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2012年第11期封面
徐一龙: 好爸爸，坏爸爸
似乎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在儿子成年之后，那种古往今来父与子之间难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没有代沟、没有叛逆、没有儿子的理想、没有老爸的顽固，连文学家和精神科专家坚信的“弑父情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们变得孝顺和务实，心满意足地在父亲的余荫下，开始自己的人生；老爸们变得充满权威，像回到了年轻时候，幼小的子女对他言听计从。这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却没什么可夸耀之处，有人称它为“拼爹时代”。
因为那些慈父、孝子不过是特定人群。一些身为公务人员的父亲们，可以把权力变现为金钱、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来美好的事物，供儿子们享用。儿子们抛弃了叛逆，或深埋叛逆，安静地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诞生“屌丝”一词的时代，人们越发羡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这绝非是一种民间的猜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还有更多扎眼的个例证明这些。就在10月底，广东纪检部门证实，被网友举报的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拥有21套房产，而他2012年在财产申报时，只申报了自己和儿子各一套房产。纪委也证实，蔡彬的儿子为澳洲籍。蔡彬时年56岁，正常情况论，他的儿子应已成年，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父亲的财产是否干净，自己享有的一切是否合理。如果他愿意思考的话。
似乎突然之间，“儿子们”的个人奋斗变得艰难起来，年轻人开始逃离北上广，外企也不如公务员吃香，靠着有势力的父亲谋得一条出路变得理所应当。可35岁以上的人，闭上眼睛，那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时代，分明还历历在目。那是个刚刚开放进城路径的时代，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个打破“铁饭碗”的时代，一个甚至连“爹”都没有的民企能够大获成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儿子们可以摆脱这个血统论的咒语时，他们兴奋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运和父亲切割，才更像个强者。
其实，血统论从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亦有身为军队高官的一个母亲，在战前，试图把自己的儿子调出作战部队的桥段。这位女军官破坏了军队的原则，被军长拒绝。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子女们利用双轨制漏洞，搞来批条，左手以计划经济的价格买来物资，右手以市场经济的价格卖出物资。“拼爹”如同一条暗流，在集体主义时代和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都涓涓不断。只是，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在人们对美好而合理的生活要求较低的时代，人们对“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当前提条件开始反转，而“拼爹”有增无减时，人们的情绪也开始改变。
人们意识到，那些可以“拼爹”的人，不但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影响了青年正常向上流动，而且极其不合理。某种程度，不合理、不公正对人心的打击不啻于利益受损。在现代技术的传播下，人们对千里之外的不合理义愤填膺，不为自身的利益，只为人们深信：人不该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至于子女父辈财富恩泽下的生活方式引发的激辩，其实很简单。理论上，只要财富来源合法，炫富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他们有权过别人眼中“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或许也是一种糟糕的父与子的关系，但与公共利益无关。人们对“拼爹时代”的厌恶，也从来不是“子不教，父之过”的教育问题。父亲将公共资源不当地让渡到儿子身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其实都有明确的界定。
一个能量强大的父亲该怎么帮助儿子，人们期待有更良性的关系。蜘蛛侠的叔叔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关于父辈的责任，可以小到帮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大到帮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当然，每个父亲都有这个责任，那些看起来更强大的父亲，更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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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龙: （一）输给父亲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马啸至今没有忘记。那是一年前，他离开北京时买8000元双色球的选号。
那是第二场赌博。五年前，他和父亲赌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输了。购买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个头奖，他就能反败为赢，不用走父亲规定的道路。
他又输了。他只能像少年时一样，在父亲的护航下，获得人们羡慕的一切。
最后一搏
一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秋雨，凉意渐浓。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4年的北京。临走时，他去了趟彩票店。这个彩票店在西四环玉海园小区附近，距离马啸与朋友“诗人”合租的两室一厅有1000米远。因为下雨，那天彩票店里人不算多。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50倍倍投，其他79注也是50倍倍投，机打。”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抬起了头，眼前的大主顾穿着驼色的风衣，戴着黑框眼镜，右手握着一个黑色万向轮行李箱的把手。8000块钱，按照7%的提成，算个大生意。
拿着8000块钱换来的16张、每张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马啸和穿着工装裤的大叔、套着珊瑚绒睡衣的主妇、一身涂料斑点的家装工人、拎着小坤包的白领女孩儿们一起坐在了彩票站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晚是双色球的开奖日，中或者不中，晚上9点半就会有结果。
彩票站店面不大，墙上挂着各个品种的彩票中奖号码走势图，地上散落着被丢弃的各式彩票。马啸一会坐下，一会站起溜达，等待着开奖。时钟指向21点30分，屋外的雨还在下……“本期的双色球中奖号码为06、10、11、25、32、33；05”，一组数字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开奖主持人的嘴里念了出来。
马啸低下头核对着手中的16张彩票，“很惨，都没中。看来，必须回家了”，马啸站起来，转身，出门。
夜色中的北京车水马龙，不知名的人们顶着风雨匆匆赶路。打车去西站的路上，马啸特意让师傅多转了个弯，看了看租住多年的房间和曾奋斗过的出版公司。
穿过玉海园、经过林静小吃、开过五棵松地铁站……沿着西长安街，马啸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结束了。明天，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父亲铺的路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老马当兵出身，转业后进了政法系统，他也想让我走这条路”。
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
马啸从小成绩忽上忽下，最喜欢的事儿是打篮球。老马在儿子眼里是个“粗人”，不经常回家，但对于自己的篮球运动却很支持。从初一开始，前前后后给他买过十几个样式不同的篮球。
老马第一次变脸是在马啸升入初三下学期后，不仅阻拦马啸去打篮球，还从学校请了三门主课的老师给儿子补习。对于父亲突如其来的严厉，马啸并没有放在心上，敷衍补习的同时策划着周末溜号去打球。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毫不意外地没有突破400分大关，距离当年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马啸着急了，他读的是当地最好的初中，他可从没想过自己考不上高中。
陆陆续续地，同学们拿到了高中、职高或者是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其他成绩差的同学的父母们都提着礼物四处奔波，老马却不动声色。
离开学还有一周，马啸的焦灼和对父亲的埋怨达到了制高点，“大不了就不读了”。但没想到，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为了给他个教训，才瞒了他一个暑假。
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两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这个学校，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在高中，马啸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广播电台。他天生有一把好嗓子，每周五当一次男主播，让他感觉非常良好。一个不大不小的理想，也在他心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高考后，马啸给自己预估了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分数，上重点线肯定是没戏，但越过本科线也不是没可能。他在学校发的填报志愿书里，找出了所有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看过儿子填写的草表，甩过来一句“胡闹”就不再说话。马啸很想反驳什么，却开始第一次后悔自己耽误了时光，“如果我的成绩足够好，也许就能安排自己的命运”。
“第一志愿，我帮你选好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成绩能不能上本科。关键是上了本科，哪怕是清华北大，你以为就能落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老马甩下自己的决定离开了马啸的房间。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对青春期的马啸来说算不上什么。在体制内厮混几十年的老马却特别看重。他的预想没错，多年以后，公务员越来越热。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仅招2万余人，却有137万人报名。
在填报志愿的短短三天里，马啸用沉默作为对父亲无声的反抗。但老马并没有当回事，他看着儿子在提前录取一栏写下了自己选好的学校，就没再理会马啸在后面的志愿栏里齐刷刷地写满“播音主持”。老马离开家后，约了教委的朋友去吃饭。
