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和另外九个欧洲国家，人行道作为历史性的纪念——大约有3万4000块表面镶铜并刻有纳粹受难者名字与命运的鹅卵石，把铺设在他们身前居住或工作的建筑外。德国艺术家冈特·戴姆尼是这样的人行道的创意者和推动者。他把“绊脚石”献给了犹太人死难者、耶和华见证会及政治犯等，希望行人能“绊跌之时能有所省思”。这让人想起了《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所表达的精神。中国记者赵涵漠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
这应该是条宁静的小路，但我却在路的一头听见锤子敲击石头的巨响。“咚，咚咚，咚咚”。循着声音走过去，一个老人正单膝跪在由灰色方砖铺成的人行道上。他一手撑着地，另一手握着铁锤，正使劲地将一个一面是黄铜的石块嵌入路面。
已经有3个石块被镶了进去。它们看上去比魔方大不了多少，黄铜面上写满了德文。很快，最后一块也镶好了。那冰凉的石块上刻着：
“这里曾经住着
罗莎·罗特曼兹
1922年出生
1938年被遣送至波兰兹邦申
被杀于奥斯维辛”
德国汉堡的伯恩斯托夫路上，灌木的枝叶已经从栅栏里拱到外面，熟透了的覆盆子掉落在人行道上。在8月11号这个周六的上午，没有车驶过，偶尔有端着纸杯咖啡的年轻人牵着金毛猎犬散步。
伯恩斯托夫路159号——在黄铜石块前，我忍不住抬头望了望人行道边淡黄色外墙的5层公寓楼，以及门牌号。黄铜石块上的4个名字，代表着4位犹太人。他们曾住在这里，或许不是眼前这栋房子——德国许多城市建筑在二战时都被炸毁。但就在街角，他们可能也曾踢到过掉落的覆盆子，曾和不同民族的德国人“像真正的邻居和朋友一样一起生活”。
除了相同的遣送地和被杀地，他们还拥有相同的姓氏。如今，4块石头紧紧地挨在一起，74年过去，罗特曼兹一家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地方。
每一块石头，都由那个半跪在地上的老人、艺术家冈特·戴姆尼为纳粹统治时期的大屠杀受害者亲手制作。
“德国已经有775个地方能见到它。柏林、科隆是我最初铺设的城市。现在，你甚至可以在一座只有135个居民的小村庄发现它。”戴姆尼一边说着，一边用桶里的石灰和沙子填满石块周边的缝隙。
每个石块都被安放在种族屠杀受害者最后的住所前。
根据德国官方统计，纳粹大屠杀的死难者包括540万至600万犹太平民。如今，戴姆尼已经在德国铺下了两万多个属于当时死难者和幸存者的石块，在欧洲其他国家还能找到一万多个。至于将来还会有多少，这个65岁的老人眼下还说不准。
在这块石头上，人们只能看到最最简略的信息——姓名、生日、被遣送地和仅用几个单词写就的最终命运。
比起普通路面，黄铜石块多出了几页纸的高度。
因此，它的名字是，绊脚石。
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在常被人视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里，我第一次读到有关绊脚石的故事。
几乎很难不去注意它——在有关柏林的一章，绊脚石的介绍被放在一个醒目的灰线框里，写着：“这一全国性的项目是由出生在柏林的艺术家冈特·戴姆尼发起的，名字叫做绊脚石。这些地砖作为小型纪念碑，就铺在那些纳粹暴行受害者(通常是犹太人)生前居所的门前。”而另一个在该书中占据同样灰线框的地标，则是柏林墙。
可最初住在柏林的一个星期里，我连一块绊脚石都没看到。
我去询问向导、一个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他并不熟悉“绊脚石”这个词，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你是说那种金色的小石块？你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过它，它们很小，很不起眼，有时旅行者只是从上面走过去了。”
尽管拎在手里时，绊脚石沉甸甸的，重两公斤。但它们实际上很小，长宽高分别只有10厘米，镶进人行道的灰砖里，只能露出一个黄铜色的金属片，有的已经些微磨损，有的隐隐泛着暗红色。这使得刻意寻找一块绊脚石变得很困难。
但对于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它无处不在。在一位柏林记者乔安娜·罗宾森居住的街区，就有整整800块绊脚石。其中有4块，就在她家的隔壁。
2010年上海世博会，绊脚石甚至被送往德国馆展出。可后来，当一位北京游客听说还有这样的展品时，他惊讶极了，“我那时把德国馆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他记得位于锥形大厅的“动力之源”，那是一颗直径3米的金属球，外表安装着上千根发光二极管。他还记得欧洲最大的新区项目之一、汉堡海港城的规划图。
