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谦 发自：香港、深圳
编者按：冷战时期由英军设立的香港北部边境禁区正在解禁。这段长20公里的神秘带状区域，见证了陆港两地一个甲子的风云际会，也凝固了时光，甚至被遗忘。在陆港民间关系微妙复杂的2012年，对两地来说，这块神秘面纱的揭开，加快融合，更考验智慧。
香港禁区的警察。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边境禁区是冷战产物，也是历史标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它既隐形又真实，既见证离斥，也见证融合。
禁区解禁在释放香港经济和民生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历史与记忆，更开启一段影响深远的陆港融合之旅。
从香港特区最繁华的中环出发，摆脱密集高楼、凶猛人潮和闪烁霓虹，往北穿越九龙和大半个新界，将抵达一个叫“石涌凹”的地方。
恍如穿过一条时光走廊，在“东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荒草漫漫，老屋斑驳，鸡犬相闻，就连历史也在此停滞。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道路封闭，戒备森严。港英时期的警察甚至保留对擅闯入者实行拘捕或开枪的权利。禁区内居民将这里比喻为“被铁丝笼罩”的世界。
随着2012年香港北部边境禁区第一阶段逾7.4平方公里的解禁，这堵鲜为人知的香港版“柏林墙”才渐入公众视野。
香港边境禁区建于1951年，逐步扩大至28平方公里。这片相当于28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当时被英国人称为“香港北部小型万里长城”。即使在回归后，禁区仍未消失，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先例。
随着边境禁区的政治防卫功用已失，香港民间要求缩减甚至取消禁区的声音日隆。实现第一阶段解禁后，特区政府制定规划：将在2013年和2015年逐步开放剩余区域。届时，除去最终仍会保留的4平方公里沙头角墟、边界通道与出入境管制站外，香港禁区的历史将彻底落幕。
中英街。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封闭六十年
禁区解禁——从工业文明到农耕文明——被囚了六十年——人为围墙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2012年2月15日零时起，封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香港禁区第一阶段解禁，包含担水坑村在内的沙头角六条村落。“感觉被囚禁了六十年，终于开放了。”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洪不由感叹。
这个隐形的牢笼诞生于一段大历史。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当天，英军在一夜间建成了边界铁丝网，企图抵挡势如破竹的解放军。
然而，首先冲击这里的不是枪炮，而是内战后的难民潮。1950年5月1日之前，每周大约三万名内地人进入香港境内。一系列边境事件令中英关系变得紧张。随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对华实施禁运。
1951年，港英政府颁布《边界禁区命令》，以保安理由封闭与中国大陆接壤的边界，并正式成立边境禁区。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出入边境禁区均需出示禁区通行证，俗称“禁区纸”。与此同时，广东省也宣布实行边界管理，沙头角部分地区被列为中方边防禁区。
后来的多次逃港潮中，港英政府发现偷渡者会将整段铁丝网推倒或剪破，便沿禁区界线加建了一重品字形铁丝网，从沙头角延伸至后海湾；又在最北村落的南沿再建第二重铁丝网，名为“边界第二防线”。
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一道人为围墙的序幕，以铁丝网拉开。
被铁丝网阻隔的世界
逃港者从未停息——在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中——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荒诞的交融
自1950年代禁区设立后，禁区居民不得不形成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禁区之外的世界，无论哪边，一律叫外面。外面就是危险的。宵禁是常事，村口最北的大铁闸会在凌晨关闭，车辆则决不能靠近最边界的莲麻坑路。小山丘上，警方七座碉堡依次排开，夜间会以360度射出白光柱。
哪怕铁丝网矗立，逃港者却从未停息。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达56万人次。
边境禁区梧桐山连绵，人迹罕至，是逃港的陆上必经线路。如今重新站在这里的铁丝网边，禁区原居民姚观华仍感到心有余悸。
“那头逃命，这头抓人，有人死后就挂在铁丝网上，看着心寒啊。”他说。
意识形态对抗在1967年达到顶点。这一年，香港左派民众发动“反英暴动”，事件蔓延到边境。7月8日，三百名中国民兵越过边境到禁区，向港方警岗扔石块、玻璃瓶，造成四名警察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自此，两边紧张对峙。英军在禁区屋顶堆满沙包，架设机枪阵，华界驻军也严阵以待。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禁区居民被怀疑有“左派”思想而遭监视。报考警队的原居民发叔，即便考试全部合格，也因为“政治不合格”被拒入警。
而网那边的深圳沙头角也防范有加，一份爱国主义教育材料中写道：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要筑起反腐蚀的思想防线。
对峙之外，历史又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形成荒诞的交融。