果然，高考录取刚刚开始，马啸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一所随处可见警官制服的专科学校，让他“感觉被送进了监狱”。
借来的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酝酿着叛逃。”马啸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老马偶尔会来看马啸，每次来时都会请同宿舍的舍友吃饭。马啸知道，“这是他在帮我织网。蜘蛛的强大，从不在于自己比其他昆虫多出来的脚，而在于那张绵密、细致的蛛网。”
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
“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诗人”的选择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搁置的“男主播”梦。
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带回学校发的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比做公安更安全”。
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声音在听筒里轰鸣，“要是现在不回来，你以后也别回来”。挂掉电话，马啸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已经习惯去走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条小路，既犹疑又兴奋。那天，老马也没睡，挂了电话就找来自己的司机，开着夜车在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离校的毕业生和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老马第一次被儿子打败了，他无奈地同意了儿子继续参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并提出最好去学法律。之后，他赶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打点被儿子“放了鸽子”的各种关系。
马啸则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马的钱在学校外边租了房子，买回考试指导用书。由于省内本科院校还没有开设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试，他选择了关系较近的新闻学。
自学考试一年最多可以考8门专业课，取得自考毕业证最快的时间是两年。获得自由的马啸，第一次铆足了劲儿用功考试。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马啸知道，老马在背后也下了工夫，父亲在教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论文答辩上”。
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但他知道儿子主意已定后，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五年，好坏全靠自己；期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五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五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拿着从父亲借来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失败了的赌约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马啸在这家公司的最初职务是营销编辑。这个职位地位微妙：不负责具体的选题执行，但参与选题的策划；不直接承担发行回款任务，但会为渠道销售做全程的营销规划和服务。在专业出版社中，营销编辑还要负责某一类图书的专项推广。这是一份需要经验的工作。
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交完房租、水电之后，口袋里还有不到1000块钱。马啸算过，这些钱就算都存下来，一年以后，也只能购买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没有编制、不解决住房、待遇和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止是职业平台的扩展，待遇也会升档。马啸踌躇满志，自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马啸并不清楚，哪里是上边，但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老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尽。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曾经的两居室已经涨到了3200元每月。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
是坚持，还是回家？从老马下达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马啸，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五人进入复试，只招收一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块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的办公室有一半的空间摆放着收纳柜，里面是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黄的与崭新的；另一半的空间是一起共事的三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
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像静水般缓慢，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却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如果，那个雨夜我中了大奖，北京是不是就能属于我？”
直到现在，老马也不知道那8000元钱彩票的故事，那是马啸自己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选的那组特别号码——“02、03、06、09、11、27、04”意为“2006年2月3日，来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离开北京，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那是只有他读得懂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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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龙: （二）安子的三次聚会
安子怨恨父亲，他没法理解，父亲是检察院检察长，却不帮他上个好大学，不帮他当上公务员。而他的两个好朋友，都从父亲那儿得到了这些。每次跟朋友聚会，他的怨恨都会加深一些。
第一次聚会
2007年的夏天，高考结束了。安子约两个好朋友聚一次。聚会的酒店名叫小城故事，酒店包间不大，墙上挂着山水画，房间里回响着轻轻的古筝声。
安子先到，他拧开桌上的一瓶白酒，倒了一小杯，一口干了。旋子刚好进门，看到这一场景，有些惊奇。安子沉默了一会儿，对旋子说：“我考砸了。”
安子从小在区政府大院长大，父亲是一地级市的检察院检察长。13岁时，安子跟着父亲参加了一次聚会，聚会上他结识了旋子和盼盼。旋子的父亲也是当地政府高官，而盼盼的父亲是商会会长。
三个年龄、家庭环境颇相仿的男孩很快成了好朋友，升高中时，三人进入同一所重点高中。开学不久，他们对学校的意见越来越大——一个宿舍20多人共用一个卫生间，食堂的土豆连皮都不刮……三人在坚持一年后跟他们的父母摊牌，要转学。旋子和盼盼的父母很快为他们办理了转学手续，而安子的父亲却拒绝了他。安子大吵大闹了一场也没用，父亲对他说：“连这点儿苦你都吃不了，你以后成不了气候。”
虽说三个人分开了，但交情一直没断。
那天的聚会，盼盼最后一个到。他一进屋就问安子考了哪所学校。
安子没有回答，反问他的情况。“人大，2+2，先在国内学两年，再到美国学两年，我爸想让我以后从政，让我学法律。”
安子知道，旋子和盼盼的学习成绩还不如他。盼盼也没隐瞒，学校是父亲给办的。旋子的上学也是老爸帮的忙，“农大，当时本来也弄人大，后来老爷子说人大保送太麻烦，就去了农大，学国际贸易。”
盼盼和旋子说完，安子沉默了一会儿，把酒倒满：“我上专科。”
盼盼和旋子转学后，安子很少跟其他同学接触，他觉得同学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他。高三一天晚自习，安子心情不好，在教室最后一排喝酒。后来同学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训话，说他是害群之马。
“我天天数高考的日子，大多数的孩子认为高考是受难日，我反而盼着那天早点儿到，早考完，早离开，早解脱。”安子从小学习二胡，高考时也以艺考生的身份参加考试。他轻松拿到四川某高等音乐院校的专业证，但文化课却低了32分，上不了本科，只能上专科。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去移动公司，注销了自己的手机号。“除了旋子和盼盼，我不想让别人找到我。”
听说安子上不了本科，旋子和盼盼给他支招。说来说去，还得让安子的老爸出力。安子基本没怎么说话，他本来想跟朋友们倾诉，现在却成了哑巴。“我不想说话，我想不明白，我爸论权力、论地位不比别人差，为什么他们的父亲能为他们做的，我爸却做不到？”
他的脑袋一直都是蒙的，朋友们的建议在他耳边不断回绕，但他听到的最多的却是服务员上菜报的菜名：“您好，您点的清蒸鲈鱼。”“您好，海参汤请慢用。”
聚会后，安子回到家里，父亲在客厅看书。安子给父亲倒了一杯水，说道：“爸，我不想去上专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安子难以忘记，那是父子俩第一次大冲突。
父亲边看书，边说道：“学是你自己考的，你不想去上，我替你去上？”
“我刚跟旋子和盼盼吃完饭，他们一个去了农大一个去了人大，都是家里给弄的，你也帮我弄弄吧，求求你了。”
“是吗？我不知道，你不好好学习，考不好来找我？我没那么大能力，你要想去好学校，你就复读，自己再好好考，我帮不了你。”
“我就是再复读几遍，也就考这个样儿，你儿子上专科，你别出去嫌丢人，反正丢人也是丢的你的人。”
父亲合上书，有些愤怒，“烂泥扶不上墙！我丢人是我的事儿，你有本事给我长长脸，弄学校的事儿想都别想，以后不用再说了！”
安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爸！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他们去了哪儿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你就知道埋怨我，除了埋怨我，你还会什么？！你为什么不管我？！”
父亲站起来把书狠狠地扔在安子身上，“自己的路自己走不好，还怨老子？老子能管你一时，能管你一世？！”转身摔门离开了家。
安子一夜未眠，“从那时起，我开始怨恨我的父亲。”
上不了本科让安子的心理很受打击，“我感觉自己从小的那种优越感在渐渐消失，头上顶的光环也在渐渐消退，这种感觉像走夜路，看不到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适应。”
2007年9月1日，大专开学，父亲正值公差，顺道送安子报到。一路上，父子俩几乎没说什么话。晚上跟父亲吃饭，安子借着酒劲儿，再次跟父亲吵了一架。他冲出酒店，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一件T恤，一条短裤，一双拖鞋。成都街头的霓虹灯都亮了起来，他觉得，那一切都跟他无关。那晚，他睡在了ATM室里。
第二次聚会
