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
自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1515）以来，产生了无数类似的文学作品。“乌托邦”意味着一个理性、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美好理想。到了二十世纪，当这个理想迫近实现时，创造观念的知识分子们却陷于恐惧，开始产生了许多反乌托邦的作品。
可以说，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思想构成了二十世纪的核心政治观念。尽管这两类作品都是虚构性质的，但就人类观念的实现而言，乌托邦作品是想象的、理想的，反乌托邦作品却是实践的、现实的。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乌托邦理想得以实现的社会，在未来大概也看不到这个可能性，倒是反乌托邦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实证。
今天的读者大都熟悉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它们是札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我们》写于1925年，赫胥黎和奥威尔在写作前都曾读过这部小说。可以说，俄罗斯和东欧是产生反乌托邦作品最早的地区，那里的作家体验了无产阶级专政，最早预见到现代极权的威胁。
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就是这样一位预言家。他生于1898年，卒于1923年，只活了25岁。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写下了一篇反乌托邦的寓言，时间上甚至还早于札米亚京。寓言的名字叫《阶梯》，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看到民众的苦难，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人类状况。
寓言的开头很有意思，采用的是西方哲学的终极追问：“你是谁？”但提问者却是魔鬼。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平民，所有衣衫褴褛者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丑陋，人民是多么不幸！”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他必须先攀上阶梯的项端，而魔鬼却把守着阶梯，要想通过就必须行贿，交出自己的感官。
年轻人先是交出了听觉，魔鬼安慰他：“你仍然会听见！”果然，他听见阶梯下原来悲苦呻吟的人群，如今却在快乐地歌唱。接着他又交出了自己的眼睛，魔鬼安慰他：“你仍然能看见！”果然，他看见原来赤裸血污的人群，如今却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红玫瑰。到了最后一个阶梯，魔鬼提出的条件是交出他的心脏和记忆。尽管这意味着要拿走他的人的属性，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现在，年轻人站在了顶端。他瞧着下方的人群，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那是光明、欢乐和满足的表情。他看见了下方人群的盛装集会，哀号声已经变成赞美的颂歌。魔鬼再一次微笑着问他：“你是谁？”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王子，众神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人民是多么幸福！”人类的状况终于改变了。可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年轻人的地位和他看世界的立场。
十九世纪末，保加利亚就有了社会民主工党，其中的“紧密派”于1919年改名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主张采用苏维埃革命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1946年执政后，许多过去的斗士觉得回报的时候到了，渴望着享受现代公寓、乡间别墅和情妇。那个时期，离婚率直线上升，城市里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成为新权贵的抢手货。而在繁荣进步的口号下，这个国家却长期经济落后，大多数人的生活仍然不富裕。
塞平斯基的时代，整个“极端的年代”才刚刚开始，而他却预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尤其他还是一位工人诗人，并被后来执政的保共视为共产主义者。他的肖像印在邮票上，许多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诗描写了下层的苦难：“在街灯的昏暗光线下/你在庆祝罪恶的节日/当你在夜晚发出笑声/无人能听见你笑声中的痛苦。”（《街头妓女》）如果他活得更长，看到1946年后保加利亚的现实，他又会写下什么样的诗歌？他还会被视为革命的同志吗？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这则寓言里，魔鬼就是权力的象征，它把守着通往乌托邦的道路，要想攀上社会顶层就得放弃人的属性。所有反面乌托邦作品都会描写一个理性的、机械的、无个性的世界，塞平斯基描写的则是乌托邦在人性上的不可能：同情心驱使革命者想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则需要拥有权力，而权力必然会导致同情心的丧失。这则寓言令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或吉拉斯的《新阶级》，他们都是曾经的革命者，揭示的是革命的被背叛；塞平斯基则不同，他揭示的是革命本身的悖论。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不平等，乌托邦的理想就不会消失，但人们对它的警惕也会不断加深，就像对权力的警惕一样。
刊于《财经》杂志，此为修订版。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771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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