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4、5年，一系列机缘促使我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当代藏史，主要是1950年之后的西藏三区历史。从那时至今，我的全部阅读都与此有关。之所以是“当代藏史”而非古代藏史，主要是因为我对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2010年出版《1959 拉萨！》，今年9月出版《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算是这些年研究的小小成果。我个人认为，这两本书的最大意义是初步厘清了一些史实，收集、整理了相当一批中文资料，特别是零散于各处的中共官方资料。至于我基于这些资料写成的这两本书，自然是任由读者见仁见智。
写这篇文章，是想对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心得做个简单的总结，顺便谈谈对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与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此我必须作两点说明：第一，这些年来我被称为“藏独分子”、“民主人士”、 “民运分子”、“达赖追随者”、“CIA特务”等等，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都是他人加诸于我的标签，与我对自己的定位全然无关。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独立历史研究者。这一定位对我至关重要。“独立”，意味着我不受任何机构、组织、党派以及政治势力支持和左右，亦非任何组织、机构、党派和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历史研究者”意味着我必须遵守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否则我的研究既谈不上意义，也谈不上价值。“史学基本原则”包含一整套理论、方法和伦理。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的改变，新的观念、事件、研究工具、资料等等的出现，史学研究的方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产生新的流派之类，但核心原则并无多大改变。对基本史学理论感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经典史学教材《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The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自我定位为 “研究者”也让我明确一点：我不是个活动家，我的有限时间和精力必须用于挖故纸堆、采集口述历史、整理和分析资料等等与研究有关的事务。除了偶尔参加几个研讨会之外，我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参与各种政治性活动。
基于此，我在谈“观察和思考”时，是以“独立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任何他人加诸于我的身份。
何为“当代藏史”？
坦白说，我不清楚国际藏学界对“当代藏史”是否有明确定义，我自己对“当代藏史”的时间定义是1950年之后，对地域的定义是“传统西藏三区”，也就是现实政治架构中的“四省一区藏区”。为避免被误读，我在此做一点解释：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 其实这里还有个相当实际的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
为什么是1950年？因为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意味着传统藏区全部被外部势力吞并，其历史开始了一个与此前全然不同的阶段。从“吐蕃帝国”到“四省一区”是一部长达千年的历史，由于能力的限制，我集中研究的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一段，也就是当代史。
任何有过历史研究实践的人都知道，对特定历史阶段或者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有纵横两方面的扩展，也就是 “背景”。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放置在当时的——而非当下的——状况中加以考察，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背景深度延至清末，宽度涵盖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冷战史等等。也就是说，我对当代藏史的研究，是置放在这样一个座标中的。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人，我还不至于相信什么“自古以来”。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自古以来”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这些年来，为了证实或证伪这个“自古以来”，无数人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其实，如果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有基本的了解，“自古以来”就不必谈了，因为逻辑上根本就不成立。有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出版于1994年的书在谈到西藏时和周边民族时，明显自相矛盾，显示出作者的挣扎，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的研究，是相当价值的。另外，葛兆光于2010年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也很值得一读，特别是第一章第四节。
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