2010年6月，安子大专毕业，回到老家。旋子和盼盼提前订好了房间给他接风。还是原来的酒店，包间里的装饰一点没变，倒是俩朋友，让他有点陌生，“旋子留起了小胡子，盼盼剃了个小平头，穿个衬衣，更像一个公务员了。”
盼盼这时候本该在美国读书，但父亲提前让他回国在老家法院实习，学校的毕业证是国内发，父亲有办法拿到，不用他操心。旋子也还有一年才毕业，但父亲给了他300万元，让他在老家成立一家公司。
大专三年，家里一个月只给安子700块钱生活费，他处处省吃俭用。“同学请客，我经常找理由不去，我吃了，还得还，我还不起。”平时课程较少，他可以到学校附近的乐器行给学生上上二胡课，挣点儿零花钱。这三年里，安子几乎没有开口求过父亲。“我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较劲，我知道就算是找我爸也没用，要管我早管了，何苦没事儿找事儿。”
一杯酒下去，安子打开了话匣子，把这三年的苦水都倒了出来。朋友们听后都默不作声。“他们觉得我说的有些不可思议，好像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
安子说了自己的打算，“一是回来求我爸给我办个公务员。二是回学校专升本继续上。”旋子和盼盼都说，回老家当公务员是最好的选择。
安子也觉得这样更好，可他真没把握说服父亲帮他。旋子说，这次不会不帮了，择业不是考学，情况不一样。他们揣测，安子的父亲想让安子在外面多吃点儿苦，以后好回来接班儿，现在苦也吃了，还能一直不管安子了？
饭后，安子坐在出租车里，脑袋里特别乱，他想静下心来，好好跟父亲谈一谈。“这么多年，我跟我爸一直吵，一直闹。说实话，我也闹够了。”
安子回到家，父亲挺高兴，还接过他的行李。安子顺势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你让我当公务员吧。”
父亲坐在沙发上，问他：“你为什么想当公务员？”
“当公务员，稳定，有前途。你从政，我以后也从政。子承父业难道不应该吗？”安子反问父亲道。
“公务员要参加考试，最低学历要本科，你是专科，都不具备考试的资格。”
安子的声音有些发颤，“爸，盼盼都是他爸给他办的，我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几年在外头，苦也吃了，脾气也改了。我已经变了，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
“你不是这块儿料，你一回家就跟我说这个，你说你变了，其实你一点儿没变。以前我跟你说过，路是要靠自己走的。这个我办不了，你爸没那么大能力。”
安子转身拿起行李，回了房间。
他躺在床上，回想跟父亲的对话，他心里清楚，不是不能办，是不想办。
奇怪的是，这次他没觉得那么失落，“这么多年我爸一直跟我说，不能，不行，如果他说能给办，我反倒不习惯了。”
一周后，安子回成都，父亲破例给他买了一张机票，送他去机场。过安检，进候机厅，安子一直目视前方，没有回过头。
回到学校，安子开始做他专升本的工作。他在校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还是校学生会的成员，但是升本名额有限，他深知竞争激烈残酷，“工作必须要做”。他以买新琴的名义，向母亲要了两万块钱，作为“活动经费”。为了跟班主任搞好关系，他渐渐的成为了班主任的司机，天天接送班主任上下班。
2010年7月中旬，安子如愿拿到专升本的名额。第一时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说：“这才是你该走的路，别的不要多想。”
“我想他应该是高兴的。”安子说。
第三次聚会
2012年8月，安子本科毕业，回家探亲。旋子去车站接他，安子下车，没看到盼盼。旋子说，盼盼这两天准备提副科，天天陪领导，可能晚点儿到，一会直接去酒店会合。
汽车沿着公路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安子透过玻璃看到路边正在施工的工地。旋子指着工地告诉安子，这块地是父亲帮他拿的，265亩，住宅区自己盖，商业区包给别人做，明年9月份竣工。安子打开车窗，探出头去，仔细地看了看。
安子读本科的两年里，系主任介绍安子到一个小电视台工作，一个月1000多块钱。有时候晚上要加班做片子，回去得晚，宿舍常常关门。他在电视台附近租了一间卧室，500元一个月。“成都是座不夜城。到处都是酒吧，但我从来都没进去过，我知道，开瓶酒可能就是我一个多月的房租。”
车行30分钟，到达目的地。安子下车，进了饭店，屋内的装修完全改变了。墙上的山水画变成了油画，中式木质的桌椅换成了欧式的雕花桌椅，背景音乐也换了。
盼盼正好赶到，招呼着安子、旋子赶紧入座。
这次聚会，安子显得有些尴尬。朋友们简短问了几句安子的近况后，一直都在谈论一个项目。席间，安子得知，老家的开发区有一栋烂尾楼，旋子和盼盼想通过他们父亲的资源，在楼房拍卖的竞标中中标，拿下这个项目。而负责拍卖下委托书的法院就是盼盼所在的法院。两家父亲，一个出钱，一个出路子，现在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旋子说，资源就像蛋糕，就这么大，趁着父亲还没退，多分几块儿。这块地接过来就算现在不做，先囤着，以后想做随时都能做。安子听着，说了一句：“挺好……”
那顿饭，安子很少说话。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当时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这种感觉不是嫉妒，是羡慕，我们的生活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了。”
安子在家呆了半个月，临走时约父亲到茶楼，有过一次心平气和的谈话。他还是希望父亲能帮自己，父亲还是拒绝了，可没有吵架。
安子说：“爸，有时候我挺恨你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我是你父亲。儿子啊，有些东西不是爸爸不愿意给你，是不能给你，给了你，不是帮你，是在害你。”
安子现在还在那个小电视台工作，一个月还是1000多块钱的收入，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可是已经习惯靠自己了。
他仍然无法彻底理解父亲为什么不愿意帮自己，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或许，跟高二那次闯的祸有关。
那是12月的一个夜晚，凌晨两点。路面的积雪冻成了一层冰，安子偷偷把父亲的公车开上了路。汽车的挡风玻璃起了一层薄雾，安子隐约看到前面有物体，猛踩一脚刹车。一对骑着三轮车的夫妇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幸好没受什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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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三）小学校长的“条子笔记”
【领导那么多，孩子都想上好学校，该给哪些孩子留位置，是当好校长的大本事。】
作为一所重点小学校长，老严每年得花小一半精力，处理领导批来的条子。条子多、位置少，甄别、判断能力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
一张“条子”的诞生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刚刚处理完那些关系户的严校长，却并不能轻松些许——明年的“条子”已经提前八个月到来了。
在广东省一所重点小学当了十多年校长，老严也算经验丰富，看到那催命般的十多张小纸条，他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世上本不该有条子，但走关系的人多了……”老严想开个玩笑，可他开不下去了。用他的话讲，事情得分两面看，条子多必然会带来难以取舍、违背原则的困扰，但同时也说明了学校的办学实力，而且“学校越好，条子越多”。
讲完这个故事，老严呵呵地笑了好一阵。
老严任职的小学，地处全市最繁华的地段，离市重点初中很近，周围全是高档住宅区。虽然是小学，但占地面积比一般的高中大得多，像个大花园。教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优秀老师。一般的小学只能开设一门音乐、美术、艺术课，而这里光美术课就分为油画、素描、水彩课多个类别；还有专门的管乐队，素质教育位居全市前列。
“一般非富即贵之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来这儿读书。”说到自己的学校，老严还是挺自豪，“名校，依然是名校。”
从原则上讲，所有拥有当地户口的幼儿园毕业生，都要根据电脑派位的原则，在免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按照居住地划分区域，就近升入附近的小学。老严的学校，至少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入学。
因为所处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各所小学还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预留少量名额，可以免费入学。但这个名额，一般的名校都不会真正用在外来打工子弟身上。
“我们不可能腾出指标来。”老严说，那些指标都要为各种领导的关系留用。
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各地教委就开始发布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各大名校会设置一个“关系户指标”，规定其数量的上限，这远远不够用。
老严所在的小学每年招生400人左右，他们的关系户指标上限是46个，而争抢这几十个名额的关系户，有1000来个。这1000多人，都有“条子”。
它们形式各异：有的就是一张顺手撕下，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直接用笔写着领导们的字迹；有的则是装在信封里，捂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有的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看着更像是上级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还有一些，是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甚至是一个突然的电话……
拿到了这些条子，你就获得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去争取成为择校生的资格。
择校生需要交择校费，但在这场竞争中，钱根本不重要——能掏钱的人太多了。
条子背的硬实力，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局中局
与条子如影随形的，是饭局。
主动张罗的，一般是上级领导或者老严的朋友。这里面的水“不比官场饭局的浅”。无论你找哪个部门领导的关系，官位再大，最终的条子，也得落实到教育系统的官员来出面办事。
“老严啊，好久不见了，过来吃个饭吧。”教育局或系统内的领导会这样通知他。
饭店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桌上摆满了最贵的酒菜。到场的除了领导，肯定还会有一个“领导的好朋友”。开场白基本上是“都是我的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觥筹交错之间，是很少说“正事儿”的。到了饭局结束的时候，聊得差不多了，领导会或严肃或幽默地点上一句：“最近学校的学位紧不紧张啊，如果有空余，他(领导朋友)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啊。”当然，还会补上一句：“如果实在紧张，不要有思想压力，就得按原则办！”
这句话，老严听过无数遍，但“怎么办”，差异可就大了。“领导都很精明的，不会留下话柄。”饭局后，领导一般会打个电话过来。如果电话那头一再强掉“不能违反原则”，那这个事儿就可以暂时放下了。如果最后一句是“得认真处理啊”，那这事儿就得抓紧办了。
甚至不用事后联络，饭局上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如果领导对他的朋友非常热情，不断敬酒夹菜，而且神态恭敬，那就是很重要的朋友。说到“正事儿”的时候，老严会直接掏出小本子，当面记下来，以示重视。
如果领导说话虽然客气，却表现得不是很亲热，说话打着官腔，菜也没动几口，那这个饭局仅仅就是应付差事的“面子工程”。老严就会苦着脸十分为难地告知：“哎呀，现在学位已经满了，我也很难办啊……”
