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立宪思想值多少钱？264.5万元。讽刺皇帝的信件值多少钱？713万元。
12月6日晚，北京国际饭店，“南长街54号”藏梁氏文献秋拍专场落锤，尘封百年的梁启超（1873-1929）重要档案146个标的全数拍出，总成交价为6709.2万元。其中，梁启超1910年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从18万元起拍，经过40余轮竞价，最终以264.5万元成交。梁启超1916年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万元成交价成为当晚最高价，也被称为是信件拍卖的奇葩。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长街54号”秋拍专场负责人谢晓东说，这场拍卖估价5000万，并不算高，“我们通常一两张画就是这个价格，但我们花在这批档案上的精力可是大得多了，原因就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南长街54号”（梁启超在北京时的常住居所）档案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包括280封与家人及晚清民国军政学要人的信件、600多册书籍以及手稿、家具等近千件，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2012年8月，匡时拍卖与梁启勋后人签订委托协议。
与其说这是一次文化拍卖，不如说是一场延续了近年来关于“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的激荡之旅。
早在这场拍卖之前，“梁启超热”在2012年已经点燃。5月，梁启超400封家书结集为《宝贝，你们好吗》出版；9月，铁葫芦图书出版公司推出评论家解玺璋新作、60余万字的《梁启超传》，一度热销；10月，清华国学院发布《梁启超文存》。匡时拍卖还先后组织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图录》新书研讨会、“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等活动。
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被戴了最多派别“帽子”的人——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反革命等，被胡适称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的思想者，忽然走出历史的尘埃，在当下中国掀起多种思潮波澜。
2008年解玺璋提笔写《梁启超传》时，不曾想到，四年之后会遇到一个如此热情的时代。
“大家对梁启超的关注，最近越来越强烈，这不仅限于学术界，我觉得更像一种社会情愫。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找一种思想资源。在近代史上，没有比梁启超更合适的资源了。这一点，人们正在形成共识。”解玺璋对此评价道。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写过一本《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1953）。他在书里对梁启超做了一句经典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
或许，梁启超就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解玺璋对梁启超最早的兴趣，是198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二年级的他，以《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为题写了一篇论文，获学校青年论文比赛二等奖，并得到导师方汉奇青睐。“80年代初，社会对梁启超完全缺乏关注。北京图书馆里一本本线装的《时务报》，蒙着厚厚的尘土，我是第一个借阅者，要弹半天灰才能看……”
这和今天的情形天差地别。铁葫芦图书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冯俊文说，《梁启超传》上下两册、定价72.8元、“很厚很贵”，自9月13日面市后短短两个月内，发行超过五万册，在当当、卓越、京东三家网站销量就超过了一万四千册。据说还有一万册正在加印。“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意外。像这类思想书，我们之前预估销量也就是两万多，三万就很好了。”
写《梁启超传》，解玺璋首先突破的是两个心理上的坎儿：一个是政治定性，一个是道德评价。梁启超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也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
从1897年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奠定中国君主立宪之根基，到赴美考察，明确美式共和在中国的不可行，再到亲力推动君主立宪，参与设计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梁启超对符合时代性的国家治理一直满怀渴求。从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到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对在时局动荡中构筑一个现代国家内在的秩序始终充满热情。这位天赋异秉的学者，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内将宪政、法律、财政一脉贯通。他在对西方的观察中意识到宪法的重要意义，指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全盘接受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原则……“读懂梁启超，也就读懂了近代中国”。
收藏市场也是一种风向标。已知的梁启超文物多收藏在国家机构手中，而“南长街54号”文物的数量规模和史料价值如此惊人，拍卖价格可见一斑：比如写于五四运动前一年的《清代学术概论讲稿》，成交价为368万元；“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成交价为379.5万元；《反对袁世凯称帝》信札底价25万元，最后以356.3万元成交，超出底价逾14倍。谢晓东说，“近几年，社会上对梁启超的认识在发生变化，他真正的地位和贡献正越来越多地被世人了解，这个趋势势必会继续下去，而这个过程就是投资的空间所在。投资人可以自己估量，五、六年后，梁启超的文物将是什么行情。”
梁启超一生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风云，在巴黎和会上亲眼目睹北洋政府代表陆征祥考虑签下割地山东半岛给日本的丧权辱国条约的情景，写信给民国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汪大燮、林长民，要求“汪林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合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信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封写于1919年7月1日的巴黎来信也出现在匡时拍卖会上。
至于梁启超最有趣也最受争议的“屡变”，宪法学家高全喜参观了“南长街54号”预展之后评价说，“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立国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吗？”
从历史的蒙尘，到市场的追捧，如果说梁启超是思想史上“从来没见过如此成功的失败”，但愿眼前这股流行不是“从来没见过如此失败的成功”。撰文/樊夏
总之 曾四次修改的我国现行宪法，被期待成为“识国民原理、通世界大势和知政治本原”的国家制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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