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980年12月8日，摇滚音乐人约翰•列侬在曼哈顿达科塔大厦前被枪杀。32年过去了，约翰•列侬在《Imagine》里唱出的对“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四海皆兄弟，世界合而为一的‘乌托邦’”的想象，仍然具有穿透时间的力量。在约翰•列侬逝世32周年之时，本期1510周刊与你一起想象一个乌托邦。
在台湾乐评人张铁志看来，约翰•列侬是音乐史上最巨大的摇滚明星，却也是保守体制中的危险顛覆者。他积极创作反战歌曲，与小野洋子举行“床上静坐”行动，或是走上街头高喊“人民拥有力量”，而支撑着列侬做出这一切的，是他心中对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美好新世界的“想象”，在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国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贪婪、没有暴力。这并不是痴人的白日梦，因为想像力並不是没有力量的。正如张铁志所说，1980年那声枪响虽然让列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却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因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约翰•列侬让我们相信，摇滚乐可以成为想象“乌托邦”的工具，有撼动现实政治的可能性，而宇宙塑料人乐队则进一步证明，一个摇滚乐团也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广播人马世芳的文章《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最喜欢的乐团的故事。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之下，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抵抗被“千篇一律化”，这本身就是因为他们对心中的“乌托邦”的想象和希望。
追根溯源，“乌托邦”这个词来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林达的文章为我们介绍了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六小时工作制，工作要服从社会需要，财产共有，没有贫富差距。物质极大的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林达看来，人们对乌托邦的幻想其实不断提醒着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
乌托邦的另一面，则是“反乌托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作者描绘了一个不愁吃穿、没有疾病、人人幸福的美丽新世界。但这新世界却让刘瑜感到恐惧，她认为，那里人们的幸福是“被幸福”，而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科幻作家韩松认为，技术的极度发展也许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完全的幸福，反而会是对人的奴役，这也是他写出“反乌托邦”科幻的思想根源。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的文章则为我们介绍了另一位“反乌托邦”者：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他提出了乌托邦在人性上的不可能：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
在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希望跳出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为我们梳理了“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文艺作品谱系，可以作为起点。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接受崔卫平的访问中说：“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想，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从对一个理想世界的追求到拥有有“自主性”的、不那么空洞的乌托邦似的理想，这也是一个与世界达成和解，回归自身的过程。另一位汉学家杜赞奇则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超越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
无论是对乌托邦的想象还是恐惧，最后都要回到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之上：如何与现实世界达成和解，如何保有对更加美好世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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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梦】
【反】
【和】
9-7 江晓原：从小说到电影—— 乌托邦•反乌托邦不完全谱系
【FMN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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