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终稿之“政治篇”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在1949年后，由于牢牢掌握了枪杆子，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即使他把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从头到尾，始终没有大规模使用过军、警、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很难得的。
毛之后的中国，唯一拥有近似毛的资历与威信的只有邓小平一人。虽然邓复出之初，动用军队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还使用公安实行“严打”，但整个八十年代，同自己的两名得力助手胡、赵一起，他对军警的使用基本是得当的。直到1989年，邓小平最终还是动用了一次军队“平暴”——这也是中共历史上领导人第一次如此使用军队。无论有多少理由，无论多么迫不得已，无论时间让多少人遗忘，历史无法改变。
整个九十年代，为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介于武装部队与警察之间的“武警部队”迅速扩大，加上1989年镇压对民众的威慑，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后的经济大发展，“内忧”暂时摆平。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外患”：西方诸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等待“和平演变”发生。
江泽民虽然早看出来未来执政的最大问题是执政党能否成功转型，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但以当时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包括台海局势），他不但无暇实施“三个代表”，甚至没有来得及做出全面的解释。他执政最大的成绩是循着小平南巡的思想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使出浑身解数，拓展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与美国周旋，与世界互动，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最终，中国加入WTO，成功申请奥运会等，为胡温执政十年的经济发展与大国崛起打下了基础。
江泽民执政十年，虽然武警与公安在后期应对下岗工人堵路与农民抗税（乱收费）中频繁出动，军队为了威慑台独而动不动就到海上放几发空炮弹，然而，高层领导最倚重的却是情治系统。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局势决定的。就我有限的了解，当时的情治系统在多个场合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也情治，败也情治！情报治国在特殊时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可时间一长，迟早会带来灾难。正如当时唯一有能力调动军队的邓小平最终没有能够避免“动用”军队一样，江在执政后期，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拍板对某练功组织进行了全面镇压，此后，镇压持续了十几年。历史就这样写成了。
我不知道“军警特”中的“特”是不是这个时候失势并退出政治舞台的，但我知道下一个粉墨登场的是“军警特”中的最后一名主角：警察。
胡温执政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十年。出身于草根的胡温这一代领导人，在改变GDP 增长模式，关心弱势群体上，做出了努力。据外媒报道，2002年的时候，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约六个亿）没有任何低保与医疗保险。而胡温上台仅用了短短十年，让医保与低保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中国弱势人群尤其是农民与农民工、下岗工人，虽然覆盖的力度并不大，但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人均GDP来计算）已经是空前的。要知道，英国与法国完成这样的过程，花费了几乎近百年的时间。
胡温执政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飙升，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与世博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执政期间，台海关系大大改善；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
胡温执政十年，也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改革阵痛让社会无法和谐，维护治安的警察无疑是首当其冲的。我曾在多篇智库报告中写到要理解警察的工作，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他们引起的，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把警察推到风口浪尖。可是，这十年警察力量的迅速扩大，并在多个地区与各类事件中失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两年，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历史，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事实。
毋庸讳言，我对“军、警、特”是有特殊感情的：军队守卫疆土，保家卫国；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反谍机构与情报系统则是用来保卫国家安全的。国土不被侵犯，政权不被颠覆，民众不遭受欺压，都少不了“军警特”。然而，这是在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野蛮专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使用这三种国家力量。
作为一名穿越体制内外的观察者，我常常想，威信如此高的小平当时是否可以不动用军队？江总是否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待那些练功的，那些寻求信仰的无依无靠的低层民众？过去十年，那些“维稳”事件中，真的需要动刀动枪，甚至动刑吗？——至少在我亲身的观察中，绝大多数所谓群体事件，都只不过是民众对当地腐败、渎职官员不满而已，根本不涉及民众要破坏稳定，更没有要颠覆国家政权；而很多地方的贪腐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不受限制的权力，拉大旗做虎皮，动不动就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最终把自己也把北京政府同民众对立起来。
“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就难在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蒋经国。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各领风骚十年，客观地说，他们都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但却都没有避免动用也许本不该使用的“军、警、特”，给后人与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历史之鉴。历史，尤其是后人与人民写的历史，不会只记下你的功劳，更会记下你犯下的错误，尤其是乱用权力铸下的罪责。
在当今热核时代，从短期来说，只要执政者一意孤行，还真没有“军警特”摆不平的人与事，然而，从长远来看，“军、警、特”有自身的作用， 但任何滥用权力，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会把滥用权力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2年，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继承了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邓江开创的国际局面，以及胡温开启的推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尝试。表面上看， “内政外交”都被邓、江、胡搞定，其实不然， 习李等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艰巨任务要远远超过前任。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改革执政党，完成执政党的转型，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依然会有重重困难，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顽固抵抗，但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只要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以人民利益为重，相信人民，顺应民意，他们势必会得到比“军、警、特”要可靠与厉害百倍的低层民众、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支持。
杨恒均 201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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