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从“科学发展观”到“民生发展观”

作者：信力建 

正在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胡温时代的辉煌落幕，而且标志着习李时代的正式登场。新的领导人当然就意味着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奋斗目标。那么，在即将开启的习李时代，究竟该有什么样的新理念和新目标呢？

我们不妨先做点回顾。胡温时代最核心最鲜明的理念无疑是“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在 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正式提出的，其要义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执政理念。其路径则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此一执政理念被官方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学”之后该是什么？“民生”！因而，我们或许可以肯定，在随之而来的习李时代，其执政理念就该是“民生发展观”。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如下理由：首先，从理论上讲，“科学”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什么手段？“改善”民生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说——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而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因此，“科学发展观”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了轮到“民生发展观”登场了。其次，从历史上看，科学与民主，在历史上总是结伴出现的一对概念。对此，我们不妨稍做论述。

在西方，科学与民主概念兴盛于文艺复兴时代。所谓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人文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其开始首先是在科学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天体运行论。在数学方面则发现了三、四次方程的解法，法国人笛卡儿于1637年，在创立了坐标系后，成功地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等等。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的发现，人们从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价值，作为人，这一个新的具体存在，而不是封建主以及宗教主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的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充分的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层层纱幕的有力号召。因而这个时代被称为“出现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他们非常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而在中国，科学与民主成对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这里不妨将民生与民主的关系做点说明。事实上，民生与民主密不可分，既不可能等民主到达一定阶段后再来改善民生，也不能等民生达到一定高度后再来推进民主。将民生与民主割裂开来，作为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条件，是十分荒谬和有害的，善良的人如果只是出于实惠而不要民主只要民生，实际是得不到的。至于说“没有优质的民生、就不可能有优质的民主”，其实正好相反，没有优质的民主才不可能有优质的民生，缺乏人人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民主，连基本的民生都做不好。民生的进步一定依赖于民主的进步，也可以说民主的进步一定应体现民生的进步，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反之则不然，以民生促民主只是一厢情愿，以民生代替民主、阻挠民主，只会是别有用心的口号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成效的作秀，最终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而成为徒劳及罪人。民生与民主并没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没有民主的民生，即专制下的民生，是极其不稳定的，甚至是到处充满腐败的特权，他们利用民生的机会，从上而下进行盘剥一次，以致民生到劳动大众那里，仅是滴水般的小利。在逐级贪污腐化之后，民生还主要依赖专制统治者。随着专制社会下的官员升迁或调动，这任官实行民生并不代表下一任官员会实行，甚至执行都难。在他们那里，保持个性，发明新鲜事物，为自己政绩加分，往往成为高于民生的任务。全国上下，众多的前任领导有一个发展规划，后任领导又另起炉灶，至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发展计划，人民大众有过知情权和参与决策吗？我们没有见到人民大众有过任何知情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一任又一任官员的安排。因此，我们可以说：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则必须实现真正民主——因为只有在民主制下的民生，人民才拥有一份可供自己选择的权利，他们不怕政府不民生，仅关心哪一份民生工程方案更有利自身。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选举之时，两党都各自拿出的经济发展计划，就看哪一个更有利于人民大众。民主选举的民生，还使得人民大众的生活不断提高，这主要是任何政党的选举都是建立在前一个高水平的民生基础之上的。正是逐级上升的民生计划，使得民主制下的人民普遍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

其实这种“民生发展观”也不是什么天外来客，“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就曾大力倡导过：孙中山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仆之素志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从早年到晚年，孙中山都十分关心工人、农民的生活。他说，“我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去增殖他们的势力，直至成为财阀。”因此，他赞成土地公有、资本公有办法，就是希望造成“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又“和资本家不相冲突”那样的社会局面。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当然，孙中山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他常加称赞的德国卑士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够马上推翻”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是劳资和平协调发展而不致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在那时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有助于资本成长与流通的新实业”。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办法在哪里？鉴于中国实业发展未久，大资本家还未出现，也还没有资本家垄断社会经济的现象，这就为孙中山设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战略提供了合适的客观环境。孙中山认为，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孙中山在革命之初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就严正指出:“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即是为此。要之，孙中山认为 实行土地国有、节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政策，能防止大资本家为祸社会，也能刺激中等资本家——中产阶级的活力。孙中山正是呼吁、企盼中国社会产生中产阶级。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是孙中山所渴望的，是实施民生主义、避免社会弊病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民生主义所要代表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受到严重压抑的、政治经济势力都很软弱的、渴望同官僚垄断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争取平等地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孙中山这种观点中，靠“节制资本”来发展资本主义显然是缘木求鱼，但其民生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值得我们今天执政者吸取借鉴的。

总而言之，民生发展观可以在帮助我们将那种从天上到人间，从理念到现实，随心所欲，要创造一个心目中的美好世界的彼岸操作，转化为立足当下，改善民生的此岸追求，在民生的点滴改善中逐步实现人文中国美丽中国，这应该是新一代领导人的追求和理念——其实，这点在胡锦涛所做的十八大报告中已露端倪：在报告中，胡锦涛总结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其中，关于民生问题的篇幅，所占的比重较多，提出了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些新的提法和观点，其中最鲜明的是：关于人民生活的人民收入的，就提到了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