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很多朋友對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很不以為然，他們看不慣他在許多官方場合上替政府塗脂抹粉，也受不了他那種左右逢源的「老好人」架勢。再分析下去，便有人說他是個「實際而狡獪的農民」。我瞭解這話不是貶損農民，而是試圖勾勒出某種並不罕見的農民形象：土地上生活逼人，於是斤斤計較但又目光短淺地營圖眼前小利；村子裏人事複雜，於是忙着討好各方，絕對不得罪那些三姑六婆。
我不知道莫言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但是看他自述平生，尤其是早年捱餓的經歷，總是會叫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在大陸火車上遇見的那些農民，想起他們常掛在口上的那句：「共產黨算是不錯了，要養活十二億人可不容易呀」。
研究中國農業史的名家黃宗智先生判定明清以來的中國一直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地寡人多，如何以有限土地資源養活眾多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的頭號難題。在這樣的狀況底下，「普遍貧窮」乃是常態，一日兩餐則是最叫每一個人憂心惆悵的大事。且看「民以食為天」這句老話，與其說它表達了中國人有多愛吃，有多麼熱衷美食；倒不如說它是個赤裸裸血淋淋的生死課題。國家好不好，政治得不得民心，它首先是個我吃不吃得飽的問題。政府說到底就是個我吃飽了沒有的事，而不一定是眾人之事。
大家總以為「忠君」是個中國人很看重的傳統美德；只要讀讀歷史，就能發現戲曲小說裏那些岳飛關羽，那些忠烈千秋的傳奇，其實從來都是讀書人講給農民聽的故事而已。歷代殉國的忠勇之士幾乎全是士大夫，我很少聽說一般老百姓會忠君忠到跑去為崇禎自殺。相反地，他們只想過上太平日子，不管你是李自成還是多爾袞，只要給我吃飽的希望，我就投降叫你做大王。很多年前，一位殿堂級的大陸作家便曾拿中共那套農民起義史觀開玩笑，說中國歷史的真正骨幹力量不是「起義」，而是「投降」；全靠老百姓會投降，任你城頭變換大王旗，我民間照樣把日子過下去，中國才有了這兩、三千年綿延不絕的歷史文化。
遠的不說，光看抗日，當年頗有一批愛國學生下鄉宣傳抗日，呼籲農民子弟參軍報國。結果有不少紀錄顯示，不少學生被農民們駡得狗血淋頭，給人轟回城去。為甚麼？因為經過多年軍閥割據，這些小老百姓實在受夠了，他們再也不想當兵，只要好好種地。他們不管亡不亡國，也不怕鬼子進村。反正今天鬼子還沒打過來，我還有活命吃飯的機會；要是我去當兵拒敵，我馬上就是死路一條。
莫言拆解過「吃」這個字，說它拆開「就是『口』和『乞』，這個字造得真是妙極了。……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個『吃』字，饞的意思有了，餓的意思有了，下賤的意思也有了」。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是否吃飽之後就不必下賤了吧？
可我懷疑飢餓已經成了集體記憶，而吃又是中國人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甚至立身處世的原點。所以我們連思考社會和政治等規模宏大的問題時，也還是擺脫不了吃的格局；當我們在判斷正義與道德等涉及歷史與記憶的價值時，照樣離不開吃的限制。就像當年那些忘了自己曾因荒謬攻策挨餓，忘了家人被暴政逼死的農民，他們跟我說「共產黨算是不錯了，十二億人吃飽不容易」。吃，如此肉體，如此現世，它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它「當下即是」。又好比今天讚頌盛世的那群人，他們不關心盛世背面的陰暗，也不想關心那些「吃飽了撑着沒事幹」，跑去和政府作對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是我今天日子過得好，是我衣食無憂富貴太平。這甚實是另一種我有沒有吃飽的思路。
我不敢批評莫言在政治上的取態，正如我當年不忍駁斥那些在火車上和我一同喝茶一同剝瓜子的農民。我沒捱過餓，但我知道怹們餓過，真的很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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