边境封锁后，一批禁区村民因为遗留田地在深圳，仍可获得深圳公安局发放的耕作证。“家住在香港，生计在深圳”的情况使他们担任了最早的“深港两地大使”。
在曾是其中一员的叶女士印象中，过境时只要向解放军掀开装着午饭的饭盒盖，再读些写在黑板上的毛主席语录，“随时可以过去”。同时，深圳有田地在禁区的农民也可以凭耕作证到香港耕作——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则回到社会主义床铺休息。
港澳流动渔民是另一群特别的“水上公民”。现在五十六岁的陈志明，当年不但是香港居民，还拥有内地户口。“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礼物。”他说。
某种意义上，禁区所见证的逃港浪潮与这些早期的农业融合样本，一同推动了时代的车轮——1978年，内地改革大幕拉开，随后建立深圳特区，史学界普遍认为，“逃港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内地尤其广东对经济发展的愿望。
叶秋平还记得当年禁区居民给逃港者送米、送水的场景。日后，他们守望相助，一同创造了香港奇迹。而他们逃难身后留下的禁区，却仍一成不变。
（何籽/图）
历史反转戏：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以空气为界——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历史荒诞之处——一出反转戏
禁区内的中英街，历来以空气为墙。
这条“中国人居住在英国人管辖的街道”，在漫长冷战时期是分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边界之一。街的两边，店铺分别属于中方和英方。
随着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中英街成为一枚显赫的时代标签。在最热闹的1980年代，它是象征着中产生活的香港梦。内地人，吉澳人（吉澳，香港的离岛之一），香港原居民都赶过来“趁墟”（赶市集）。早上四点多钟，集市便开始人声鼎沸。
然而，后来香港回归，两地跨境贸易的热闹场面反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疯抢物资的水客兵团。
罗嘉豪童年上学必经的这条街，后来让他心生尴尬：一街之隔的世界颠了个，对内地人纯朴的情结开始让位于对凶猛水客的厌恶。
莲麻坑村前村代表叶秋平也有一些复杂的心事。
过去，他偷偷拿面包送到山上接济偷渡客，如今他却不再同情偷渡客，“以前吃不饱全家逃难，现在，是为挣钱一人冒险——性质完全不同了”。
“他们在一个边缘地带，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写在禁区研究的著作里，发现“抗拒又妥协”，是禁区“边民”们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这种“奇特的务实”还使禁区的人们一直被夹在中间，“既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
内地经济迅速起飞，变化也仿佛发生在一夜间。港界的村民还在种地，华界则遍地“种房子”。当深圳沙栏吓村的渔民、农民住上了别墅式小洋楼，隔沟而对的禁区盐寮吓渔村，还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当时，香港《东方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对岸深圳，高楼拔地长了起来，水客集结多了起来。禁区却一直没开放，“九七”后管制反而越来越严。人口流失，集市风光不再。年轻人都外出工作，最终搬走，剩下的都是老人。“家已经没人住了，伤心也没办法。”新楼街杂货铺的四婶说。
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经由文锦渡禁区到马会道，进入香港。随后，作为供港物资的通道，禁区见证陆港进一步融合的同时，自己却继续留守往昔。陆港两地的发展就像一出反转戏，刹那间拉开意味深长的距离。
沙头角墟一处新建的小公园，近处，三个香港园林女工低头锄草，薪资每小时二十八元港币；远处，则是深圳的两幢新大楼，每平米估价两万六千元人民币。大楼上红色条幅写着“贺封顶大吉”。据说，新楼名为：中英街一号。
在香港辉煌与深圳奇迹的映照下，禁区的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禁区隐形的村庄们，被包围在发展声浪中，渐渐显出形来。
2006年，这个曾经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不见身影的禁区，首次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缩小边境禁区范围以发展的讨论。2008年，港府进一步确立禁区的保留范围由8平方公里，缩减为最终的4平方公里。
隐形的村庄，时间停滞了
这离中环跟离北京一样远——过去的时间，是他们唯一拥有——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全新的时间刻度
谷歌地球的卫星图上，香港与深圳大片灰白色楼群之间，一道葱茏被挤在中间——这片恍如失踪的区域，便是已经看不出铁丝网的禁区。
屋舍俨然，土地平旷，恍若八十年代的内地农村。时间以一种近乎停滞的速度，在未开放的禁区内流淌。
84岁的香港人叶关保已经数年没有到过中环和铜锣湾了。“感觉离中环跟离北京一样远”。
现在的他，每天村内数着走路一万步，逛街就在离禁区最近的上水，最爱吃的是华界沙头角的北京烤鸭，九十港币一整只。
这并不夸张。更多的原居民保持着和他相似的习惯：坐港铁不出新界，购物止步上水粉岭，到深圳比到港岛更多。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也挺好。
一直以来，这片土地“收容”各色来客：国民党逃兵及家眷，中共游击队员，外国修女，以及内地偷渡客。就连更早以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叶定仕也回到这里避难。偏安一隅，时光凝固，这个“历史的弃儿”成为最好的避风港。