有的领导很忙，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得提前退席了。走之前他一定会再嘱咐上两句，比如“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纳税人，一定要想想办法”。但深谙察言观色之道的老严，基本上心里有数，知道“该按着什么规格办”了。
如果领导一上桌就开门见山，直接说“正事儿”，那不仅说明这是自己人，而且很可能是比“领导还有面子”的朋友——事情就得马不停蹄地办了。
老严干笑了一声：“这一切都是饭桌上能看出来的。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唱双簧了。”
这些细微之处，诸如语气、神态、动作以及和朋友的亲密程度……没法一一例举，都是“多年经验积累而成”的。
老严赴过无数的饭局，收过数不清的条子。
第一次收到条子，是2004年，一位教育局的领导写给他的，同时也吃了饭，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双保险”了。饭桌上的老严，内心颇有一番斗争。尽管不情愿，事情还是办了。如果跟当地主管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老严和学校都会麻烦无穷。“学校组织教师旅游，需要相关部门批给你培训和参观学习费用；有些好的老师想要调动过来，管人事的部门就会刁难你，甚至调水平差的老师过来；需要更新教学设备，申请批资金，也可以不拨给你。”
十年下来，托过关系的部门数不胜数：财政局、税务局、社保局、人事局、公安局、发改局、旅游局、审计局、统计局、城管局、旅游局、人大和政协还有卫生局……末了他补了一句：“甚至计生办。”
但处理这些条子的方式可大不一样。像财政局、发改局和税务局这样的“财神爷”，社保局、人事局这样管人的单位，顶头上司教育局——这些管钱、管人、管事儿的“管用单位”，万万不能得罪。
但像统计局、文化局这样的冷衙门，跟学校事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就可以找借口打个哈哈推辞回去。
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如果学校里有人超生，即使计生办这样的部门，也得帮人家办事儿。
老严有几位同学，在北京的初中当校长，私下里聊过——教育部里的实权部门，比如基础教育一司和二司，直接管理中小学校；教师工作司，主抓老师的培训和调动，这些部门的条子就跟“圣旨一样”。而高教司也同样是实权部门，但与小学教育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就可以不予理睬。而边缘部门就更别说了，比如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老干部司，甚至还不如市教育系统的直管部门说话管用，很容易就搪塞。
“规矩”
以前，递条子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字用圆珠笔写的，那事情就“可办可不办”；如果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的，那就“尽量办”；如果条子盖了领导的个人印章，那就“一定要办”了。
老严对两种实体的条子印象深刻。第一种，家长找到领导，领导没办法，只得写了个条子，像公文一样的：某某校长，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根据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原则，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予办理。
第二种条子，内容中会明确要求解决问题，还提出“其他方面”的照顾。这一般是关系很铁的领导，言语间不会顾忌，类似私人信件的形式，信是封着的。开头也不叫校长了，直呼老严的名字。
“一般写‘办理’的，基本都不办理。‘照顾”，就不一样了。”他解释着。
而现在，老严接到的实体条子越来越少，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了，“那是黑纸白字，出事儿了这就是证据！现在领导可没那么傻。”
如果是“非常大”的领导，那孩子的家长不仅不用交赞助费，报名后连电脑派位程序都省了，户籍、学籍等关系早就有人处理好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一分钱没花，一步到位，是以政策上“海归高端引进人才子女”的形式入的学。上面就打了个电话，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了，催着办。“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不好说。”老严压低了语调，“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有个省一级的领导。”
但有些真材实料的海归人才子女，就不见得有这种待遇了。一个刚刚归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下了一番苦工夫，拿来了厚厚一打政策文件，还咨询了律师，当然也找关系。饭桌上，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老严一边陪着笑，一边咬定“没位子”。
保险柜里的“条子笔记”
收到了实体条子，老严会把它销毁，但他会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至于各种电话、当面打招呼的各种“看不见的条子”，他更要记录下来，一是方便自己查阅办理；二是备用好各种关系。
老严有一个32开本的牛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种条子关系。
翻开这个不起眼的本子，基本上3个孩子写一页，一年要记上400个左右的孩子。每个孩子会标明两个信息：一个是孩子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孩子的父母以及委托关系人的信息。
这个笔记本，被老严锁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每年5、6月份，当地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开始发布。到了8月中旬，笔记本上便已经陆陆续续记下400多个等着入学的孩子。根据对方的情况和能量，经过层层过滤，老严会选拔出最终的几十人。这个时候想加塞已经晚了，老严早就给这些关系排出了先后顺序，不能动了。他会告诉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谈都不用谈，位子满了。
以今年为例，8月17日晚12点，一切准备就绪，老严将所有定下来的名字，迅速填录在学校报名系统中的名单中——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为的就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第二天，老严会亲自给委托的领导以及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去：“事情办妥了。”而被淘汰的大多数人，他也会派人去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那些没能办成事儿的委托领导，老严也会客客气气地赔上一阵不是。
哪怕细致到这份上，老严还是看走一次眼。
2010年左右的时候，朋友引荐了一位“在机关开车”的关系户。因为没看出有什么背景，老严直接做出了判断：不是重点照顾对象。他根本都没记在笔记本上。
过了一个星期，教育局的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那个司机的事儿，办了没有。”他如实回答：“他的条件不符合，还是先优先别人吧。”
对方也不拐弯了，撕破窗户纸：“他是市常委的司机，这事儿别拖了！”
“十年来，我唯一的一次误判。”老严说。
当时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他只得拿出压箱底儿底牌：三个包括上级领导都不清楚的名额。这是他特地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出现突发情况而准备的。
“如果没遇到紧急情况，那这三个名额岂不浪费了？”《中国周刊》记者问道。
“那就浪费了吧。”他说，“这是保命用的。”
那些没有关系的家长，就只能打亲情牌了，找老严的亲戚、朋友说情。“甚至有人找到我孩子的同学！”一到快招生的时候，老严的手机便会设置号码屏蔽，陌生的号一律不接，也会跟门卫打好招呼，找校长的一律不见。即使这样，小区门口还是会蹲着几个求情的家长。
有一对普通家庭的姐妹，姐姐在他学校就读，等到妹妹要上小学时，因为学区划分发生变化，不能上这所小学了。姐姐曾到校长办公室说情，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只得安慰姐姐：“以后，学校的场馆和校园对你妹妹开放，这样你们还能一起玩。”
虽然总要跟条子打交道，老严也对条子很反感。“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也是个外地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呢？凭什么他们就有机会呢？”
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老严讲了个校长圈里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普通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初中，可孩子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个亲戚在区教委工作，级别没大到可以写条子。亲戚就把自己知道的这所学校的条子生列了个名单，给了孩子的父母。家长拿着这个名单天天守在校门口等校长。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孩子顺利地升入了这所重点初中。
张友红：（四）二代收入差距背后
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
——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李宏彬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今年5月成书，论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
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李宏彬参与了前期设计和后期结果讨论的全过程。从调查到出论文，持续了三年。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 子女。
他翻开271页，是一篇题为《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论文。论文的结果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 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公务人员子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显 著的工资溢价的情况。
李宏彬说：“这篇写得很隐讳。”
他们只能推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母与估值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也排除了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这些子女学习成绩更好、个人素质更高而直接影响了工资高？是不是他们在大学期间通过学生干部和技术证书等积累了更多 人力资本而影响了工资……研究组给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经济学公式发现，这些可观测到的学生自己的特征并不能解释这种工资溢价。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与其父母的政治资本相关。
