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查尔斯·格兰特 2012年12月26日

Daniel Haskett

俄罗斯和中国似乎截然不同。一个是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伪民主国家,另一个则是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一党专政国家。但两国的国民经济都不平衡,同时,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在努力阻止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改革进程。

俄罗斯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此,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该国总出口收入的近70%。如果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允许司法体系变得更加独立,就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抑制腐败。这些改革将会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则更加多元,但是也需要再平衡。消费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三分之一,是欧洲水平的一半。投资水平则高得异乎寻常,几乎占GDP的一半。在受到管制的信贷系统中,民众的储蓄只能获取微薄的回报,而国有企业则能获得廉价的信贷,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也受到了鼓励。银行应该为私营部门的需求服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应当削弱,消费也应该相对于投资而实现增长。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如果对法制更加尊重的话,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两国的一些当权者都明白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和他的一些部长曾呼吁,俄罗斯应戒除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中国2011年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进行再平衡。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中国官方智库今年2月共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该报告得到了候任总理李克强的支持。然而,尽管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也曾提倡再平衡,但却收效甚微。

两国改革的根本阻力都来自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身边的多个势力集团,以及掌控着自然资源企业的商人和安全系统,并不希望经济再平衡,因为那将对他们的财富和权力造成威胁。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多个派系、主要国有企业和安全部门同样占据着当前体制为他们提供的寻租空间和特权,不肯罢手。

今年,两国都经历了领导人更迭,但这并代表他们一定会带来好结果。普京自今年5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一直在回避经济和政治改革。今年10月,我在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举办的活动中见到了普京,他似乎对经济状况洋洋自得,而体制内的改革者则情绪沮丧。

今年11月,七人组成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上台,开始主掌中国大局,现在对他们的政策侧重点作判断还为时尚早。虽然他们当中有人谈及经济改革,而且还启动了反腐行动,但他们似乎都属于政治保守派。

近年来,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缺乏安全感,两国安全部门的势力愈加强大,财力愈加雄厚。从定义上来看,安全部门原本就不愿意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俄罗斯和中国,安全部门与体制性腐败和掌握寻租权联系甚密,这往往会使安全部门对再平衡充满敌意,也对随之而来的,对法治的更大尊重充满敌意。

但是,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断改革进程,就会损害两国的经济潜力。假如俄罗斯不进行改革,油价下跌时极易受到重创。即便油价居高不下,缺乏改革也会导致资本和人才的大量流失。俄罗斯的年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了4%,而金融危机前则为7%到8%;如果不进行再平衡,长期的趋势将是进一步下滑。

在中国也是一样,当前的经济模式即将达到极限,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由两位数下降到了7%到8%。倘若不推行改革,重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将继续困扰国民经济,国有企业还会继续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取财富,消费增长的幅度,也无法达到足以提高轻工业和服务业相对重要性的程度。

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率升高可能会在两国引发社会动荡。金砖国家(BRICS)中的另外三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政府都因为相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具有合法性。但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绝非如此,尽管普京近期在选举中获胜,而且他也确实很受欢迎。

俄罗斯与中国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主要是因为在它们统治下,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两国的经济增速已经出现放缓,如果不进行再平衡,可能还将进一步放缓,两国政府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为自身的权威提供合法性。

他们有可能会把民族主义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实际上,普京和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采取这种手段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普京强化了自己的反美言论,指责外国政府应当为反对他统治的示威活动负责,他还对外国非政府组织(NGO)在俄罗斯的活动进行了扼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过去三年里,尤其是今年,对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引起了印度、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的不安。

西方国家必须希望,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将勇敢地向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推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否则,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将超乎寻常,这将使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激烈。如此一来,那些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参与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应对安全挑战的西方国家,就会发现它们性情乖张,难以合作。

 

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是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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