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可能不会顾及这一新闻。前不久，网上流传一张图片，图中横幅高悬，上书“迎上级领导莅临我校视察指导”（前面应该漏了一个“欢”字），横幅下面跪了七名学生。据媒体调查，此事发生在安徽阜阳市京九实验中学，下跪学生出自八年级2班。至于他们下跪的原由，流言云，以跪姿迎接领导；校方说，因这些学生打架，事后为求老师原谅而主动下跪；知情学生曝光道，这七人，因欺负一位低年级学生，被老师处罚而下跪——比照之下，显然是最后一种说法更可信。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流言纷纭，耸人听闻，这一幕未必能成为举国聚焦、热议的新闻，因其实在是寻常。教师处罚犯错的学生，令他们下跪的案例，在今日中国，何止千百？虽舆论时时声讨，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绝。也许在一些老师眼里，体罚学生，并非对教育的反动，反而是教育的重要零件，镶嵌于他们的教学思维当中，怎么可能弃若敝屣。
罚跪是体罚的一种。它的盛行，早已逾出学校的领地。不怕读者诸君笑话，兄弟少时顽劣，便常被家长罚跪，睡懒觉要罚跪，迟写作业要罚跪，欺负邻家小妹要罚跪，与抚养我成人的祖母顶嘴要罚跪，大抵可谓“三天不罚，上房揭瓦”。不止我如此，身边的孩子，鲜有不被罚跪的经历：非但在家中跪，甚至跪在街头，跪在讲台，跪在校门口。打折的膝盖与低沉的头颅所组成的惨淡阴影，覆盖了我少年的记忆。我尝怀疑，是不是吾乡——阜阳市颍上县——有此源远流长的风俗呢，抑或乡民的膝盖更容易弯曲？
后来我才知道，甘于下跪，不仅是吾乡的风俗，更是吾国的传统。千百年来，吾国吾民，为感恩而下跪，为忠孝而下跪，为祈祷而下跪，为屈服而下跪。有些下跪，不是没有道理，譬如由于敬畏，由于情感的刺激；有些下跪，则不啻是一种屈辱的表达与卑贱的象征，譬如古代的法庭之上，当事人向审判者下跪，与执行死刑之时，死刑犯跪地受戮——这些陋俗，不但戕害了当事人的人格，还导致国人的权力观、平等观等，从源头便开始扭曲。
可以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为例。卖凉粉的小贩冲撞了南国一霸黄四郎府上的团练教头武智冲，二人纠纷，闹上鹅城县衙，小贩先跪，武教头不跪，反冲假县长张麻子叫嚷：“老子是光绪三十一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论官职，比你官大，你应该给老子跪下！”——这里清晰呈现了权力对膝盖的主宰：民跪官，小官跪大官。不曾想，张麻子掏出的不是官印，而是手枪，枪口之下，武教头迅速跪下了——这同样表现为对权力的屈服，且此处的权力，色彩愈加鲜明：谁能生杀予夺，谁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者，手枪面前，官阶一文不值，军权面前，政权沦为橡皮泥。
审判结束，张麻子高举手枪，去驱散围观的民众。民众一见他，便下跪高呼“青天大老爷”，张麻子朝天开了一枪，喝道：“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待这帮人站起身来，张麻子说他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民众一听，无限感动，再次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爷”。张麻子只得再放一枪，再喝一声：“站起来！不准跪！”
这一幕我至少看过十遍，实在意味深长。权力者用手枪号令民众不许下跪，然而民众站起来，却是基于对权力的遵从，而非自身的觉醒。换言之，他们不是主动站起来，而是被动站起来；他们的膝盖挺直了，精神却匍匐如故。悖论由此而生：强迫臣民站起来，强迫奴隶成为自由人，这本身便是一种奴役行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电影哪有现实残酷呢。张麻子们的枪声，响彻了二十世纪，并未唤醒几多国人的膝盖，遑论精神。而今，对权力下跪的人与逼迫无权者下跪的人，依旧如恒河沙数。下跪的景观，布满了倾斜的视界。学生下跪，小贩下跪，上访者下跪；因受罚而下跪，因伸冤而下跪，因叩谢权力者的宠幸而下跪……中国盛产的不是贵族，而是“跪族”。
回头说那七名学生，不管是自愿下跪，还是被责令下跪，他们的确跪下了；这一跪所折射的奴性，不管是自发，还是教育的恩赐，的确是一种奴性。反观我们身边，何尝不是“奴”性横行呢，尤其是房奴，你能说他们只是房屋与银行的奴隶吗？有人总结，中国的普罗，当可分作两种人：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与暂时做稳了房奴的人。这与鲁迅先生以奴隶为界论中国古代一样令人警醒。
1949年后，中国人民的站起来，更多是物质的站立，而非精神的站立。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下跪的国度：商人流行“跪着挣钱”，律师流行“跪下去辩护”（吾友张培鸿律师曾主张“蹲下来、但直着腰的辩护”，落实起来却无比艰难），学生对教育制度下跪，民众对权力者下跪，小权力者对大权力者下跪……
欲打破这一困境，不仅要给国人的膝盖补钙，更得给他们的精神补钙；不仅要使他们的物质自足，更要使他们的精神自立。质言之，他们不仅要自由，更要独立——空有自由而不能独立，终究还是奴隶。
只有当民众见到张麻子们，不再一口一个“青天大老爷”，不再主动卑躬屈膝，他们才真正站了起来。只有当一国的民众不再对强权屈身，不再对邪恶俯首，这个国家才真正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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