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年底苏联发生“剧变”，其包含的内容有：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而且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的确有一定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个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产品质量不能提高，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最后导致苏联剧变。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不改革开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人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多次痛失改革机遇
苏联在历史上曾痛失过多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不过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谓“小酒店民主”。（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也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南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还进一步统治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这个时期，苏联农村盛传着解散农庄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战后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去的一步。
“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尽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改革在指导思想与政策等方面的失误，使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与产生了严重后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本来，勃列日涅夫若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了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使经济改革半途而废，政治体制也出现倒退，在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浪费了18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一些改革，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这突出表现在：
1.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各政治局各委员会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
2.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
3.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赫鲁晓夫执政时，他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改革。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4.“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一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
5.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另外，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还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
6.加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此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的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2页）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加强了，最恶劣的做法是把这些精神正常的不同政见者作为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医院。
政治体制退倒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最后导致苏联全面停滞与走近衰亡。
第五次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根据所面临的十分严峻形势，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由于以往历次改革实际上都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局部性修修补补，这时期已是积重难返，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作用越来越大。正如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说的：“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转引自《周舟共进》，2007年第11期）
以上的分析说明，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今中国应思考的几个问题
上文讲到，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决不能动摇，并且要加大改革力度，还说出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狠话。这些话，对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是十分熟知的，但结合斯大林—苏联模式失败的实际，再考虑到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再来领悟这些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当今，根据苏联剧变的教训，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化改革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通过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改革。其次，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曾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还出现了倒退。
我国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往往出现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
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存在不少争议的问题。胡锦涛在这次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很多极为重要的设想与具体政策措施。这里我们从苏联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党政分开之所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党政分开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保证做到“党要管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能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影响一些人借以获取特权利益的权力基础。
其次，正确对待斯大林模式。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但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这种集权往往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中国通过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方面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政治体制方面仍有不少领域没有摆脱苏联模式。
再次，实现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斯大林时期不断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后使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赫鲁晓夫虽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他亦搞个人崇拜。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也同样搞起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伴随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一旦出现问题又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常见的普遍性的现象。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到一般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地解决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主要管党的干部；二是党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某个领导决定或上级党组织任命。试想，一个党的干部很难对上级领导提不同看法，更不用说提批评意见了，因为自己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级领导与组织手里。
最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三大障碍。中国政治体制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而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王贵秀：《“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但这并不可以说，“左”的教条主义障碍消除了。至今还有些人动不动挥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它当作用来压制别人的武器，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与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产生困难。
（三）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姓“资”姓“社”的争论。我认为，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这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共识。而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它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或普世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吸取。
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俄罗斯]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与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五）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变，说到底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缘何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停滞，那么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说到底是受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个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一直到苏联剧变2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来讲，其经济仍受其严重影响。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2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无论一个国家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最后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会败下阵来。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与他执政18年未能改变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国体制改革时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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