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周四，在这里举行的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代领导班子。同时，尽管并非有意，它也向世人透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David E. Smith
11月8日，即将卸任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持十八大开幕式，朗读报告时，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很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周四，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获得任命后，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且要解决党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此次党代会所任命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却以保守派居多，而两名主要的改革派却被排除在外。持续了一整年的幕后政治交易最终产生了一个七人组成的以安全考虑为第一的常委会，就此完成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那些忠诚、受信任的党内人物得到了提拔，他们坚定地遵守党的核心路线，从不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
从相关内部报告和讲话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已意识到，需要对那个自1978年经济改革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模式进行变革，并需要适当及时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随着工资水平增长、资本价格升高，再加上发达国家市场的疲软表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模式中的三个关键元素——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强劲的出口需求——已经今非昔比了。20世纪80年代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私营部门也遭到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挤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污染问题。而腐败是它一个最大的心病 。公众越来越不相信道德规范。虽然个人自由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任何人如果宣扬一党专制之外的多党竞争式民主，都很可能会进监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束缚与当今由社交网络连结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推崇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将它描绘成一个成熟的精英政治体制，行政立竿见影，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客的笨手笨脚不同。然而，像这样的精英政体，它的基础只不过是占全国人口6%的党员。官员提拔的标准很不透明。个人的忠诚以及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关系让这个体制扭曲变形。这一点从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在权力交接中再次露面即可看出，他10年前就应该退休了。
胡锦涛开幕致辞时至少承认了其中一些问题，而且他同时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而没有像他的前任江泽民那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留任，扫除了人们的疑虑。但是，像其他高层领导一样，他坚持说这个政治体制应该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拒绝变革，包括法制的改革，要想解决所谓中国模式的各种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权控制一切的本质，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薄弱，意味着急需的改革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反对。这些利益集团从现行的体制中得到好处，而且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能阻止变革。
政治局常委前期选拔过程中的两位有改革派资历的男性候选人（高层领导中没有女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最终没能入选。
问消息人士为什么习近平能登上最高领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习近平让各派利益集团感到放心。在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问题上，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这使他成了中国领导层的象征。这个领导层已经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演变为一个神秘保守的决策集体，好像是公司董事会。他们不接受公众监督，不用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指望着只要有一系列好看的统计数字，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中国模式与美国总统竞选中公开的激烈辩论相比，那种反差是惊人的，这种模式的缺乏大众参与，也是惊人的。
对于一个务求自保的政权，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十分危险。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它需要为未来几年规划一个路线图。缺乏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和顽固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成了路上的障碍。
现在，习近平已经登上了权力顶峰，问题是，他能否破除陈规，挑战这个成全了他的体制，从而引入改革。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这样做的愿望，不知道假如他有的话，这个体制是否允许他去做。中国有太多众所周知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这实在令人不安。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