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德国人还“复原”了铺设绊脚石的场景——一幢房子的窗下，摆放着一只装着水泥的木盆、一把刷子，以及16块绊脚石。亲自将小石块送往上海的戴姆尼认为：“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这当然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可怕的独裁者曾经写道，“雅利安人最大的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1935年，纳粹当局制定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不久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收到遣送通知。“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将去往远东，而当前的集中营只是一个中转站。”戴姆尼说。人们将大部分财产都留在家中，因为“家具最终是会邮寄给你们的”。事实上，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残障人士和老人不久后就成为大规模屠杀的目标。在谎言之中，他们提着小手提箱，走向死亡的终点站。
记者乔安娜家隔壁的4块绊脚石，属于曼南斯一家。73年前的春天，他们离开了那栋房子。但与大多数在手枪逼迫下的强行迁徙不同，他们相当体面地戴着帽子、拎着手提箱，口袋里装着前往古巴的签证和船票，以及对尽快开始新生活的盼望。
1939年5月13日，“圣路易斯号”启程，乘客包括曼南斯和900多名逃难的犹太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进过集中营，因此难免精神紧张。但另外的人却已经开始放松心情，他们在甲板上玩球，偶尔还在晚餐后举办舞会。
但船临近哈瓦那港口时，古巴官方却决定取消全部乘客的签证，“圣路易斯号”被迫返航。在船长的坚持下，没有人回到德国，他们分散进入欧洲其他国家的避难所。曼南斯一家四口则入境法国。但几个星期后，战争爆发。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全部死于那里，包括10岁的小儿子。
“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乔安娜在文章里写道。尽管最初，她看到的不过是4个被戴姆尼刻在黄铜片上的名字。
也许你不能从100万人开始，但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
“当一个人的名字都被忘记的时候，他就被彻底遗忘了。”当我和戴姆尼坐在一起时，他反复说着这句话。
他已经65岁了，两颊上的肌肉下垂，胡渣泛白。一年里大部分时候，他都开着一辆红色改装面包车，从一个绊脚石安放地，赶往另一个安放地。那就像是建筑工人的汽车——两排座椅早已被拆掉，纸板箱里放着18块绊脚石，用白色泡沫板隔开。锤子、铁锹、电钻挤在铁桶里，行李堆在石灰袋和灰砖的背后。
最近一次，他回到科隆的家里睡了20个小时，又再次出发。
但当时间回到1990年的时候，这一切只是雕刻家戴姆尼的一个念头。
那一年，他参与了科隆有关1940年1000个吉普赛被遣送者的纪念活动。这些人是纳粹当局为稍后一次大规模遣送准备的“试验品”。戴姆尼驾驶着划线机，从当年吉普赛人的居所一直开到一座位于科隆的集中营前哨，画出了一道长达16公里、“色彩漂亮极了”的彩线。
“我不会选择那些灰暗的色彩，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戴姆尼缓缓地摇了摇头。
但大多数被遣送者死在了集中营，正如随着时间过去，彩线也慢慢从马路中间褪色、消失。戴姆尼便收集了许多黄铜块，钉在彩线的残痕上，以使得这条“死亡之路”不至于被时间抹去。他正工作着，一位老妇人走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看上去很漂亮。”老妇人好奇地注视着地面。她看起来已经很老了，老到很有可能见证过大屠杀历史。
“这条路的一端是吉普赛人的家，另一端是他们死去的集中营。”戴姆尼解释道。
“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老妇人露出了相当惊讶的表情，“我住在这里许多许多年了，可从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邻居里还有吉普赛人。”
这位艺术家突然明白，他曾经画过的彩线和此前通过研究档案获得的路线图，很难证明什么。在遇难者曾生活过的社区，他们的痕迹已经消亡了。“如果奥斯维辛是终点，起点则是他们自己的家。我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带回家！”
但戴姆尼当时认为，这种念头很难真正实施。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受害者太多了，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可他直到今天仍记得，当把眼前的困境告诉科隆安东尼特教堂的一位牧师时，他获得了这样的答案：
“也许你不能从100万人开始，但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
这是一块纪念碑，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它挖起来
开始时非常艰难。1996年，戴姆尼从一家研究机构那里获得了一批死难者的资料，并由此制作了55块绊脚石。可柏林各区政府对戴姆尼铺设绊脚石的申请置之不理，因此在首次铺设时，他手里并没有施工许可证。“一切都在非法地进行，好在，谁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他笑着回忆说。
随后的一场路政施工中，一块绊脚石正好躺在计划中的施工路线上。两名工人扔下了工具，他们对老板说：“这是一块纪念碑，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它挖起来。”
