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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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祁斌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我们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今年的“资本市场实务系列讲座”,并将讲座向其他院校开放,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同学和老师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今天想探讨的话题是,未来大致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怎样实现转型和突破,以及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首先,是一个引言。
  
  “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
  
  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标题:《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戴着一付京剧脸谱,藏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后面。这篇文章的标题和配图的隐喻是,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在轰轰隆隆地前行,隐隐不安的美国社会想知道,中国经济的推动力是什么?中国经济有什么秘密武器?
  临近大选的华盛顿,各路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话题的不在少数,但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文章的大意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感到非常担心。中国在学术出版物方面已经仅次于美国,到2015年前后,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目将超过美国。它说我们的决策者感到担心是对的,但是他们却担心错了对象,为什么?它说中国的学术论文多是无关痛痒的,或者是剽窃之作,国家资助的研究所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创新,这个我们显然不能同意。它说中国专利数量的增加并非创新的进步,只不过是向到中国的外国公司增加苛税的借口而已,它们除了提升国家自豪感以外,并无任何实际效果。这肯定也是污蔑。
  但是它下面一句话是对的,它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的下一代。他们从中国的顶尖学府毕业,正在走出校门,走向市场,开始创业,他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企业家。
  它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离我们这里不到1公里,在海淀街上,有一个咖啡馆叫“车库咖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里,有几十张桌子,每一张桌上都是几个年轻人在创业,现在创业很方便,因为很多都是在互联网上做事情。还有很多天使投资者,其中也不乏一些煤老板,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在他们中间穿梭,像钓鱼一样,很有意思。这样的咖啡馆在美国没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是一对一的沟通,中国人很聪明,搞了个集体相亲,说我给你提供一个咖啡馆,你们都来创业吧,天使投资者你们都来投资吧,这两件事情每天都在这里发生。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是看了这个地方,回去写了上面这篇文章,说中国最值得美国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发现了美国的秘密,什么秘密?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正是这个秘密,使得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高科技产业得以独步天下。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比尔·盖兹和乔布斯,也和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刚刚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这位西方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草根的创业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也来了,他们看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有可能超过美国的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有没有可能呢?2009年,从硅谷走出去的IPO企业只有一家,而从中关村科技园区走出去的IPO企业是23家,今天,在这个园区中达到上市标准的公司已经超过了1000家。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全国几十家国家级科技园区中的一家,还有无数非国家级科技园区。
  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的故事背后,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几个重要而宏大的主题,科技创新,经济转型,大国竞争,当然,还有资本市场,因为,如果缺失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些年轻人们美好的憧憬,或许会变得黯淡无光。
  
  中国经济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我想,我们要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首先要了解世界,去年年底,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曾经试图把影响我们生活的五件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几个月之后的今天,这几句话似乎依然成立,而且趋势依旧。
  第一,欧债危机: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欧洲人一觉醒来,发现欧债危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危机前的希腊人在沙滩上晒太阳,危机后的希腊人都在街上,一半在抗议游行,另一半在维持治安,最近的发展是警察和公务员也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去年中国有一部穿越剧名叫《步步惊心》,不看内容以为是讲欧洲经济的。欧债远远没有结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中东变局:没有最乱,只有更乱。去年至今,民主浪潮席卷中东。我们印象中的中东,男人都骑着骆驼,女人都带着面纱,好像与现代文明相隔遥远。但是,突尼斯的一个小商贩,验证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之内,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各路强人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因此带来民主,今天的中东炮火交加,没有最乱,只有更乱[2]。
  第三,占领华尔街: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从去年开始,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1860年时美国作家福勒曾经描述当时的人们对华尔街的印象:“华尔街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那里人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他们进行着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邻居的财富来养肥自己”。从华尔街诞生的第一天起,美国人民对于华尔街的情感似乎从未改变,一直是“羡慕嫉妒恨”。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危机后,危机的“始作俑者”们的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似乎更加嚣张,引发了“世人皆曰可诛”的抗议浪潮,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会不会有类似的割裂?值得我们警醒。
  我们回头看看金融危机后这几年的世界,发现颇有些不可思议之处。第一,美国人输出革命,输出民主,点燃了中东,烧到了后院,美国老百姓自己上街了。第二,美国地震,欧洲垮了。2008年美国出了个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经济全面崩溃。第三,金融危机3年祭,我们发现世界似乎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危机。大家如果回头看一看过去几年很多经济学家关于世界怎样走出了危机的论断,你会发现经济学还是个比较难的学问。
  第四,中国周边局势:没有最险,只有更险。去年年底,北朝鲜发生了权力更迭[3]。我们惊奇地发现,过去的几十年间,世事变幻,敌友易手,唯有三八线两边对峙的集团依然故我,从未改变,一侧是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另一侧是美日韩,为什么?地缘政治使然。身处东西方对峙前沿的弹丸之地,因一位28岁年轻人就任大统,牵动了世界上所有超级大国的神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也突然发现自己在原先擅长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游戏中,已经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必须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希望任何的突发事件,破坏崛起的进程。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并迅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最险,只有更险。
  第五,中国经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30年习惯了10%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到了2012年,突然发现增长成为了一个问题。这次总理两会的报告,讲了今年7.5%的增长目标,全世界反应非常强烈,大家觉得好像中国第一次放弃了保8的目标,震动还是很大的。中国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轻易动用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胀,而推动大规模刺激计划,会延缓转型的进程,保增长,防通胀,促转型,三大政策目标,相互交错,相互矛盾,同时进行。大家应该看过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片,叫《太行山上》,上面有一段著名的台词,是阎锡山说的,他说你看我有多难,我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哪个都不好惹。中国经济的“三个鸡蛋”,一个增长,一个通胀,一个转型,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金融危机前后,从世界的富人俱乐部“G7”到所谓的“G2”(指中国和美国)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同时我们要看到,尽管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有相当多的产业位列全球产业链底端。
  经济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
  在历史的坐标系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处在什么发展阶段?
  2010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300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历史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一百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了大致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一百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这一陷阱。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有没有?有些问题我们有,有些没有;有些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其实我们有。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除了阿根廷,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各种因素很多,各国国情也不同,但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后,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而所谓的经济转型,往往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这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社会期望值的增加不会就此止步,两者的剪刀差容易带来很多国家社会的失落乃至动荡。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产品,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窘迫。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仅国内市场一抢而空,很多人甚至跑到香港或纽约去抢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从前些年的“13连跳”[4],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一分钟都不能等,社会的期望值迅速飙升,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层面亦如此,从近年来微博上不断爆出的郭美美和表叔等事件,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从富士康到苹果的跃迁,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应对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我们怎样加速这一进程?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未来10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10年。 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保守一点匡算,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10年后,中国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大致一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或超过美国[5]。第二,人均一万美元,意味着中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忍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反而会更加平坦一些。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10年。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历史上的经济转型,能为今天我们的转型提供良好的借鉴。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型,分别发生在两个世纪的最后30年。
  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石油、冶炼、钢铁、化工,等等,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电器、杜邦化工,他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1901年,卡耐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全国产量,而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的财团,买下了卡耐基,也买下了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成为了美国钢铁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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