调查发现，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大了。做这份研究，持续了三年。李宏彬说，“现在还在不 断出论文。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做这个调查，是想从学术上做一次探讨，对人们熟悉的现象做一些科学分析，数据设计，找到一些数据的证据而已。”
这的确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
201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名为《为二代创建公平的竞技场》的文章说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阶层差别，换代之际，恰恰形成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
另一位学者，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豆小红，也在关注代际关系。让他自己都感到尴尬的是，同样是“穷二代”的自己，一路拼搏，读完了博士，依旧没有实现上层梦，“每个月工资才3000多，能怎么办呢？起点就不公平。”
在豆小红的研究中，把二代们的境遇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父辈是中下层的223名受访者中，有160人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 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他的调查似乎佐证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永远没有平等的竞技机会。
有趣的是，在李宏彬和他的同事的调查中，公务人员子女被公务员录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录取上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对话李宏彬
给“二代们”公平的竞技场
Q＝《中国周刊》
A＝李宏彬
二代问题的本质
Q：我关注到，在这6000多份调查问卷里，你们并没有着重关注和研究“富二代”问题，为什么？
A：其实问卷涵盖大量的信息，只是我们发表的文章是有关这个话题的。相对而言，“富二代”问题严重性小一点，关键是看财富获得的方式。比如“富二代”的 财富是其父辈通过个人能力和努力获得的，不应该过分干涉。我们不能阻止大家去创造财富，社会最有效率的状态是让有能力的并努力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回报。
在我们不完全市场化的时候，权力是值钱的。譬如，孩子要上好的小学，有人需要交30万，他们不用交就能上。为什么？这种情况导致的最严重问题是，有可能降低社会经济的效率、带来社会不公。在法治健全的国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Q：在完全市场经济状态下，仇富的心理会不会指向“富二代”？
A：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富人做什么无可厚非。你看像美国的希尔顿集团的继承人，做很多奇怪的事。在美国没有人仇她，仇她干嘛？钱是人家自己的，爱干什么 干什么，无可厚非，如果她触犯了法律，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富本身并不是问题，主要看致富的方式，用权力换取财富才是问题。
给穷人更多机会
Q：二代并不是现在才有，但是最近却被广泛关注，为什么？
A：所有的时代都有这个问题。以前社会资源少，大家也看不到。只不过现在信息渠道通畅，更容易曝光。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孩子，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这种 转移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效率，长此以往，就会积累很多社会问题。穷人们的机会被挤压，他们总要找个出口，就会造成社会动荡。
Q：二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A：最本质上是社会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健康的社会秩序下，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升，社会是流动的，而不是穷人永远穷，富人永远富。核心问题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二代只是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没有二代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现在很多人不高兴，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过去的三十年里，迅速富起了一帮人。这里面也有运气的成分，赶上了机遇和没赶上机遇的人差别会很大。如果机遇不好的人没有机会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这种社会流动性小，社会矛盾会很大。
Q：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
A：经济学上讲公平，是指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所有人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结果如何那就要看先天基因和后天努力了，而不是结果都一样就是公 平。就像博尔特，他天赋高，后天又努力训练，跑得最快，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和他跑得一样快才算公平。不管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都 有机会，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去平等竞技，这才是公平。
市场化与透明化
Q：有人认为，兼顾公平和社会效率，美国做得比较好。
A：美国也有问题，但相对比较好。当官的也都是有钱的，但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没钱也支撑不起选举。而且他们有监督，少有腐败。
Q：怎样让二代们的晋升更合理些？
A：进一步市场化。比如，应该鼓励民企办医院，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教育等领域，垄断是导致很多社会不公现象的根源。同时，健全法治。
Q：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譬如，公务员公示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子女暗箱操作录取的事情。你怎么看？
A：我觉得核心不是公示，而是为什么在中国做官有那么多好处。核心的问题是，让大家不要争着去做官。在美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公务员，钱赚得不多，还不能腐败。在中国怎么这么受欢迎，就是有各种寻租机会，可以腐败。
Q：针对这些症状，最有效率和具有可操作习惯的药方是什么？
A：现在的问题是，权力集中，而且可交易，又缺乏监督。药方还是要市场化，把权力交还给市场，在阳光下交易。不要垄断，只要存在垄断，就一定是麻烦的。官员们没利益可寻租了，没腐败可言了，做官的诱惑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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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小青：（五）“定向招聘”变形记
原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定向招聘”制度，被一些有能力的父母们，彻底“改造”了。
今年九月，一封署名“耒阳市全体计生临时工”的举报帖引起公众关注。帖子举报，最近一次湖南耒阳事业编招考中，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录取10人，其中5人为局领导亲属。
官方调查证实，被录用者中有4人为局领导亲属。面对质疑，当地计生局局长回应，“不可能作弊，是公平、公正的……只有部分临时工对招聘不满，前两天已开会做过工作，解释清楚了。”
这样的解释反而掀起了新一轮舆论的声讨。
“拼爹”的前世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有这样一个结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如果追溯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诞生史，就不难发现，“2.1倍”的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给历史。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干部录用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退伍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部职位出现空缺时，主要采取领导推荐的方式进行选拔。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举贤任命或子承父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人保部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种方式能够与当时的计 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助于稳固新政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1978年后提高了国家干部录用要求后，干部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降低，但‘统包统配’暴 露出诸多弊端，在那时，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根本难以避免。”
亲身经历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当时，就有人提出以考试的方式录用干部。十多年来，全国代表大会不断讨论公务员录用程序设计的 方案。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自此之后，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选拔一直沿用。直到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实 施，“至此，公务员考录工作才算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考试，就有作弊。
2011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公布《关于个别地方事业单位违规招聘和违规进人事件的通报》，曝光了五个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
这份通报中称：上述事件虽属个案，但暴露出基层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工作中存在的“内部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极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定向”是如何变形的
“这些其实是冰山一角，”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她长期研究反腐问题，也亲身见识过不大不小的“黑幕”。
