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翻案大得人心

作者：信力建 

文革中，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因为对文革中的很多大案要案不表示赞同（实际上就是反对），因此被第二次打倒，毛泽东因此还留下了“翻案不得人心”的名言。对这一段历史，柯云路先生在《芙蓉国》中有清楚的描写，恭引如下：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使得邓小平从此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翻案的惧怕对平反的反感，不限于毛泽东，而几乎成为执政党的痼疾。就说邓小平，虽然在后来再度复出后进行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这一不愿翻案的心态也还存在：譬如，对高饶事件，现在一般认为，高岗和饶漱石当年只是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毛泽东的暗示、默许乃至纵容的情况下，在党内进行的一次“倒刘”和“倒周”活动。因为经验不足，最后被抓住其把柄的刘、周反手一击，毛泽东为“丢卒保车”遂将其牺牲，谈不上“反党”，但当“文革”后有人提出要为高、饶二人平反时，却因为当年一手负责高饶案件的邓小平反对而不了了之——仍然将高、饶事件称之为“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虽然，后来在高岗夫人李力群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高岗“为党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并且以“同志”相称，但仍然不肯为其完全平反。又比如，对“右派”的平反，也留有尾巴，其中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近百名右派就“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原因也在于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就是邓小平。而据传记作家张雄文介绍，则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而第三、四代对那场风波的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对翻案平反不感兴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案子是我定的或者是跟我有重大关系的人定的，我要为其翻案为其平反了，岂不证明我或者我恩人的决策错了？岂不有损其光辉形象？然而，事实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论语·子张》中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从皆仰之。”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翻案和平反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机。其实，整个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就是以翻案和平反来导夫先路的。这首先体现在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如79年到82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还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最值得称道的是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首先，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再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另外，1979年11月－81年11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1979年11月，中央还对1963年－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1980年5月，中央还对在“三支两军”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在专制体制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不仅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从精神的解放出来，也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国外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的“老大哥”，其改革也是从翻案和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2011年3月2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80寿辰。他以农村子弟、律师出身，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促进了苏共极权体制的和平瓦解，结束了全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这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梅德韦杰夫表示，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非常艰难、充满剧变的时代领导了这个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1990年３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他废除了结束了前苏联长达70年之久的媒体审查制度。从他执政的1985年到1991年，媒体审查机制和禁忌逐渐解除。这一举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的媒体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其后的任何时期。他还下令释放萨哈罗夫等政治犯，并开始大范围为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平反。这一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在苏维埃俄国。该报把叶利钦称作是俄罗斯的民主之父，但其实，戈尔巴乔夫对于推动世界民主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1991年，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在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1989和1991他在前苏联的体制内引进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俄罗斯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拥有最多的民主。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交到反对派的手里。而这一切都是从翻案和平反开始的，

再说，历史的盖子终究是会被揭开的，捂是捂不住的——你不平反，还能让后人也不平反？著名学者吴思研究明代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明朝史就是一部平反史：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在民主国家，四年一次的选举可以定时舒解执政者在民间四年里蓄积的怨气，社会的锅炉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泄气阀而不至于爆炸。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因而翻案和平反也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阀门，需要时时启动——毕竟，“翻案大得人心”！

文革中，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因为对文革中的很多大案要案不表示赞同（实际上就是反对），因此被第二次打倒，毛泽东因此还留下了“翻案不得人心”的名言。对这一段历史，柯云路先生在《芙蓉国》中有清楚的描写，恭引如下：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使得邓小平从此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翻案的惧怕对平反的反感，不限于毛泽东，而几乎成为执政党的痼疾。就说邓小平，虽然在后来再度复出后进行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这一不愿翻案的心态也还存在：譬如，对高饶事件，现在一般认为，高岗和饶漱石当年只是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毛泽东的暗示、默许乃至纵容的情况下，在党内进行的一次“倒刘”和“倒周”活动。因为经验不足，最后被抓住其把柄的刘、周反手一击，毛泽东为“丢卒保车”遂将其牺牲，谈不上“反党”，但当“文革”后有人提出要为高、饶二人平反时，却因为当年一手负责高饶案件的邓小平反对而不了了之——仍然将高、饶事件称之为“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虽然，后来在高岗夫人李力群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高岗“为党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并且以“同志”相称，但仍然不肯为其完全平反。又比如，对“右派”的平反，也留有尾巴，其中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近百名右派就“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原因也在于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就是邓小平。而据传记作家张雄文介绍，则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而第三、四代对那场风波的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对翻案平反不感兴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案子是我定的或者是跟我有重大关系的人定的，我要为其翻案为其平反了，岂不证明我或者我恩人的决策错了？岂不有损其光辉形象？然而，事实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论语·子张》中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从皆仰之。”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翻案和平反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机。其实，整个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就是以翻案和平反来导夫先路的。这首先体现在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如79年到82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还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最值得称道的是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首先，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再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另外，1979年11月－81年11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1979年11月，中央还对1963年－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1980年5月，中央还对在“三支两军”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在专制体制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不仅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从精神的解放出来，也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国外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的“老大哥”，其改革也是从翻案和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2011年3月2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80寿辰。他以农村子弟、律师出身，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促进了苏共极权体制的和平瓦解，结束了全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这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梅德韦杰夫表示，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非常艰难、充满剧变的时代领导了这个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1990年３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他废除了结束了前苏联长达70年之久的媒体审查制度。从他执政的1985年到1991年，媒体审查机制和禁忌逐渐解除。这一举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的媒体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其后的任何时期。他还下令释放萨哈罗夫等政治犯，并开始大范围为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平反。这一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在苏维埃俄国。该报把叶利钦称作是俄罗斯的民主之父，但其实，戈尔巴乔夫对于推动世界民主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1991年，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在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1989和1991他在前苏联的体制内引进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俄罗斯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拥有最多的民主。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交到反对派的手里。而这一切都是从翻案和平反开始的，

再说，历史的盖子终究是会被揭开的，捂是捂不住的——你不平反，还能让后人也不平反？著名学者吴思研究明代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明朝史就是一部平反史：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在民主国家，四年一次的选举可以定时舒解执政者在民间四年里蓄积的怨气，社会的锅炉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泄气阀而不至于爆炸。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因而翻案和平反也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阀门，需要时时启动——毕竟，“翻案大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