路政公司将此事报告给当局。戴姆尼等来的回复是，之前的55块绊脚石身份合法，但仍旧没有批准他继续铺设的申请。
4年后，一个名叫奥本的犹太人通过柏林当地一家博物馆找到了戴姆尼。“我听说你在做纪念石，你可以为我的伯父和伯母安装两块吗？”二战时，奥本举家逃往南非，但伯母却决定，“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待在柏林，纳粹很快就会离开”。最终，两位老人死于集中营。
在这两块绊脚石被铺设后，受托为中间人的博物馆开始了解这个项目的意义。馆方主动提出帮助戴姆尼与政府谈判。前后6年时间过去，他最终才获得柏林所有地区的批准。
不过，他还要面临种种麻烦。一个歧视犹太人的房主拒绝戴姆尼在自家门前铺设绊脚石，“如果被人知道有犹太人曾经住过这里，那无论如何也别指望能卖出房子。”
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也表态反对，“这让我想起那些纳粹党人曾经将犹太人的墓碑拆下，并铺在人行道上。”在南部城市慕尼黑，市政当局仍不允许将绊脚石镶嵌在公共用地上。“他们说，我们这里的纪念项目已经足够多了。”戴姆尼转述。
“但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他说。由于无力承担3万多块黄铜石累计起来的巨大成本，绊脚石安放现在主要以亲人或赞助人出资为主。不久前，由于原材料费用上涨，绊脚石的价格从95欧元涨到了120欧元，但预订依旧排得很满。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绊脚石占据了这位艺术家的大部分时间。安放现场充满了让他感念的故事。
一次，他刚刚将原有的路石挖起，大雨突然而至。一位穿着黑袍的牧师从旁经过，便停下脚步，身子前倾，用手里撑开的一把墨绿色雨伞尽可能地遮住戴姆尼和绊脚石。在另一个街区，安放时也遇上大雨。街边杂货店的老板干脆将旁边一把花园遮阳伞拖了过来，将他的小工地全部遮住。
还有家住一楼的一位白发老太太，专门打开窗子，将自家电源借给需要使用电钻的戴姆尼。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干脆带着几个学生，参加了一次绊脚石的铺设工程。
柏林的一个春日午后，记者乔安娜曾坐着电车去看戴姆尼铺设绊脚石。等她到的时候，这位有效率的艺术家已经结束工作离开了。她所看到的，只有留在人行道上的3块绊脚石，以及不知是谁放下的3朵花。
两支白玫瑰，献给那对年轻的父母。一支粉红玫瑰，献给了遇难时只有4岁的小女孩。
应该感到羞耻的不仅是杀人者，也包括城市里那些袖手旁观的市民
这种黄铜色的小小“纪念碑”，已经成为柏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婴儿车从上面驶过，路人被拉长的影子从那里滑过，掉落的树叶有时可以把它整个盖住。每日的磨损让它的形状变得不那么规整，但绊脚石上的名字还都清晰可辨。
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后裔在看到这些小石块后曾经写道：“那些受难者，永远不该被忘记。大屠杀就是世界历史的一块绊脚石！”
在柏林，并非仅仅这几千块石头在提醒着人们不堪的过去。在繁华的菩提树大街上，有一座从空中看犹如一道伤疤的建筑，那是柏林犹太博物馆。它收藏着一些最最普通的故事：一个犹太女艺术家戴着小毡帽的自画像；一枚标记着“Jude”的黄色六角星，犹太人曾经必须佩戴它以与其他德国公民相区隔；还有一只已经残破、来自犹太家庭的泰迪熊，人们一直在寻找，谁是它的最后一个主人。
所有展品都在玻璃橱窗里，人们低着头一步一步地看过去，玻璃上粘着些他们的手纹和汗迹。
他们可以在一个展台上看到一枚细细的指环。金色，毫无装饰，在展台上显得单薄极了。如果不是附有说明，没有人能看到戒指内缘还刻着一个名字。她叫爱丽丝·多帕伦，收到遣送通知后，她将婚戒托付给了一个熟人。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她写道：“我的丈夫很镇定，我也一样。我们已经准备好去面对残酷的命运。为了孩子，我们会坚持着生存下去。”
但3天后，这对夫妻双双被杀。没有人知道这枚戒指在谁的手指上度过了屠杀和战争的岁月。2009年，一位匿名人士将它捐献给博物馆。
人们在一条倾斜的展厅里向前行进，空间越来越矮，直到面前出现一扇巨大的、沉重的铁门。突然间进入的参观者会被眼前的情景震惊，尽管事实上那里几乎是空的。那是一栋水泥塔的内里，深灰色的墙壁摸上去还有粗糙的纹路。没有照明设施，在24米高的顶端，建筑师开了一条窄窄的裂缝。阳光从那里穿进来，但也仅仅只能照出几米远，就打住了。塔底的人仍在一片黑暗之中。沉默的人们都会紧紧靠墙站着，使劲抬头向那光亮看。
“我在里面甚至无法待上两秒钟。”一个女孩在参观后说。
两名犹太姑娘曾侥幸逃出大屠杀，侨居英国。她们再次回到德国时，已经是苍老的妇人了。但当她们进入大屠杀塔时，“一道金属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关上，毫不留情。当时是冬天，塔里没有暖气，我们可以听到塔外对街学校的孩子嬉戏声，菩提大道的车水马龙、博物馆里的交谈声。我们就跟战时的犹太人一样，都从正常生活里隔了出来。”她们痛哭失声。
这样的伤痛无法被忘记。
犹太后裔亚历山德拉曾在柏林的人行道上看到刻着祖母名字的绊脚石。在她看来，应该感到羞耻的不仅是杀人者，也包括城市里那些袖手旁观的市民。
