业价值低下的项目毫无热情。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拆迁积极性，它们通过拆迁将大量土地低价据有，而后再高价卖出。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步子极慢、投入极少，但在恶化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方面却贡献良多。地方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城乡结合部、次级住宅区、城中村夷为平地，将很多中低收入者赶到其它地方。结果就是，房屋的供给量越来越不足，越来越多的租房者面对着越来越紧缺的房源。这使城市的房屋租金一路猛涨，大大侵蚀着中低收入者的工资，使这些人群的实际收入不仅上涨困难而且一不小心就有下滑的可能，使房租在他们生活开支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攒钱买房者，猛涨的房租会直接延迟他们买房的时间，使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减小；这部分人中还有一些人是进城务工人员，由于从事的行业本就收入不高，在高租金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选择退出城市或避走他乡，这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我国商业和服务业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缓冲经济改革压力、活跃经济形势、容纳大量各阶层劳动力就业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减压阀。由于房租和店铺租金的联动关系，也由于经商者自己也有租房需要，房租的猛涨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经商成本。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将对这些行业的经营状况造成不小的压力。原来从国企或从隐性失业状态分流至这些行业的很多从业者，也将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或收入减少，或演变成失业、半失业人口。
　　
　　另外，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至在同一个城市，也存在着从繁华的商业区到次发达区、到城郊结合部再到乡村的多层次区域。在城市谋生的很多中低收入者，尽管收入一般或较低，但多层次区域的存在使他们可以灵活选择某一区域作为自己的居住之所。收入很低的人可以租住非常低价且居住环境很差的房子，收入一般的人可以租住租金适中、价格一般的房子。多层次区域和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存在较好地满足了他们的租房需求。实际上，城市中的次发达区域、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扮演了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的作用。
　　
　　地方政府近年来的“热情拆迁”、“速度拆迁”正在迅速恶化中低收入者的生存环境。可以这样说，只要地方政府的拆迁热情没这么高，很多中低收入者实际上还是有点租房保障的，处境一时半会还过得去。但是，现在出现的是一个个疯狂拆迁的地方政府，它们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推动拆迁，极大地加剧了租房市场的供求矛盾，却任由中低收入者面对租金疯狂上涨的“市场”。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遏制地方政府的疯狂拆迁比推动保障房的建设更紧急、更重要也更实在。如果控制不住地方政府的这股热情，受害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中低收入者和所谓的工薪阶层，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环境也将进一步恶化，对整个经济形势更严重、更深远的危害也会接踵而至、逐渐显现。毫不夸张地说，各地的疯狂拆迁会加大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加剧我国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二、深层问题（原因）探析
　　
　　（一）体制经济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体制外经济空前活跃和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由计划经济向体制经济与体制外经济并存的局面过渡。但近年来，与上述趋势相反的是，政府收入和垄断国企的规模都快速扩大。体制内的经济力量和依附于体制的经济力量都空前壮大，而与体制有一定距离的体制外经济则陷入发展困境。
　　
　　体制经济快速膨胀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国家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一部分国企与行业政策一起恶化投资创业环境。巨无霸的垄断型国企和行业政策一起快速获取各类资源和市场，在很多行业包括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挤压民营企业，同时又贡献着大量的银行呆坏账。这些国企的规模迅速扩张，但经营水平提高不快。它们无力改变内需不振、居民购买力难以提高的局面，却可以为之推波助澜，对就业的贡献日渐式微，也使之在维持就业和保障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
　　
　　（二）改革过程中的去社会保障化，导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缺失
　　
　　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改革转型成本被推给社会。整个社会的很多经济主体都在做着这样一件事：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不断地推卸自己的担子和责任。整个社会走向一种缺乏担当和责任感的状态。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长期处在严重缺失的状态中，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三）市场化进程与众多转型变革交错夹杂，使经济、社会压力大增
　　
　　市场化进程大大推动了价格一体化，机会成本被广泛发现，资源性产品等的价格进一步放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在继续，并没有完成。目前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这使小城镇和县城、农村的生活成本长期以来远远低于大城市，不同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价格体系和各种各样的地方价格。
　　
　　但市场化进程和价格一体化的急速推进，会以大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为先锋，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传导给小城镇和农村。
　　
　　在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人民收入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急速的价格一体化会对小城镇和县城、农村造成严重冲击，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百姓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提高受阻。这些地方的购买力要么增速有限要么下滑，对内需的扩大构成严重阻碍，且会加剧通胀。这一情况目前已在小城镇和农村表现出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后方的这些地区一旦物价上涨过快，经济状况恶化，城市经济也会大受拖累，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会因此增大。
　　
　　（四）政策环境、法制环境等滞后，使经济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延伸的渠道不畅，多元化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有形成低层次自循环圈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有可能出现与农业自循环圈和农工循环圈类似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较小，增长点少，结构性矛盾助推危机。
　　
　　传统中国一直在由农业—手工业—商业联合构成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圈子里循环往复。农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较低。农业或者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指发生饥荒），或者在产品有剩余时受制于身份、职业、生活方式的凝固仍无法以其剩余产品支持新产业、新职业、新生活方式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自然经济为主导，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二元并存的局面。商品经济等新元素对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的冲击也远远不够，造成自然经济长期的稳定自循环。
　　
　　1949年以来，我国政府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实施了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封闭循环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农业封闭循环圈被打破以后，又出现了农业—工业的封闭循环圈。农业—工业封闭循环圈对实物产品数量过度重视，在经济走向虚拟化等趋势面前既缺乏前瞻性认识也无法较好地顺应。新的产业形式、新的产业门类因此出现得较少且发展的速度较慢，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也显得不足。
　　
　　后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此类弊端。在弊端已大大减轻的今天，有必要思考一下，计划经济时期出现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深具民族自强责任感的我国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大操大办、一手包办。我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们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国情面前，迫切想要快速实现民族振兴，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思想觉悟和力量在当时都严重不足，难以依靠民间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而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比广大民众更有知识、更有觉悟，更有励精图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有力量，更有行动能力。于是我国政府大操大办，一手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
　　
　　在如今的重新重工业化趋势面前，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潮流面前，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仍然在知识上、觉悟上和力量上更能快速推动一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一方面使经济超越了农业封闭循环圈和农业—工业封闭循环圈，但另一方面很可能又使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封闭循环圈。一部分新产业、新技术被政府的力量推动着高速发展，另一些新产业、新技术以及未来的很多新趋势、新潮流都可能被严重忽视。
　　
　　（五）长期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生产成本急剧上涨的局面，助推滞胀
　　
　　我国制造业受之前所述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的束缚，受制于产业升级滞后，也受体制经济的束缚。种种原因导致制造业只能在低水平自我膨胀的道路上摸索，难以打破低层次自循环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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