对历史研究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史学研究中难度最大的是当代史，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史料匮乏，特别是关键史料匮乏，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形形色色的立场、观点、禁忌、情感、“政治正确”等等等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研究者还有可能因触犯某些“禁忌”而遭遇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从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剥离，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不管是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等，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下政治的干扰。在某些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甚至会被当下的政治绑架。不幸的是，藏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藏史研究，尤其是当代藏史研究，就处在“被政治绑架”的状态。
藏学研究分好几块， 中国大陆一块，欧洲一块，美国一块，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人在做各种研究。如今“藏学家”不少，但“藏学家”就像“汉学家”一样，
是个概括性的称谓，细分的话，各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年里，我与欧美的藏学界多少有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虽未作统计，但感觉老一代，也就是60年代开始研究藏学的学者中，专攻当代藏史的人并不算多。虽然欧美每年都有各种“涉藏”书籍出版，但当代史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往往并无多少新意，真正够得上学术研究的也并不多。最近几年遇到过一些年轻学者，还有些在校博士生，感觉到情况正在悄然改变，研究范围开始从狭义的“西藏”，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西方学者现在常常称之为central Tibet）转向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为避免误解，在此特为说明，此处所说的“地方史”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框架中的“地方史”，而是相对整个藏区的“地方史”，比方说康区某地某时的历史，拉卜楞地区的历史，尖扎（不是现在的尖扎县，而是中共进入当地之前的尖扎王治下的尖扎）在中共建政之前的社会状况等等。
中国大陆的藏学研究起步比欧美晚。 1979年2月16里，胡乔木给中央民委党组写了封信，转达社科院宗教所所长任继愈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几点建议，包括抢救西藏珍贵文物和宗教典籍、资料，成立西藏图书资料中心，吸收有专长的人才参与对文物、典籍等的抢救、整理、编目等等，其目的除了“保护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外，还有“维护我国在西藏学上应有的发言权和学术地位”。1979年3月10日，也就是1959年“3•10事件”整整20年之后（历史的又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国大陆的藏学从此发展起来。藏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界可谓被政治牢牢绑架，被“自古以来”、“达赖集团”等几条紧箍咒死死套住，纯属“戴着镣铐跳舞”。中国藏学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 艺术史等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当代藏史方面那就是“马尾串豆腐——不提也罢”。一言以蔽之：国内独立研究者的成果，以及知情人和当事人所写的有史料价值的书不是被禁，就是只能在境外出版，还有极少数是地下出版的。
藏学在西方虽然历史较长，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其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也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流亡社会形成之后。1956年，CIA想找个藏语翻译来帮他们训练四水六岗游击队员还煞费苦心，如今CIA要在美国找个藏语翻译肯定不费吹灰之力。不过，这也意味着那个时代出来的藏学家很多是通过流亡社会来了解1950年之后的西藏的。那个阶段不仅资料来源相当有限（CIA资料和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尚未解密），而且书写者有很多是并未受过史学训练的记者。1960-70年代出版、涉及当代藏史方面的书我读过不少，但引用不多，因为很多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有些信息没有经过专业性的甄别，后来证实是错误的。由于当代藏史研究可说是在冷战中产生的，早期的各方出版物（60、70年代的相关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史实与宣传的结合，也都有点“你说黑我就一定要说白”的走极端趋势，情况相当混乱，专业程度颇低。到80年代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当然，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随着资料的解密或泄露，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当事人出版回忆录，研究自然会越来越细，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当代藏史研究属于“高度敏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大陆藏学界的那些紧箍咒也绑架了西方学术界的藏史研究。由于西藏问题是个“正在进行时”问题，而且是个持续不断的“热点”问题，世界各国都有相当多的西藏自由事业支持者和达赖喇嘛支持者，相关讨论、争论很容易情绪化，欧美藏学家们也被贴上诸如“亲中”（Pro-China）、“亲藏”（Pro-Tibet）这样的标签；中国政府自然也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许多拒绝被“紧箍咒”套住，发表令中国政府不满的言论，或是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政府有关藏史“主旋律”的欧美藏学家或相关研究机构，往往被中国政府封杀。西方藏学家被中国签证，被拒入藏考察调研，被拒参加学术会议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被封杀者不乏著名藏学家。 