“他们曾经亲眼看着自己的犹太邻居被从家里带走。他们也曾亲眼看着那些哭喊着的无辜者被装进闷罐车里，整厢整厢地被运走。他们甚至看着囚犯们为自己亲手挖下坟墓。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我问过戴姆尼，他的家人是否与纳粹或犹太人有关系。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没有。”
但是当他又想了想，便发觉自己的生活与那段历史并非毫无关联。他的母亲住在柏林附近的一座小镇，她曾看见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塞在车厢里运走。她和家人想去送水和面包，却被看守驱赶。
还有他的父亲，那时是一名被派驻边境的士兵，任务是射击敌军飞机。“我相信他当时对大屠杀毫不知情。”
戴姆尼停顿了一下，又点点头，“是的，我相信他毫不知情。”
我们必须毫不遮蔽地让人看看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世界上大多数首都，都保留着光彩的历史，但柏林却用绊脚石和博物馆毫不遮蔽地展示着曾经的罪恶。在德国联邦议会的一间会议室里，我问关注教育的议员史蒂芬·考夫曼：“伴随着这些历史生活，你们不觉得太沉重了么？”
他转过头，问身后的一个实习生：“年轻人，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个男孩金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瘦高的骨架撑着一套亚麻色的方格西装。“1991年。”他回答。
“是的。”考夫曼回过身来，“柏林墙倒塌时，他还没有出生。纳粹就离得更远了。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需要学习以前的历史。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我们必须建立博物馆，让人看看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或许，我们会做任何事，只为了阻止那些事再次发生。”
就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那一切也被记录下来。联邦议会所在的德国国会大厦有着100多年历史。大厅的一堵墙由法国艺术家设计，写着从魏玛共和国至今所有当选议员的名字和时间。只有纳粹德国时期，墙上留下了一个惹眼的黑洞。“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向导说。
在距离国会大厦步行不到10分钟的地方，2009年建起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在4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立着2711块长方体混凝土石碑，最高近5米，最矮不到半米。深灰色的石碑群立在那里，就像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棺木。
一个背着双肩书包的男孩双手一撑，毫不费劲地爬上一座石碑。他站起身来，在那个高度，很可能看见柏林更美的风景。但远处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片的高大老人几步就跑了过来。“对不起。”他朝石碑上的男孩挥了挥手，“你不可以站在那上面。”
碑群地下的信息中心入口总是排着长队，即使下雨时也不例外。在那里，可以听到全欧洲的犹太遇难者和失踪者的姓名和简历。把这一切全部听完，需要6年7个月又27天。
成队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此参观。后来，19岁的柏林女孩拉什达告诉我，学校里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初步讲授这段历史。5年级以后，学生们会去参观各地的纪念碑和博物馆。10年级的寒假，她们还集体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是冬天，集中营里正下着大雪。拉什达轻轻碰了碰犹太人曾睡过的床板，“我不能想象有人曾躺在这里，渴望自由，实在太毛骨悚然了。”
从联邦议会离开后，我给那个1991年出生的实习生弗洛莱恩发了封邮件，问了他与提给议员一样的问题。
“在学校里，我们能感受到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带来的压力。”这个热衷于政治的大学生在回信里写道。他发现，因为这样的社会压力，左翼或右翼的激进党派都无法在德国掌权，“想要建造未来，你必须了解过去！”
一切或许正如纪念碑群信息中心入口处写的那句话：“它发生过，因此就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必须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我们也不可能把那段历史忘掉，声称自己只是从零开始
为了见证绊脚石的安放，许多海外的犹太后裔回到了德国。在故乡和亲人的名字面前，这样的小仪式有时会令人流泪，但也并不全是悲伤。大部分大屠杀死难者没能留下遗骸，他们的尸体被草草烧掉、丢弃。“这虽然不是一个墓碑，但仍旧是一小块我们可以来纪念的地方。”曾有人对戴姆尼说。
有两位从南非回到德国的老姐妹，已经70多岁了。她们的父母死于奥斯维辛。如今，她们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和父母一样，也做成绊脚石。那4块闪闪发亮的黄铜石，将在老房子前的人行道上永远地陪伴彼此。