去年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招收了一个编制内讲师，林喆担任考官。有一个进入面试的女生很优秀，主考官对她说：“我们更想招一个男孩儿，你再等通知吧。”
“我心里特别想告诉那个姑娘，别耽误工夫了，等了也是白等。”林喆一早就知道这个编制是留给男性的，“进入面试的唯一的男性应聘者是本校子弟。”
“这虽然不算违规，拿到编制的男孩笔试的时候成绩第一，博士毕业，人能力也很强，但这对于其他来应聘的人来说却不公平，”林喆感叹，“就是这些身边可见的小小位子都不公平，更不要说那些香饽饽一样的公务员岗位。”
“对于那些想让子女继承自己权力的官员来说，‘逢进必考’的选拔程序成了阻碍，”林喆说，“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如果不得不按照规定公开招聘，那就去钻制度的漏洞。‘定向招聘’就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也让世袭官员从地上走向地下。”
在2011年中组部、人保部曝光的五大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中，“屏南事件”恐怕可以称得上最“量体裁衣”的“定向招聘”。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宁德市某市领导之女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近年来被曝光的“定向招聘”事件中可以见到的花招层出不穷。当户籍限制、年龄门槛、性别要求、专业对口等等要求不足以保障主人公子女上马时，“父亲们”就设计出区辖限制、特长要求，甚至非官子女不取的条件。
“其实定向招聘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组织部已经给‘屏南事件’定性为违规招聘，”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工作人员解释说：“定向招聘原本为了想不拘一格降人才，能够更广泛地吸收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一些以权谋私者利用。”
网络的局限
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屏南事件”事件曝光后，宁德市人事局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并取消了本次招聘。
2010年12月，屏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游代进财政局局长职务和张功成人事局局长职务，给予游代进记大过处分、张功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诸多公务员、事业单位考录违规的事件中几乎都是和“屏南事件”相同的套路：网友举报揭发，媒体介入调查，最后舆论监督击败公权私用。
很多人担忧单单靠网络来举报打击的暗箱操作仅仅是冰山一角，林喆认为，“网络的监督虽然有效，而职能部门却缺位了。只要网上没曝光，媒体不捣乱，官二代子女照样会不公平地进入体制内工作。”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网络监督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近来曝光考试录用违规事件虽然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压力，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2011年12月12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2012年年初，公务员局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国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公务员录用考试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这些举措又引起公众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就指出：“《公务员回避规定》是专门针对党政机关单位考试的，但有些人看准了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可以互调的机会，先把自己的孩子走后门弄到相对容易进的事业单位，待升到一定级别后再调回党政机关。”
而对于国考考德的标准就更让人担忧，甚至有人怀疑“考德”给拼爹提供更大操作空间。
有人评价：“考德怎么制订客观的标准和体系，还不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么以后暗箱操作岂不更加简单、更加蛮横。”
“制度建立和网络的监管虽然让权力世袭不再像以前那样唾手可得，但是无法解决根本。”林喆说。
独木桥的吸引力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为帮儿子考公务员而违规操作的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纪委书记梁国影在法庭上的辩护。
梁国影不仅根据儿子的学历水平更改考试录用标准，还两次贿赂考试机构官员更改儿子考分，并确保儿子通过面试，一路护送到名单公示。梁国影的儿子林钰成是中专学历，参加公务员考试前一直在做临时工。而梁国影口中好的前程就是让林钰成考入中山市农业局市场与经济信息科。
这样一个位置，足够让官员父母们去违法、违规暗箱操作。
“所有人都知道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好处，”林喆分析，“除了更多的享受政策优惠和福利之外，公务员还有更为宽广的人脉资源优势。”
清华大学一项调查中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起薪比非官员子女收入高出13%。而在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制作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
从2008年开始，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人数已经连续五年超过10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数量年年递增。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生就业的最佳选择。”人保部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分析，“随着公务员考录提供了公平竞争机会，而就业形势又较为严峻，才让公务员成为重要选择。”
然而有些学者的看法却更为激进。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认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各项改革措施常常意味着‘放权’，然而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政府时代。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能力有了广阔用武之地，政府行政权力成为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这是报考公务员热的体制基础。”
“没人怀疑进入体制内工作会得到更多好处，”林喆举例说，月入三千元的公务员，可以拿到自建房、团购房，这就意味着省下了几十万元，相当于月入五千元工 资的打工者十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毕竟还是个人情社会，进入体制内，子女上学问题、医疗、养老、甚至排队要车号等等麻烦都一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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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东雨：（六）美国如何规避“拼爹”
起跑线或许并不一样，但规则必须公开透明，“你不能直接宣布：‘我儿子就是冠军。’”
这是一件美国少见的“拼爹”丑闻——一名政府官员将自己的女婿安排到消防部门，工资高出这个职位标准近千美元。
透过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如何防范公权力掌管者，把权力变现为利益，让渡给亲属、子女。
拼丢官位
这起“拼爹”丑闻发生在2009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郡政府二把手莎伦•哈珀把她未来女婿安插到了郡消防部门一个职位上，而且月工资还高出这一职位标准近千美元。
1972年就成为政府雇员的莎伦•哈珀是洛杉矶郡一位老资历的行政官员，丑闻爆出之时她已经在二把手位置上坐了9年之久。作为政府二把手，她掌管的部门共监管着约10万名政府雇员，事发时享有26万美元的年薪。
洛杉矶郡审计官之所以对行政二把手开刀，源自一封寄到郡举报热线的匿名信，这封信详细罗列了莎伦•哈珀在消防局雇佣其女婿埃德沃德•赖恩一事上的所作所为。
2009年9月，专门跟踪报道洛杉矶郡政府新闻的《洛杉矶时报》记者加勒特•希洛夫获悉审计部门对莎伦•哈珀的调查，试图拿到审计报告，并向监管办公室和郡审计主管部门递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
然而忙活了几周之后，洛杉矶郡律师以公开报告将会侵犯莎伦•哈珀的隐私为由拒绝了加勒特的申请。
随后，加勒特通过其他途径拿到了这份7页的报告，并于2009年10月25日公开报道了审计报告的细节。
报道显示，郡审计官发现在消防部门雇佣其女婿埃德沃德•赖恩一事上，莎伦•哈珀有“明确的利益冲突”。
加勒特援引审计报告披露，时年29岁的埃德沃德•赖恩与莎伦•哈珀之女订婚时，郡政府人力资源主管迈克•亨利曾对赖恩进行过面试，随后还打电话到消防局 问是否有适合赖恩的职位。而莎伦•哈珀正是迈克•亨利的上司。埃德沃德•赖恩与莎伦•哈珀之女则在随后办理了完婚手续。
另外，审计报告还指出，莎伦•哈珀曾命令另一名下属在消防局创造出一个新的职位，包括一份提交给郡政委员会的招聘新人请求。有工作人员后来表示，这份请求“有点不寻常”，因为没有佐证这一职位必要性的证明文件。
随后，在莎伦•哈珀的安排下，埃德沃德•赖恩仅在卫生局一个高薪职位上呆了半天时间，就被平行调动前往消防局一个不甚紧要的职位上，而工资则高出正常标准四分之一。
审计报告称，正是由于莎伦•哈珀的运作，埃德沃德•赖恩提前4年时间获得了这一高标准的工资。审计官建议郡首席行政官“考虑适当的处罚措施”。
洛杉矶郡审计长说：“作为首席副行政官，哈珀应该深知赢得并保持公众信任对她这个职位至关重要……她应该知道分清个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的重要性。”
《洛杉矶时报》报道后不到两周时间，莎伦•哈珀遭到撤职与降职、减薪处理，最后以提前退休收场；而她女婿则被调换职位，以适应他的薪资水准。
“利益冲突”
在这起丑闻中，郡审计官认定莎伦•哈珀有“明确的利益冲突”。
审计官所说的“利益冲突”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间或者人际间的利益冲突，此处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廉政概念，即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或侵害。
为约束公职人员行为，防止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以职谋私，厘清公益与私利的界限，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均制定了防止利益冲突的相关法规。
一百多年前美国也有严重的腐败情形，二战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导致官员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现象严重。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以及副总统阿格纽受贿案，尤其引发民怨沸腾。
