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教育全球化”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教育全球化 国家安全 全球战略
从“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全球化”分析框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规范。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同时也为人们在大的历史尺度上透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把握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用“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观照其它领域的人类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不限于经济活动，除“经济全球化”以外，在“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战略”、“全球主义”、“全球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全球学术现象
比较而言，“教育全球化”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本文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我们希望通过对“教育全球化”的现象、历史和机制三个方面的初步研究，揭示“教育全球化”给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带来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以及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问题。
一、“教育全球化”的基本形态
“教育全球化”是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
“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中国教育发展在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之外增加新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学；
第二种方式，在国外接受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三种方式，接受国外教育机构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
第四种方式，在全球聘请优秀教师；
第五种方式，利用国外知识产权；
以上五种方式又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各种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特征，如第四、第五两种方式；第二类以接受教育服务为特征，如第二、第三两种方式；第三类是以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前提的教育服务提供，即第一种方式。从最有利于中国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来看，以第一种方式，即吸引外国资本来华办学最为可取，不但可以增加国内的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在投资意义上的乘数效应和增加就业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有助于改善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素质，与经济领域吸引外资有异曲同工之妙。
留学生是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逾50万人，目前已回国十几万人，相当于我们不花钱就在国外办了一所规模达50万人并且是利用全球优秀教师及其他教育资源的专为或主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超级大学。这种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们调整留学生政策，鼓励出国留学和回国服务的重要基础。除此以外，企业员工，特别是三资企业员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培训体系进行职业培训，也是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以第三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才刚刚开始，但却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的出现为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无限制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方式，它突破了传统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时间、地点和身份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也克服了由此产生的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和排他性利用的限制，在理论上全世界的学习者可以同时看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做同一道题、参加同一个主题讨论，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参与全球前100名大学的实时教学，同时可以共享全球前1000名大学的优秀教师资源，那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目前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在21世纪的中国教育发展中将会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以第四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在发达国家是一种常例，但这种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方式在中国目前还主要限于语言教育，在其他专业教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今后在这一块将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果用百里挑一来形容优秀教师，我们在全球招聘一万名优秀教师就只相当于花费了百分之一的培养成本，无怪乎人们要惊叹美国成了全球人才收割机，其实，这个“收割机计划”我们自己也可以实施的。
以第五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有两个重要领域。其中之一是利用国外教材，这一点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开展国际和校际间的课程认证与学位认证，可以有助于我国学校特色的形成和有效提高我国学校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以上五种方式之外，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方式是对其他国家教育成果——优秀学生的利用，这方面美国的表现最为优异。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争取各种国际捐赠和项目融资也都是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英走向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对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倒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制定了更有吸引力的留学生政策，从而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本国人力资源发展中陷于更加不利的处境。
三、“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首先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四、“教育全球化”与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
作为“全球化”历史趋势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它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国家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占领和反占领，侵略和反侵略都与国土纷争有关。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制度与政策创新才能保证国家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教育发展全球战略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应对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国家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通过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创新，抓住“教育全球化”在现阶段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我们已经论证了扩大教育规模和提升国民教育层次对于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全球战略的要点就是“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和“开拓全球教育市场”，这种新的全球战略叫做“全球定位战略”，即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确定中国教育的发展战略。
“共享全球资源”的基本思路是“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
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在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的问题上，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国民待遇”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教育规律彻底抛弃“意识形态控制”的幻觉，全面开放教育市场；而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则更多的是防止出现“崇洋媚外”和“厚外薄内”的政策偏差，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压制国内民办教育的倾向，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教育投资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开拓全球教育市场”的基本思路是“积极主动和坚定不移地进入全球招生市场、全球就业市场和全球师资市场。”
在“开拓全球教育市场”，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的整体设计中，利用国外教育资源以增加国内教育供给只是该战略的要点之一，与此相互为用的另一要点是，通过宣传、挖掘和引导，充分利用全球教育需求资源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即在作为教育资源输入国的同时，积极扮演教育资源输出国的角色，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
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传播目标。
为什么在我们自己教育资源十分紧缺的同时还要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呢？现在我们来算一笔帐。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就是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消费力量，设若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一年的消费总计为一万美圆，如果我们能吸引一百万留学生，就是一百亿美圆的外汇收入！如果实现这一百亿美圆的教育产业产值并不以抑制或减少国内本国公民的教育消费为代价，那又何乐而不为了？事实上，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国外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来华招生活动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而美国则是通过这种途径获益最大的国家，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据最近报道，北京市在2000年留学生的进出已经平衡，因接受外国留学生而增加的学杂费收入已达9亿元人民币，我们把这看成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随着中国在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国作为留学目标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第二，与此相关联，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教育旅游”或“旅游教育”，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比如，我们可以面向世界各国开发形式多样的现代“游学”项目，留学生可以边游边学，昼游夜学，游学相间等等，使中国古老的游学传统成为发展现代教育产业的利器。
与进入全球招生市场相比，进入全球就业市场是一个难度更大，同时价值也更大的教育产业领域，但只要我们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积极进行市场开拓，突破传统思维的约束不断开拓创新，前途依然无限广阔，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跳出中国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
（吴华，浙江大学教育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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