1947年出生的戴姆尼回忆起，所有这些对历史的反思，并非从二战后就开始。甚至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里，没有人谈论这些。历史教科书上，要么就是把这个话题全部忽略，要么就是集中在德国本国人承受的痛苦。
“许多教师本身就生长在纳粹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把这个话题在安静中跳过，轻而易举。”
“可后来我们出现了。”戴姆尼继续说，“我们就是1968年的一代。”
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父母与老师们的沉默，他们想要面对纳粹时代，反思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罪恶过去。
两年后的冬天，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下跪，举世震惊。
后来出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属于“1968年一代”，并且在成为总理后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曾在公开讲话里这样说道：“我们要纪念那些被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里成为牺牲者的上百万的欧洲和苏联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到由于战争带来苦难但却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德国人自己。”
直到今年夏天欧洲杯时，我才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反思给德国人带来了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人对自己国旗的颜色感到很不自信。”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奥利佛·瑞克对我说。那是一次在柏林的聚餐，餐馆里的大屏幕在直播欧洲杯的比赛，邻桌的姑娘正兴奋地从手袋里取出一面国旗。
瑞克有个中文名字，叫纪韶融。他告诉我，在2006年之前，德国球迷不披国旗，不唱国歌，甚至很少使用德国国旗的红、黄、黑三色。“我们曾经狂热地追捧过这些，但谁都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纳粹德国。”但2006年却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一年，德国举办世界杯，来自全世界的球迷都挥舞着他们的国旗，“德国人也就拿出了国旗，并且发现，这并不令其他国家感到多么害怕。”
今年的欧洲杯上，德国与意大利踢半决赛时，在勃兰登堡门——联邦议会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之间——几十万球迷都披着国旗，或戴着红、黄、黑三色的饰物。
“不，我们现在并没有负罪感。”包括戴姆尼在内的不少德国人都这样说。他们已经是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有谁的手上还在战争中沾过鲜血。
住在柏林的一个自由撰稿人告诉我：“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也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不可能把那段历史忘掉，声称自己只是从零开始。我们只能牢牢地记住，以免罪恶再次发生。”
8月10日傍晚，我与戴姆尼约在汉堡的一家小餐馆吃饭。这之前的一整天他都在市里采购用来将绊脚石周围补好的灰砖和沙石。他要了两杯白葡萄酒，神情显得疲惫不堪。黄铜烛台举着一只白蜡烛，在摇晃的光里，可以看到他眼窝里几道深深的皱纹。
在他干掉最后一口酒前，我问：“绊脚石，有没有真的把路人绊倒过？”
“不，不，绊脚石只比地面高出两毫米。没有人真的因此摔跤。”戴姆尼大笑起来，“但它可以绊住人们，在这里。”他说着，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
第二天一早，他在伯恩斯托夫路159号铺设绊脚石。罗特曼兹一家人于1938年被遣送。那一年的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人化装成平民，袭击了德国的犹太市民，史称“水晶之夜”。数万犹太人随后被遣送到集中营，纳粹有组织的屠杀从那一天开始。
如今，女孩儿罗莎终于“回家”了。
在戴姆尼的工作结束后，小路重归于宁静。铺设过程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一直站在旁边。这时，他蹲了下来，手里攥着一张刚刚从深灰色西装口袋里拿出的纸巾。他轻轻地、打着圈儿擦拭着绊脚石，直到那上面的4个名字，灰尘消散，光亮重现。
绊脚石旁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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