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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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欧梵  

　　
　　一
　　
　　在第一讲中，我提出“人文今朝”这个口号，内中含有一个只有今朝的危机感：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似乎只有一个“今天”和“现时”，而且（至少在西方）惟“我”独尊，处处以个人的享乐为生命意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很容易流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明天是不是会更好？谁管它呢？世界变化太快，管它也没有用。
　　在这种心态作祟鼓动之下，我们的心胸和视野其实变得更狭小了。于是形成另一个悖论：网上提供的讯息愈多，我们所得到的真正知识性的智慧愈少，人变成了一个受感官欲望支使的动物，而这种欲望，基本是一种“物欲”———对“物”的崇拜和享用，而这种“拜物欲”的背后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消费。
　　这一切都成了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似乎很少人（特别在我们香港）会反省一下到底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如果谈“人的价值”之类的话，恐怕在座的都会打瞌睡，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即使是我这个“老生”，如今也很少谈这类的题目！我不能不反思，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和一个人文主义者，人文学科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商业社会究竟有何意义？
　　其实，大家都知道，人文学科早已被“边缘化”了，表面上看不出来，各大学照样有各种人文科系，香港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下面还有数个学院（School），包括人文学院；中文大学的文学院下有十多个科系，洋洋大观。然而，比起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最近又开始推行所谓“通识教育”，如火如荼，有人讥之为“通识通识，通通不识”，原因就是把这种人文基础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当作“常识”或“自我增值”来灌输，这也是全球化资讯发达后的必然影响。
　　其实人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用知识和理智性的思考，教我们如何做人和面对社会，而思考的方式不是靠几个简单的方程式和数字可以做到的。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既然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他/她的秉性也很复杂：理智、感情、想象、幻想、创意、抽象思维、潜意识的欲望、身体感官的各种感觉和刺激……无所不包，所以学院里才有这么多不同的科系，来研究这个人的行为和现象，这就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在欧洲又叫做“人文科学”（humansciences）。显然易见，它和“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密切相关，而且互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文学科本来就应该是“跨学科”的，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人不能被分解成几块，分解开了反而失去人的意义。然而，今日大学的专业化趋势———这也是现代性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必然结果———也使得人文学科支离破碎，很少人做整合的工作，甚至连跨学科的对话也很罕见。专业化的结果，必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凋零。
　　
　　二
　　
　　反观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并非如此。中国的儒家传统一向以“人文”为中心，所谓人文，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道理，它是和“天文”———大自然的理则———相对称的。所以儒家的“人学”也就是“仁学”，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广义（两人以上）的范畴来审视和教诲的：“文化”就是由人文出发的“教化”，由内及外，自宋儒之后又提炼成一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外连环的大道理。用现代香港人常用的英国殖民话语来说，就是一个“scheme”———一套教学计划，内容则始自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目的是把“君子”人训练成一个文武全才。但“六艺”居首的还是礼乐，殿后的才是“数”学，计算之学，和现代学院制度比较起来，轻重自明，当年哪有商学院和经济系独领风骚，学子趋之若鹜？！
　　这样的一个人文传统，一直传到晚清民初，在这个世纪之末，晚清各学人志士倡导采用新式大学章程，王国维等人依然把人文之学放在前面：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然后再加上新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严复受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哲学”类的各种分科，指的并非纯粹哲学，而是经济和社会学等的实用学科，又称之为“群学”，但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经学。这在余英时的长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论述得十分详细。余英时苦口婆心，认为中国经历一百多年的模仿西方之后，应该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主体再出发，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我十分佩服余英时的学养，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我还是要顾及到现在香港西化已深的专业人士，他/她们早已视中国文化传统为“异物”，或与之疏离，试问在座懂得“国学”的人又有几个？所以我必须也要清理西方的人文传统。好在金耀基写过一本名著：《大学之理念》。在书中他把西方的大学传统讲得也很清楚。他说西方的现代大学模式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纽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的理想：大学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是训练学生的“人格”（characterformation）；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洪堡（Hum－boldt）大学成立时，又加入了学术研究的成分。虽然大学成了国家教育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还是相对独立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认为：大学是一个知识的社群，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管制，而这个知识社群有资格如此，则要靠它的人文素质和教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寇尔（Clark Kerr），才提出所谓Multiversity的概念，把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和知识生产的温床，于是才形成现在的大学模式：科系应有尽有，各自分工，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逐渐凌驾于人文学科之上。
