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改朝换代的看点

作者：信力建 

所谓“改朝换代”——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乃是“旧的朝代为新的朝代所代替。泛指政权更替。”这种解释当然不错，却稍嫌笼统：因为政权更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剧变后旧政权被新政权取代，如清朝取代明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还有一种则是同一政权内，因为老皇帝或领导人死了或退休了，由新皇帝或新领导人接替他的位置。比如明宣宗取代仁宗，清雍正取代康熙。当然，这两种形式虽有质的不同，但就朝代更新这一点上，倒还真是大同小异，都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重大事件。既然是重大事件，当然就非同寻常，有很多看点。我们不妨一一道来。就传统而言，改朝换代的最大看点当然就是新皇帝亮相的“登基大典”了。所谓“登基大典”是为新皇帝继位所举行的一个重要的宫廷仪式，登基大典会在老皇帝死后一个月之内择吉日举行。汉代一般要等一个月左右，唐宋两代往往是先帝死后第二天就举行登基仪式，明清两代往往是半个月左右（康熙比较特殊，顺治死后第三天就举行即位仪式）。汉代和明、清两代是先继位再举行登基大典，而南北朝和唐、宋时期是继位和登基大典同时举行。在古代，多数情况下老皇帝死时下一代皇帝和大臣们都会在身边，老皇帝一断气，大臣们会立即参拜新皇帝，这个其实就已经算是继位了；先帝死后，新帝登基大典之前这段时间，新皇帝（尽管他还没举行登基大典）仍会被大臣们称为皇上。等举行完登基大典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了。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怎么举行这“登基大典”的。

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登基之前，先要到圜丘祭天，礼成之后，丞相率诸大臣、百官望座位跑奏曰：“告祭礼成，请即皇帝位”。而后群臣扶拥朱元璋上御座坐定，百官先排班，执事官举冕服案、宝案至前。丞相、诸大臣奉衮冕跪进，置于案上。丞相等就取衮冕加于圣躬。然后丞相等入班，通赞唱：“排班”排班齐后，众大臣鞠躬，奏乐。然后众大臣三拜，平身，乐止。然后再三拜，平身，乐止。通赞引丞相至皇帝宝座前，通赞唱：“跪，搢笏”。丞相搢笏，承传唱众官皆跪。捧宝官开盒取玉宝（即皇帝的玉玺）授丞相，丞相捧宝上言：“皇帝登大位，臣等谨上御宝”。然后尚宝卿受宝，收入盒内。通赞官唱：“就位，拜，平身”，百官按通赞指引拜、平身。通赞官再唱：“复位”，引礼官引丞相自西复归原位。通赞官接着再唱：“鞠躬、拜兴、拜兴、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山呼万岁、再三呼、跪右膝、出笏”等，百官按通赞官所唱步骤做。做完之后，皇帝解严，通赞唱：“卷班”。百官退下，礼毕。具卤薄导从，诣太庙，奉上册宝，追尊四代考、妣，告礼节性社稷。还，具衮冕御奉先殿，百官上表称贺。然后丞相等百官各就位，皇帝穿衮冕升御座，大乐鼓吹至乐止。将军卷帘，尚宝卿捧御宝置于案上，拱卫司鸣鞭，引班引文武百官入丹墀拜位中，向北立。乐作，百官在通赞官的指引下行三跪九拜之礼。贺毕，遣官册立皇后。至此，皇帝登极礼算完成。

现在当然很简单了：由新选出的总书记带领政治局新常委在大会堂和记者见面，而后总书记一一介绍新常委就算完事。非常的节约俭省，符合高效节能环保绿色的现代理念。

改朝换代的第二个看点就该是更改年号了。年号在传统社会中是帝王纪年的名称，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为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

最早的年号当属西汉武帝刘彻。刘彻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为建元元年。大慨汉武帝很满意自己的这一项发明，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自武帝肇始以来，从此历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号。而且还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由于年号的名称，含有粉饰太平的需要。所以一般多有表达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之寓意。有些过于热门的吉祥词汇，如“太平”、“永安”之类，还被不同的帝王先后使用。 组成年号的字数，一般绝大多数均为二字；少有四字的，而三字的年号则极其少见。三字年号始于新朝王莽，王莽篡汉之初，所用年号即是三个字的：始建国。在中国历史中，三字年号的现象，基本上仅为此孤例。至五代时，梁武帝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十月，改元为“中大通”。同是这个梁武帝在大同12年（公元546年）四月，又改元为“中大同”。这两次改元，新旧年号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别。新的年号只是在称谓上，表示对旧年号的延续。如果将上述二例三字年号计算在内，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三字年号的现象也仅此三例而已。在中国近代史中，使用时间最短的无疑是袁世凯的“洪宪”年号。所以最短，恰好说明了所有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只能是如同露水一般的昙花一现。也为在中国施行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敲响了最后的丧钟。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各省代表开会于南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决定采用公历纪年。这才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方法，从此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当然了，作为传统社会中是帝王纪年的名称的年号现在虽然不用了，可如果我们将年号视为体现一代领导人执政理念的象征的话，那还真不妨继续用下去：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年号”就可以定位“折腾”——1949年为“折腾元年”；而邓小平时代的年号则为“改革”，1978年为“改革元年”；江泽民时代则是“代表”，1989年为“代表元年”；胡锦涛时代为“和谐”，2002年为“和谐元年”等等，也不无意义。

