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
【内容提要】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是影响安全格局调整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变迁，但还远未出现权力转移。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也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权力变迁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主导未来区域安全架构的演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策话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单极霸权体制下的东亚安全。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牵制中国崛起并力图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面对中国崛起，区域内国家会采取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借重域外因素的影响力或者实施新的区域战略等方式调整相应的安全政策。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关键词】权力变迁；权力转移；东亚；区域安全
21世纪头十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东移”趋势明显，亚洲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权力场(powerhouse)”。东亚地区安全最突出的“问题转变”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发展。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有着各种不同的分析，有人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候补超级大国”，有人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和美国重回“两极体系”，然而，中国崛起迄今所带来的变化并非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只是带来了有限的“权力变迁(pow-er shift)”。之所以有诸多的猜测和观察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再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因素。即便如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确实已经成为重组东亚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防务合作以及增加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在此背景下，“美国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观念上更容易被接受，“中国因素”却常常由于缺乏“亲近感”和“不确定性”，在后冷战时代上升为地区安全最主要的防范对象。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调整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标，美国是重在继续接触和影响中国，还是将实质性地转向遏制和包围中国？显然，分析东亚安全新态势的核心要素并非是权力结构或者权力再分配等这些传统型的结构变量，而是在于各国相应的政策与战略考虑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东亚安全格局演变的未来，形成新的一波安全互动关系。为此，本文将分析东亚权力变迁背景下主要国家的安全与战略选择，力图解释权力变迁所产生的安全影响。
一、“权力变迁”与“权力转移”：理论内涵的差异
主张中国崛起有可能带来国际动荡的诸多看法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转移理论有关。奥根斯基(A．F．K．Organski)完成了权力转移理论概念的构建与核心假设的提出。“权力转移”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基本定义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会因为其权力表现的不同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这一难以避免的权力变化过程。国家在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中地位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权力竞争和冲突，因此，战争更多的是爆发在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逆转、相互权力对比开始接近的时刻。奥根斯基断言，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地位接近于发生转变，就是大国间的权力转移，而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权力政治带来战争和冲突。
权力转移理论本身并非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但其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是抛弃了影响国家间安全互动的诸多核心要素，例如对威胁的认知、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国内政治要素以及军事技术手段的变革等，而过度集中于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出现某个“特定时刻”最容易产生冲突和战争。例如，一代又一代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认为，当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的权力对比达到6：5或者5：4时，最容易产生权力更替而引发军事冲突。今天的国际关系学者接受奥根斯基所提出的权力转移将导致冲突的基本认识，但并不简单地认为权力转移一定就产生战争。朱锋和罗伯特•罗斯(RobertS．Ross)认为，在宏大的权力变迁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的政策与战略互动是判断和决定这一过程究竟是否带来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观性原因。即便按照权力转移理论观点，权力转移导致冲突，但奥根斯基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单纯性、绝对性的权力对于国际格局的调整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只有当权力的变更导致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决定性的变化时，引起冲突的权力转移才会出现，才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换句话来说，权力转移理论并不认为一般性的权力变迁会引起冲突，而是认为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了决定性变化，即权力对比已经达到了“相对平衡”程度，战争的“节点”就出现了。由此权力转移理论把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大国总是追求有利于自己权力优势的“相对权力”狭义地定性为“相对平衡”，并以此作为主导性的指标来分析大国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