这种现状难免造成一些机构及个人的“自律”，或艰难地在各种观点上保持平衡。这点我深有体会。曾有亚洲某国的一学术机构拒绝让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原因并非“该人不属于学术机构，因而不具备参加的资格”这样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却是“该人研究的内容过于敏感”； 有次应邀在某大学参加一场讨论会，却在会前被主办方告知，由于与会者有不少大陆学生，我最好不要提及那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次在大陆跟一位宣传部门的官员谈及此事，他得意地说：“看来我们真的强大了，老外也不敢得罪我们了！”对此我无话可说，不过，我相信西方藏学界还不至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在中国，国人被灌输了大半个世纪的“自古以来”、“叛乱集团”等等，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加上国人那种“人人都是政治家”的状况，到了“涉藏问题”就成了“人人都是藏学家”，各方基于各自的立场来书写和解说历史，读者也根据各自的立场来选择。2004年，有个澳大利亚人写过一本书，叫做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恰好我那时开始阅读有关当代藏史的书和资料，加上在图书馆工作的“近水楼台”，该书一出版就认真读了一遍，对未来有可能遇到的状况有了点精神准备。前阵子在网上查这本书的出版信息，看到该书网页上有两条评论，一个西方读者说好，一个网名“Laowan”（老万？）的读者说差，理由是该书作者说自己曾在西藏流亡社区结交了一些流亡藏人，因此他对藏史的了解深受藏人的影响。Laowan认为这点足以证明作者的偏见，他推荐戈斯坦的《雪狮与龙》。我看了啼笑皆非：要是Laowan知道戈太太就是个流亡的西藏贵族之女，按照Laowan的判断标准，戈斯坦就肯定比那个澳大利亚人更公正吗？
很明显，在这样的氛围里做当代藏史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庆幸自己是个独立研究者。独立研究者有另外一些困难，比方说缺少学术机构的财力人力支持，我没法让研究生来帮我整理资料，也没钱请翻译，但独立研究者的好处是，你的研究项目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批准，不需要顾虑任何一方的“政治正确”，因此更容易坚持自己的研究自主性。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者都知道，通过认真、冷静、严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时常会与大众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固有认知相悖。 在这样的时候，坚持研究的自主性就是对研究者的考验：考验的不仅是研究者的功力，还有定力。
词语的力量
《铁鸟》初稿完成后，我在修改书稿期间顺带做了点翻译活儿，把手头的一些“涉藏”中文资料译成英文，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算是“资料分享”。期间，我与我的合作者，通晓藏语的英国藏学家Matthew Akester就一些中文词汇的英译有过多次讨论。这些词汇包括“土司（土官）、头人、活佛”等等。这些词在汉文资料里比比皆是，大家都很熟悉。坦白说，在动手翻译前，我从未想过这些词汇中包含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需要选择英文词汇来表现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如果把“土司”翻译成“local lords”，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是“local”？相对谁而言是“local”？假如换个角度，还会是“local”吗？藏人自己是如何称呼这些官职的？于是我请Matthew找出在安多藏语中的相关词汇。我们分别对这些词汇汉、藏文的原义做出语义解释后，同时发现了问题。但是，翻译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我们当然不能任意改动原文，因此，我们在译本中加入脚注，指出这些词的藏文原文及其含义。
但是，当我按照习惯，将汉语的“部落”翻译成英文的“Nomad tribe”时，Matthew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反对使用tribe这个词，认为这个词在英文里有点贬义。根据《牛津英汉词典》，“tribe”这个词 的解释是： racial group (esp in a primitive or nomadic culture) united by language, religion, customs, etc and living as a community under one or more chiefs，这里的primitive可以被理解为含有“不开化”的意义。他建议用藏文tsoba来代替，我提醒他“部落”不仅仅是牧民部落，还包括农区部落，用tsoba不大合适。他说要不用“nomad group”来特指牧民部落？我说那农业部落是不是用“agricultural village”？他说village本身就有“定居”的意思……总之，我们来来回回讨论了多次，最后暂时还是用了tribe这个词。由于译本尚未最后定稿，我们说不定会对到底怎样翻译“部落”这个词再讨论一番才能定案。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如何研究是个问题，如何呈现也并非易事。历史学家不是外星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当代历史研究者常常自己就是特定事件的当事人，中国的文革研究群体和六四研究群体就是明显的例子。历史学家本人的背景、教育、经历、阅历等等都会潜在地影响到他的选题、方法、资料的分析与运用，以及（很容易被忽略的）词语的使用。词语的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立场往往会通过词语的选择和使用表现出来。很多时候，这种选择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研究者本人未必意识到，使用某些特定的、固定的词语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这点其实不难理解：说某人“自许为研究者”或“自诩为研究者”，期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一般说来，研究者都知道学术研究的原则之一是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尽可能使用中性词汇，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历史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事务，历史是由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组成的，所有的史料，无论是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实物资料，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因此也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和立场。研究者在阅读、分析资料时，通史也是间接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研究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知，不应盲目地被资料的立场牵着走。