　　这个美国大学模式，时至今日，也受到严厉的批判，Bill Readings那本The University inRuins（《废墟中的大学》）足以为代表。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早已和传统脱节，失去了文化的指涉系统，自我评估，一切以“优越”（excellence）为依归，“优越”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各大学为争排名，竞争激烈，犹如资本市场，而大学的经营也和企业无异。在这种“学店”官僚系统、操作系统之中，“人文学科”又有何意义可言？最多不过是生产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而已。在这种环境中，又如何作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其实，欧洲的人文传统和教育方式并非如此，“humanities”这个字本来源自human，拉丁文中有一系列字眼如humano，humanitas都与“人”有关，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是一个“世俗”（secular）的传统，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中古也有人文传统，但属于宗教范围之内，在中古时期，神学、医学和文学（当时叫做“修辞学”rhetoric）三足鼎立，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神学被哲学所取代，医学扩展到自然科学，而文学又和历史文化混在一起，变成了人文科学，后来又加上法律。妙的是此中独缺社会科学，其实社会科学早已和人文科学熔为一炉，至今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学还有强烈的人文科学成分，从韦伯（Max Weber）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不必提哲学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le Foucault）了，他们都是横跨文史哲，还有语言学，都是“跨学科”的大师。反观美国的“Multiversity”训练出来的学者，虽不乏名家，鲜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大师，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大师杰姆逊（FrederickJameson），然而他还是六十年代前在哈佛大学的法文系受训练的。
　　
　　三
　　
　　再回头看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传统变迁，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反传统，胡适还提倡“全盘西化”（他后来觉得不妥，又澄清了这个口号，其实指的是中学的“世界化”），但骨子里并没有扬弃人文精神，只不过把中国的人文传统灌以新的科学意义。这在周作人的长文《人的文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支持人文价值，但用了大量西方科学———包括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作为例证。周作人的长兄鲁迅，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和小说中，则从西方浪漫主义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说中演练出一套独特的个人主义哲学。依然是以人为本位的，此处当然不能详论。好在研究鲁迅的学者络绎不绝，以鲁迅为题的著述更是车载斗量，不必我再多饶舌了。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之说和以西方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写出来的大量小说，不到二十年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正式提出：五四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心态，更没有普遍的人性这回事，只有阶级性。毛泽东的说法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一刀切”，以政治挂帅的方式下了断语（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论中还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到了结论才武断起来），非此即彼，把五四的人文遗产一棍子打死，甚至对鲁迅也阳奉阴违。这可不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重新出发，以“工农兵”为主题，把所有“小布尔乔亚”的“个人主义”一笔勾销，从此文学中没有个人，只有以“工农兵”为首的集体。
　　集体——作为人民的集体——照样可以有人性，从延安时代到解放初期，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试图在这个集体的框架中为人文主义请命，但个个遭到整肃。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钱谷融教授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是人学》，他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不过辩称十九世纪的西方（特别是俄国）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中，不少是批判封建制度的，所以有正面意义。但他依然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成了众矢之的！我多年后在上海见过钱谷融，只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变成了好友，他也绝口不谈这件往事了。
　　钱谷融的遭遇并非唯一的例子。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人文主义被“整”了整整二十多年，一直到毛泽东死后“改革开放”时期才又重新抬头。然而，经济上的改革步伐太快了，不到十数年就席卷整个社会。到了九十年代初，人文主义又再次受到压抑，这一次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大了。为了钱，不少知识分子“下海”，投入商界，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引起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带头的几位上海知识分子（如王晓明、张汝伦）精神可嘉，他们为此还出了一本专书，叫做《人文精神寻思录》。
　　在书中特别提到：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已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部门”，和学术上“求真的科学属性构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它非但明指人文精神即使在学院内的人文学科中也会受到政治的统制。演变至今，中国内地的大学正面对两种压力——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一波新的文化理论，诸如“后现代”和“后殖民”，当然还有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以北大的张颐武说：“人文精神也只有被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与大众文化或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一致，经受反思和追问。”这一来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恰是这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潮流，早已把西方的人文主义打得体无完肤，不成“人”形！
　　如果用学术理论的语言来说：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人文论述的可能性？经过大批后现代理论洗礼之后，还有“人性”或“人文”可言吗？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英国的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最近就写过一本书，名叫《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此书的前半部讨论各种当代理论的缺失，后半部则提出几个理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如伦理、暴力、死亡、生态，等等，言下之意似乎有重返人文传统的意思。但又谈何容易？
　　
　　四
　　
　　在此我不得不从所谓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追本溯源一番。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简言之，就是人作为一个“作者”和“开创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建构而已，换言之，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人性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说法，全被当今文化理论家批判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福柯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演，题曰：“什么是启蒙？”内中把“启蒙”和“人文主义”观念肢解，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主义，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启蒙也并不是歌颂人类理性的伟大，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人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性，我们只有在不断被话语肢解而反思的过程中才能表现某种“英雄”态度。总而言之，人之所以为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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