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12月26日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特别的日子，但若干年前估计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被当成“圣诞节”一样庆祝过。日前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据说由著名主持主持，著名艺术家献唱，看来真是响丁当的一场缅怀领袖的盛会。这轮“红太阳”至今在天安门城楼上立了数十年坚持不懈，从不下岗，精神可嘉。还曾见报道说某偏僻的小乡村里有人在庙里当菩萨一样供着。毛粉们看到此，应该心里颇有所安慰吧。今天，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领袖”，当年那些激昂的红歌也间歇性地在某些场合隆重响起，当然敬毛爱毛的粉丝是不会去读一读《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红太阳的陨落》的，他们心中的神，不容亵渎与怀疑的。时至今日，毛泽东为什么还能俘获人心？从其言论可窥一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搜寻了伟大领袖一些见光和未见光的金句以鄉博友，读后不管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还是觉得人格分裂颠覆三观，请都不要怀疑，此确系出自伟人之口之手。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5、“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派遣到延安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说）
6、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7、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8、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9、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10、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11、1945年7月，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衰的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2、“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战后和平建国问题，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13、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4、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
15、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6、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1964年6月4日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17、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1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纪要）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19、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20、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1964年7月10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的谈话）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21、“（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年8月17日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260页。）
2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
2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当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2000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还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了此话。仅在一年多后，1960年至1962年发生了大饥荒：有数据显示近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个小生命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
24、“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25、“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提出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英；后在多个场合提到赶英超美。）
26、“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958年8月21日讲话）
27、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1958年8月21日下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
28、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29、“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0、赫鲁晓夫从不搞个人崇拜，他的倒台是没有人崇拜他！
只是，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样才能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人。上面听了其言，现在对应着观其行吧，毛粉们热颂的丰功伟绩在此就不“锦上添花”多此一举了，摘选了毛发起的部分政治运动死亡人数统计，一起看看伟人的“行”吧。（详情可见博文《毛泽东这样做为了什么？》）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初步估计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其中多为干部。毛泽东如是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土改：处决二百万，殃及近千万；
镇反：处决近七十八万，另一说为消灭二百四十万；
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杀或失踪，殃及党员、干部一百二十二万，商人约七十万，有三十二万三千多人被捕；
一化三改：涉农民数亿，工商户约百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死亡约四千万(三年天灾人祸)；
反胡风： 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杀身亡六十多；
肃反：判死二万一千多，自杀、失踪四千三百多；
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万，涉亲属数百万；
反右倾：殃及党员、干部三百数十万；
文革：处决十三万五千多，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万八千，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多，伤残七百零叁万，摧残家庭七万一千多，获平反的约三百万，被关押过的有四百二十万，受株连者上亿人；
整党：殃及三十万七千；
天安门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数十万；
抗美援朝：死亡十四万(伤亡合集五十六万多)，被俘二万二千多；
对越战争：死亡六千多，伤二万一千多；
红军大清洗，冤魂十万；延安整风，捕二百多人，审查近千人，打成奸细、特务一万五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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