通常认为，“利益冲突”这个词开始流行于二战期间，有学者认为“利益冲突”真正成为廉政概念，正是以水门事件为标志。
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众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包括政府服务道德规范的决议，其中一条要求公职人员“无论有无报酬都不得给任何人特别的照顾和特别的利益，也不得为自己或家人谋求特别的照顾或利益”。
1978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包含防止利益冲突内容的《政府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该法时表示，此法将有助于使美国联邦政府变成一个公开的、诚实的、不为利益冲突困扰的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根据《政府道德法》在行政系统内部设立了附属于人事管理局的政府道德办公室。该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政府行政系统工作人员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以及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对之进行处理。1989年，政府道德办公室升级为一个独立机构。
除了最为著名的《政府道德法》外，“各政府部门，各州有关部门都制定有防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有的就叫做‘防利益冲突法’，但那与由立法系统通过的法不 是一回事，是各单位根据业务领域，制定的各自不同的划分利益冲突的规章制度，并非立法意义上的法”，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行政领导 研究中心主任马国泉在答复《中国周刊》记者的邮件中解释道。
在其著作《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马国泉教授列举了众多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其中排在最前列的是“自我交易和施加影响”。
美国政府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参与任何对其本人经济利益有直接影响或有可预见影响的政府事务，而且受此规定限制的还包括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等人。
而洛杉矶郡二把手莎伦•哈珀的行为明显属于自我交易和施加影响。
民选与任命
对于选民选举的官员而言，一旦触犯“利益冲突”的红线，官员的政治生涯意味着可能就此完结。
美国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不止总统、州长、国会议员定期由选民投票产生，基层政府如郡政委员、市长、镇长等，也是选举产生。
当选官员在接受立法、司法、媒体等监督外，还必须接受选民监督。目前，美国有18个州允许选民投票“罢免”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民选官员。自1903年洛杉矶成为第一个允许罢免的城市以来，全美各地已有两千多名官员遭到选民罢免。
黯然提前退休的莎伦•哈珀是郡政府第二把手，她并非选举产生，而是任命产生。但无论是选举产生的领导者还是任命就职的公务员，在他们背后，都有选民之手在控制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千帆，在美国求学15年，对美国宪法颇有研究。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些通过考试、任命上台 的行政官员，虽然没有选举压力，但他们得接受与民选官员同样的监督。另外，他们还得接受上级官员的监督，“下面做事情的行政人员，他们的上司是民选官员， 后者要对选民负责，则必须保证他的手下遵纪守法”。
重压之下，美国的官场形成了与中国官场截然不同的风气，“美国并不看重人情因素， 你只能靠自己能力，通过考试和以后工作中的表现来证明自己、超越他人。家庭的因素确实比较小。如果当爹的掌握有一定的公权力，那他必须得守法，他不能把这 个资源就给了自己的儿子亲人，这肯定是违法的。”张千帆说。
这也导致了美国的官二代很难直接从父亲那里获益。“在涉及国家资源分配， 尤其是公权力分配时，美国强调形式上的平等，即无论出身如何，都必须平等竞争，获得选票……最关键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规则，尽管实际上起跑线并不一样， 但至少要保证终点是一样的，你不能直接宣布‘我儿子就是冠军’。爹能决定起点，但决定不了终点。比如小布什，如果他不成气候，老布什再怎么提携也没用。” 张千帆教授举例说。
举报热线与审计
一旦有官员敢于冒犯“利益冲突”，将公共权力直接转化为个人或家属的利益，美国亦有完备的举报和审计机制。
前文中洛杉矶郡的莎伦•哈珀就是被匿名信检举，引发审计官调查的。而对为公共利益而承担风险的举报者，国家也积极鼓励且立法给予保护。
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包括政府服务道德规范的决议中，就有一条“一旦发现腐败行为，立即予以揭发”。
“在人事管理上，美国各个单位都有很多防止出现利益冲突的具体条文，绝大多数人都清楚什么是利益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去举报。”马国泉答复《中国周刊》记者说。
美国历史上最知名的举报人就是水门事件中，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披露水门事件内幕的“深喉”——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1974年尼克松黯然离职，但“深喉”一直隐姓埋名30多年，直到2005年才通过《名利场》杂志公开了身份。
为鼓励和保护举报人，美国国会在1978年出台的《公务员改革法》中，加入了保护举报人的条款，并设立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保护知情举报的政府雇员。
1989年又出台了专门的《知情举报人保护法》，举报人无论向特别检察官、本单位督察长或新闻媒体等检举揭发，都受该法保护。
特别检察官、督察长等都是美国政府系统内部，承担内部监督功能的职位，涉及审计功能的有政府责任局和督察长办公室等。
政府责任局是为国会服务的非党派独立机构，除总部设在华盛顿外，在各大城市也设有办公室。审计长主持该局工作，任期长达15年。该局有3300多名专业工作人员，包括项目评估、会计、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督察长法》，在联邦政府设立独立的审计和调查办公室，目前设在各部门的督察长办公室达58个。督察长的工作是开展独 立、客观的审计、调查、视察和评估，其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欺诈浪费和滥用权力。其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接听针对政府官员的匿名举报和投诉。
马国泉教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洛杉矶郡一案中的审计官则来自设在郡政府内部的审计处，该机构负责郡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道德。
信息自由与媒体监督
虽然政府设立了多种监管机构，仍不足以保证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对权力的监督，还需要来自权力之外的力量。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说过，“一个信息不普及的，或者无法去普及信息的所谓的人民的政府，只能是一场闹剧的开头或者是一出悲剧的序幕”。
要监督政府和官员，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需要社会大众、舆论媒体等外部力量的监督。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实现的是公民的知情权。
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信息自由法》，根据这项法律，任何人，包括美国公民、外国人、各种组织机构等，都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自由法申请，以查阅政府的各种文件记录。
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加入了对政府部门决定进行司法评审，收缩某些豁免范围，禁止政府部门超额收费，以及政府部门必须在10天内对申请作出答复等内容。
1996年，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出台，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此后的记录必须有电子版，以方便公众通过电脑查阅。
另据《政府道德法》，各级政府官员每年都必须填报财务公开报告，而且必须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状况、来源、性质等。
但法律也允许一些信息可以获得豁免权，前述《洛杉矶时报》记者希望获得洛杉矶郡审计部门关于莎伦•哈珀的审计报告时，就被以“会侵犯隐私”而拒绝。政府 机构一旦试图掩盖同僚的过错，则会引发新闻记者们更加无孔不入的调查。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上至总统尼克松下至郡二把手，都难以屏蔽自己的丑闻。
在美国，新闻媒体通常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被称为第四权力。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第一条，就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保证了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终结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把戏。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在美国，“拼爹”就成为危险的举动。
(特别感谢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国泉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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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七）他们何以致众怒
•1•
高衙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水浒传》中，高衙内强抢林娘子，林教头遭设计误入白虎堂，娇娘死，英雄囚，最后林冲火烧草料场，被逼上了梁山。
不仅是高衙内，还有《望江亭》中的杨衙内，《王老虎抢亲》中的王老虎等等，这些权贵公子的形象，通过说书人和古典话本、戏曲，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图谱。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通过对高衙内们的谴责，诠释了自己对高衙内背后的高太尉白虎堂们滥用权势、纵子行恶的批判，对平和生活的期待。
彼时，虽然门阀勃兴，但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表现的，这些贵胄之后，也大多只是假借权势，以私德犯恶。坏如高太尉，也不敢把自己的儿子安置在自己掌管的 禁军中找个肥差。他深知自己不成器的儿子的斤两。所以，高衙内最多也就是个令人讨厌的花花公子，而出身枪棒师傅家庭的林冲，也能以军功而被高太尉提携。
门阀世家终会凋零，平头百姓凭军功科举也有飞黄腾达时。传统王朝的活力和持续长久，靠的就是吸纳下层民众补充新鲜的血液。所以，科举制下，唐太宗才会高兴地捻须而乐：“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