一路沿着禁区边境最北的公路走，抬眼次第可见，深圳楼群鳞次栉比。相形之下，铁丝网的这边，杂草丛生，荒地闲置，偶有松园下村的清末老宅闪现。很难想象，这和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同属一座城市。
除了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再度激发这里老人们的兴致。过去的时间，是他们唯一拥有，也是禁区的唯一阻隔。
“（禁区）这里被藏得很好，历史让它不得不被边缘化。”香港岭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智鹏说。
一片被时代疏离的土地，就这么恰到好处地停在了这里——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香港的城市化扩张版图显然遗忘了它，深圳狂飙突进的财富成长试验也只是经过了它。
“这里的香港人就像隐形人。”禁区原居民阿祥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距离香港近了些，是在年初禁区被开放的时候。几年前，他们外出打工，老板通常一听说是住在禁区内，便不再录用——这里，距离真正的香港，实在太远了。
现在，禁区内凤凰湖的民居正门上还漆着民初五色旗及国民党旗。尚未开放的禁区，许多老一辈原居民继续成为留守的“空巢老人”——记忆是他们拦截时间的一面墙，就立在家门口。
一片杂树灌木掩映之处，是竹园村的旧村废墟。七十余岁的原居民姚明已经把家搬到了新址。2012年11月，他再次走在旧址，还能准确识别那棵被1962年温黛台风刮倒的老树。看到被编记号码的残壁旁，以前老屋里供奉祖先的神龛犹在，他感到“无法挽回的伤感”。
废墟的正前方，已是一片大工地，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是深港政府正在建设中的“香园围/莲塘新口岸”。2018年，新口岸启用时将实现“人车互通”。那时候最后的禁区也会已开放三年，深港融合将带动禁区步入一个全新的时间刻度。
特区中的特区
这条香港发展的脐带——禁区正在死亡，铁丝网却反之——阿灿、港灿与屌丝——再也停不下来了
2012年2月14日晚，香港沙头角张灯结彩，一队舞龙舞狮的人群，雀跃穿过百余桌筵席。五十岁的阿祥和其他乡亲一同举杯庆贺禁区将在午夜开放。不远处，被释放土地已经开始赶工兴建楼盘。
这一场迟到十五年的解禁，将边境禁区拉入公众视野。香港市民纷纷驱车前往，一睹神秘禁区的真面目。这里新成立了香港最大的有机农庄，亦有深圳驴友组队到禁区内徒步探险。
香港历史研究社理事长李泽恩，多次进入禁区考察历史遗迹。他发现禁区开放带来的游人，已经令不少古迹文物受到破坏。
在“香港2030远景”城市规划中，边境禁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港府计划全面开放后的禁区，局部将建新市镇，局部则为货柜中转区和物流中心，甚至因应跨界活动增加而发展为大规模娱乐中心，建立酒店和商场。
一开始，争议聚焦在发展与保育之争。无论是逐渐消失的历史文化，宗族传统与遗迹，还是稀有蝴蝶、蝙蝠，生态环境的自然保育，作为“香港最后村庄”的禁区开放都仍将面临未解的题。“不能因为大兴土木，影响禁区生态。”环保人士吴希文说。
2012年6月，时为候任特首的梁振英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边境禁区可做“特区中的特区”，内地人和外国人均可免签证进入。在他的构想中，这片昔日的处女地，将来甚至会变成除了中环等核心区外，另一片可让香港经济腾飞的土地。
从最封闭的边缘地带，到最开放的“特区中的特区”，禁区经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华丽转身。
然而，陆港民间关系越发微妙的2012年，禁区的开放与发展，更与两地日渐焦灼的现实交锋捆绑在一起。
香港学者陈文鸿撰文提议：“区内可采取免税区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开放区内让内地人尽可能畅通无阻地进出。”这与港府新界东北区发展的规划一脉相承，是为了“打破过境阻碍，促进融合，避免边缘化”。
立刻有人反驳：禁区开放后，过度融合会影响香港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
尽管禁区之意识形态对抗与政治防卫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走私客却成为港人眼中最新的边境威胁。今年一连数次港人反对走私水客的“光复上水”行动，已经发出焦虑的信号。
这道无形的“铁丝网”困扰香港已久，实业的外迁，地产垄断和经济肌体的僵化困扰着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和失望转化为无处安放的愤怒，成为2012年多起陆港矛盾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讨论仍在继续，禁区的生活也如常。即便禁区行将消失，沙头角墟已被确定最终也不会开放。2012年11月的一个午后，这片“永久性禁区”里，《最炫民族风》在小店内响起，茶餐厅里喝下午茶的原居民大叔，和内地朋友调侃，语出惊人：我说你阿灿，你就说我港灿，有什么意义？还不都是屌丝！（阿灿，香港人对内地新移民的俗称，带有歧视意味；港灿则为内地人对此歧视的反击性称呼）
如今，已开放的部分，休闲农庄兴起，游客前来，建屋加快；未开放的部分，则悲喜交加。发叔站在盐寮吓村码头，想起曾经捕鱼为生的日子，“盐田水有拇指深，只要一直晒着，水变得很咸，就可以结晶”。
这都成为他记忆的部分：日头一出风一吹，盐亮晶晶的，好像钻石般闪耀——禁区以及禁区中的那种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特别感谢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对本文的贡献。）
原文：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11/21.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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