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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