既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又敉平了不臣之念，天下归心，一举两得，明白人谁不知晓？
•2•
时移世易，高衙内和他背后的父辈们，在典籍和影视作品中，受一代代人谴责。
不过，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高衙内们的分身变种。
“我爹是李刚”，一句话瞬间红遍大江南北，释放的其实是社会公众对当下的“李衙内”及“李刚”们滥用公权情况的愤怒情绪。
与高太尉包庇儿子作恶不一样的是，“李刚”们所做的，不只是包庇儿子作恶此类情况，更多的情况是，“李刚”们早已用手中权力为“李衙内”们铺就了黄金之路，从幼儿园入托，到上小学，到小升初，到中考、高考，安排工作及调迁，不是量身打造，也是百般设计安排。
被新闻披露出来的各种个案，背后都有公权滥用的无形之手。在基层和中小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凡是其权力可及之处，几乎无不染指。
至于各地城管的野蛮执法、房地产开发和其他以建设为名未与当事人达成一致的各种强制拆迁，以及通过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规约，制造社会鸿沟和对立等等，其实就是“李衙内”们的另类分身，它们所依附的，也是掌握公权力的机构性“李刚”们。
其实，子女利用父辈资源，父辈为子女铺就道路，原也正常不过。但不正常的，是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子女还是父辈，对权力的滥用，对公共资源的不当侵占和掠夺。更不正常的，这种不当侵占和滥用，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成了社会流行的“本事”。
套用马克斯韦伯所言，“李刚李衙内”们这些“社会霸权群体”，通过能力论、身份论来制造他们自己特权的“神正论”，最终完成了“霸权的分工”，公权和公共资源成为这些“社会霸权群体”予取予求的后院。
•3•
“霸权的分工”的完成，意味着存量权力和公共资源乃至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都可能进一步向特定群体和利益者倾斜。
“社会霸权群体”当然不能不恰当地占有所有资源，仍然有存量或新的增量资源供普通人使用，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状况尚能容忍的原因。
但机会和资源几乎变成了私相授受，其他群体的上升通道更加窄逼，个人奋斗的自我成长之路愈益艰苦而充满波折。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圈子化，社会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被扼制，被消解，前行的动力明显衰减，社会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活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这一过程在摧毁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价值和道德判断，带来的是最原始的未加控制的对权力和资源的可怕欲望和力量，越来越多人倒退回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与传统封闭社会不同，西风东渐之后，民众的权利概念得到启蒙，人们对于利益被侵犯以及机会被剥夺的敏感性和情绪远远超过过往历史上任何时候。
“社会霸权群体”不断占有更多资源的同时，普通人希望通过正常努力上位的愿望也更强烈。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不公正的容忍逐渐变小，即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言：人们很快都提高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它有助于社会不安情绪的形成。
传统社会中，“高衙内”父子的恶行靠的是口耳相传。但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李刚”们黑暗中的交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过去我们对此类问题的 认识，大多经过了提炼和概念化，但当人们今天借助现代技术直观地感受到现场感的描述时，其冲击可想而知。于是受伤害的情绪得到放大，从个体蔓延至群体。许 多人看到别人受害，就联想到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共鸣情绪越来越普遍化，而且瞬间就能酝酿汇集起来。
社会酝酿着强烈的不安情绪，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剧。而“李刚”们，正是那掀起风暴的蝴蝶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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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八）渐行渐远的梦想
大概是在1984年了，我在母校前黄中学图书馆里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小说，《蓝屋》，程乃珊女士的作品。小说中两个人物的人生选择，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女主人公是军区副司令的女儿，却不暴露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工作、生活；男主人公受父亲和女主人公的影响，最终放弃了家族巨额财富的继承权，走上自 我奋斗的道路。
当时的我，还是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对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尤其是女主角和男主角父亲的人生选择，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充满了由衷地敬意，一定程度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选择。
•1•
1985年高考前填志愿，我谢绝了母校推荐我上南京大学的机会，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当时为了一个城镇户口，多少人肝肠寸断！城镇户口能吃上皇粮，也摆脱了面朝黄土背向天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天大的喜事。更别说按我们村上老师的说法，搁过去，上南大就是上“中央大学”啊。
父亲不能理解，连夜赶到学校，找我班主任，希望他能劝阻我的一意孤行。
班主任跟我父辈相熟，劝我，即便不愿去南京大学，也可以报考北京大学。
我的同村同宗长辈朱德生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也是我母校前黄中学的老学长。但我还是谢绝了班主任的建议，转而选择了报考当年招生简章排名第一序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四年之后，我们是第一届双向选择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意味着每个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那个时候，托关系找门路已经很流行，但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也没想过什么。我只是本分地向新华日报人事处、无锡轻工业学院等多个单位投送了求职简历。直到后来北京印刷学院来学校招人。
那年早春，工作确定下来后，我第一次随在北大读研的师兄到朱德生先生家去拜访。老人跟我说，你爷爷跟我说你上人大了，让我多关照，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来找过我啊？
我有些羞赧。作为晚辈，这么多年没有去问候长辈。
无论如何我都很幸运。在那个凌乱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虽然有许多危机，但社会总体上保持着上行的势头，开放性正在让社会个体的力量得到正向释放。像我这样出身农家没有其他社会资源的个体，对于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对于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这是我的中国梦，也是我这一代人选择的路。
•2•
岁月流淌，我已人到中年，其间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还辞掉了如今人人艳羡的中央机关公务员，最后都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个中艰辛，唯有自知。
周围很多人惊讶于我的抉择，激赏的同时却反向行动。但我自己依旧不后悔。
放眼如今这个社会，财富积累和精神生活较过去已有霄壤之别，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也是过去望尘莫及的。但原来的中国梦，却渐行渐远渐无声，在个体生活的感受中，压抑感却远甚于既往。
仍然有许多人相信个人奋斗，但更多的人却转向了利用各种关系介入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至于充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服务自己的工作生活，已经成为流行的主流价 值观。利用关系甚至公共资源服务家庭个人，都已经被视作理所应当了。若与此相悖，会让人愕然。吃关系更盛于当年《蓝屋》中描写的场景（那小说里吃的，也不 过是祖上遗泽而已）；而选择走自己路为自己生活的身影，则更显孤单艰辛。
于是，从幼儿园入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到最后寻找工作，每一个关口都有一场惨烈的战斗，拼杀的不只是孩子们的智商努力，更是家长们的社会关系和物质财富，中国梦几成一场噩梦。
我周围许多朋友，不能忍受这种有失尊严的压抑，选择了去国离乡。
我们无处可去。面对社会这样的变化，我在对后辈人生选择的态度上也有了新的变化。
我弟弟与父母依然在农村生活，侄女马上要高考。弟弟希望侄女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在亲人眼中，毕竟我在北京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了，多少也能帮上些忙。
我也希望侄女能考到北京，若在我身边，也好有些照应。不过，前提是她自己的努力。毕竟我所能帮的有限，大体也就是自己这些年挣扎奋斗在市场上累积的资源。
我的女儿已经小学四年级了，为了上我现在居住附近的好一些的小学，我也找了人缴了择校费。如今我和太太都困惑于是不是逼她上奥数班各种辅导班。但更多时候，我则是鼓励她努力学习，多读我给她的书，然后凭自己本事考个好学校。小姑娘也是信誓旦旦的。
虽然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地方令人失望，我也被流行的价值观裹挟着、困惑着、无奈着。但我依然相信，个人努力奋斗，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
我也同样相信，之于自己的子女，授之以渔，远胜于授之以鱼，遑论拿他人之鱼授之子女的。
纵使你口衔银匙出身，还有黄金为你铺就的道路，若无一技在身，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总有河东河西之变。
我相信新变化会到来，相信我的晚辈们也能够有自己的中国梦，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在父辈的荫庇下，有自己的人生和幸福。这也是我们愿意为之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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