几年来，我读了大量有关50年代藏区的中文资料，不管是官方资料还是参与战事的官兵回忆录，资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叛乱”和“平叛”。仔细分析各种资料后，我确定在那些地区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其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而且具有一场局部战争的性质。但是，这场军事行动应该称为什么？当我呈现研究结果时，应当使用一套什么样的词语？这是个很实际，也很紧迫的问题 。在写《1959：拉萨！》之前，我跟好几个朋友反复讨论过多次，试图建立一套比较中性的词语，这件事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容易，特别是在中文语境中。最终，我用“抗争”取代“起义”，用“暴动”取代“叛乱”，用“镇压”取代“平叛”等等。我十分清楚，这套词汇并非完全是中性的，它们最多只是“接近中性”。
《铁鸟》在写作期间，曾有一位美国藏学家提出疑问，他认为“战争”这个词太夸张，他认为是“镇压”而非“战争”。在台北也遇到过类似的询问：为什么是“战争”，不是“屠杀”？ 我认为那场军事行动是一场战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否认它是屠杀，书中我多次使用了“屠杀”这个词来描述具体的“战役”。我之所以选择使用“战争”这个词，首先是因为那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强度：它不是警察使用催泪弹、棍棒之类驱散抗议人群那样的行动，而是动用了野战军和当时最强大的现代武器的军事行动；其次，“屠杀”有多种方式，相比犹太民族经历的大屠杀， 柬共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或者苏联对波兰的“卡廷大屠杀”，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杀有显著的不同：它是用战争形式进行的屠杀；第三，在那场军事行动过程中，藏人并非没有反击，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作战，如理塘寺之战、四水六岗成立后的尼木之战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军死亡人数有1万多人。从各方面因素来看，这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都具备了战争性质。 《铁鸟》排版期间，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曾希望我改一个“更有震撼力”的书名，我没有同意。因为，在大量阅读和思考后，我相信越是平淡的叙述越有张力，越是中性或接近中性的词语越有力量。
历史学家有的喜欢写宏观的通史，有的喜欢写具体的事件，《1959 拉萨》和《铁鸟》写的都是历史事件，只是试图回答“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宏观历史中这属于微观的问题，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它又属于宏观问题，而且是“从外向内”的视角。有一本藏文汉译本的历史文学《赤风呼啸》很好地表现了藏人的“内观”，这本书即将出版，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在该书出版后不妨一读。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一两本书可以说完的。历史研究需要关注细节，5、60年代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一系列事件，需要更加深化、细化地研究，那将会是很多篇专题论文、很多本书的内容。这两本书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努力而已，在学术的海洋中，它们不过是一滴水。我从不怀疑，随着更多资料的出现，更多研究者的努力，它们将会被超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的研究就毫无意义。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要尽可能客观地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而是引起读者的思考。我希望《1959： 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这两本书，能够激发以汉人为主的读者思考一些超越当代西藏史，也超越当代中国史的、更为本质性的问题。
最后，我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人类的意识水平会由于对已经消逝年代的思考而得以提升，历史的 重构将一直会发挥对想象力的控制作用，它向作者和读者提供能引起共鸣的历史经验。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承担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责任，他们所教授的历史学——不管是在中学和大学向学生教授、还是通过传媒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都需要以这种责任意识为指导。坚持这种教育方式，历史教育才能同时实现许多目标：它能培养思维能力、增加同情心，还能提供一种迫切需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我们时代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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