随着大国崛起，权力转移事实上是一个持续的权力变迁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究竟对已有的权力变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权力变迁究竟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对于这些更加具体和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在国际或者地区格局中权力的变迁与安全关系密切相关。“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安全”这一词汇的意义在古代汉语中基本以“安”字来表示，直到现代汉语，“安全”才最终成为一个一体化的词汇。从西方的词源上来说，“安全”就是“有信任、保证和确定性的基础”。在西方思想史上，安全与自由和财产权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进而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里，秉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价值，把安全视为国际政治的基本价值观。权力变迁过程将难以避免地导致国家间安全互动关系的变化。“安全”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义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不断深化而进一步丰富充实，不同学者对其定义不尽相同，有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区别。尽管如此，权力变迁也是引起非传统安全认识与互动变化的直接动力。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在其著作《新安全论》中提出了“新的综合性安全分析框架”，将只重视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传统安全观发展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互动的新安全观。但非传统安全的本质是希望提醒现实世界的学者们不要将权力变迁过程中的安全视角只单纯狭隘地局限在传统的军事、外交和战略领域。
权力变迁之所以先于权力转移产生安全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权力仍然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安全的必要手段。权力变迁必然会引起安全感的消长、新安全议题的出现、安全纠纷的深化以及安全关系的调整，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常常因此而在所难免。“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在现实政治中，安全的稀缺性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常态，各个行为体都在增强自我安全感，竭力弱化威胁或者增强自己应对威胁的能力，保证在体系中处于相对的权力优势地位，这种方式使得行为体之间往往以敌对者或者竞争者身份去界定彼此，“安全困境”由此产生。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力，保证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一国往往采用增强军备、加强同盟、分化潜在威胁对象国等打压方式强化自身权力，这种做法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进而导致基于安全问题上各行为主体难以跳脱的历史“周期率”——安全困境的产生。
问题是，权力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导致安全关系的调整和地区性安全结构的重组？权力转移理论在论及此问题时，没有直接提及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是将权力转移与国际(地区)秩序做了直接的链接，认为权力的相对增加或者降低将导致权力要素的重新流动和配置，进而撼动国际(地区)秩序，使之进行符合现实权力的变革。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地区)秩序的变化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过程和事件体现出来的，安全关系的变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涵盖广泛的概念，既包括具体安全战略和安全同盟，也指观念性的相互安全认知。权力变迁促使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大幅度调整在世界历史中屡屡发生，有时以极端形式——例如烈度较强的局部战争或者世界大战——来完成，有时以和平过渡的形式完成转移。奥根斯基敏锐地看到了权力转移的实际结果是国际(地区)性安全格局和安全秩序的变化，认为国际(地区)安全秩序是否能和平演变，将严重影响大国间的权力转移结构。但权力转移理论对地区秩序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权力转移与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重在一个新的地区秩序是否能包容、和平地接受传统主导国家与新崛起国家之间的决定性权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一安全秩序与大国间的安全互动过程究竟有什么样的因果联系。通过对近十年东亚安全的动态研究，笔者认为，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区域安全的新形势。并非是决定性的权力转移、而是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本身就已经足以产生国家间安全互动关系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不仅将决定未来是否出现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更将决定权力转移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地区)秩序。
二、权力变迁进程中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01－2011年是东亚权力变迁明显加速的时期。这10年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军费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经济也保持了平均9%以上的增长幅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在这10年中继续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中美实力对比的“一升、一降”让世界印象深刻。美国对华战略自冷战结束以来开始酝酿变化和调整。2011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夏威夷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议，美国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高调宣传要“重返东亚”，强调了东亚安全在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但客观来说，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东亚，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说到底就是美国开始调整全球安全态势，重新明确美军未来的战略重点，确保所谓亚太地区是美国本世纪内的全球战略重心。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不仅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上，而且也在同盟与防务体系的建设上都将出现美军全球安全态势决定性向亚太转移的趋势。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东亚安全战略一直以防止出现竞争性的“同等实力的大国(peercompetitor)”作为战略重点，其主体是美国的前沿驻军和同盟体系。2003年之后，这一体系又进行了主次关系的调整，转变为更具有战术战役展开能力的“轴－辐体系”。但这一波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最显著的特点，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国利用南海、东海和黄海问题来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体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设立新的军事基地、在菲律宾部署美军军事力量、与越南加强防务合作以及在新加坡派驻新型濒海战斗舰等。2012年6月，美国防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到2020年，美国海军60%的舰艇将集中到亚太区域。
第二，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与中国有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防部长帕内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在五角大楼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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