就改朝换代而言，咱们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不是礼仪，而是实惠。因而，改朝换代之际，新皇帝或领导人都会给老百姓一些实际好处——这应该也是改朝换代的主要标志了。

这些好处中最明显的就是所谓“大赦天下”。新皇帝或领导人即位后，为表示自己与民更始，常赦免犯人。大赦是赦免的一种，它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某一范围内的罪犯一律予以赦免的制度。大赦的效力很大，它不仅免除刑罚的执行，而且使犯罪也归於消灭。经过大赦之人，其刑事责任完全归於消灭。尚未追诉的，不再追诉；已经追诉的，撤销追诉；已受罪、刑宣告的，宣告归於无效。根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并没有发生过皇帝大赦天下的事情。大赦这个风气是从汉朝开始的，到了唐朝和宋朝更不得了，天下大赦的频率相当之高，大概平均18个月，皇帝就要来一次大赦天下。所以，唐朝的徒刑，规定最高只有3年，也有道理，平均18个月就会有一次大赦，判罪犯坐三年牢，实际上没有意义的。由于唐宋时代都是一年半左右就大赦一次，所以唐宋囚犯坐牢很少有能坐满两年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去《水浒传》，就会清楚那些梁山好汉，为什么一有了人命案以后，往往是选择出去避风头，然后老老实实地等天下大赦，实在不行，他们也会选择去吃官司，反正也坐不了几年牢。宋江杀了阎婆惜，后来要被刺配江州，父亲宋太公对他说，你现在到江州去，不要去做强盗，一年半载等到皇恩大赦下来，依旧回来父子团聚。宋太公对儿子宋江说的“等到皇恩大赦下来”的“一年半载”，正好是唐宋大赦天下的平均时间：18个月一次。到了元代，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来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大约是平均5年多才来一次大赦，然后到了清朝，大赦就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过大赦制度。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二）决定大赦；到1975年下一部《宪法》时，已经没有上述规定。再之后的78宪法与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也都没有关于大赦的规定。所以中国的大赦制度，只存在于1954年到1975年之间。而这段历史时期，总的说来始终在进行革命斗争与阶级斗争，毛泽东本人表示过，可以特赦，不要大赦。就是针对革命中遗留的战争犯和政治犯，针对特定的人，体现新政权新制度的争取群众，进行特赦。特赦与大赦相比，针对的人是特定的，而大赦，等于是否定了之前判处的内容，在一个政权稳定、政党固定的时期，基本是不可能出现的。新中国一共进行过7次特赦：第一次是 195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首批特赦战犯的命令：为庆祝建国10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次特赦包括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我国先后于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实被认为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过特赦，直至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除了大赦天下外，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更实惠的当然还是减税了。比如汉文帝即位后，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实际税率是三十税一。在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免除了一年的田租。汉景帝即位后，实行“三十而税一”的税率，从此，“三十税一”便成为两汉田租的定制。三十税一，也就是3.3%的税率，属于轻税。但汉朝人头税比较沉重，每个成年人每年负担120钱的算赋，汉文帝也将算赋由120钱减为40钱。汉朝早期的减税政策，带来了“文景之治”又比如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乾隆帝举行登基大典，特颁恩诏大赦天下，其中专有一条，要求免除拖欠十年以上的税收。

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于2004年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到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征收了近半个世纪的农业税。

另外，改朝换代之际，为了纾解民怨赢得人心，新执政者大都会对怨声载道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给老百姓一些想法和希望。比如，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即位后不久，崇祯果断出手，将当时朝廷上权倾天下一手遮天的权奸魏忠贤逐出朝廷，并逼其途中自杀就是一例。捉拿“四人帮”应该是这一出戏的最新一幕。

要之，改朝换代的意义就在于：让老百姓在旧朝蓄积的怨愤得以纾解，对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寄以希望——所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