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主要革命运动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搞了许多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却从共产党手中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集体行动的事件。当然也有知识份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精英的广泛关注。最近网上有文章说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在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账低踽?娇赐甏耸楹笤?Ｓ堑乇硎荆褐泄?南执???筒换崮敲此忱?恢泄?俗约旱拇?垡裁挥懈豆弧５比唬?锩?坏┓⑸??嗣窠?冻龅拇?墼谝欢ǔ潭壬鲜怯筛锩?灾示龆āＲ话憷此担??胃锩?ㄒ怀≈桓谋湔?ǖ男灾剩??桓谋渖缁峋?媒峁沟母锩?└?缁岽?吹恼鸬匆?对兜陀谏缁岣锩?ㄒ怀〖雀谋湔?ǖ男灾剩?指谋渖缁峋?媒峁沟母锩???潜┝Ω锩??缁岽?吹恼鸬匆?对兜陀诒┝Ω锩?Ｍ踽?揭残硎窃诘Ｐ闹泄?岱⑸?怀”┝Ω锩??踔潦潜┝π缘纳缁岣锩?
不管上述中共高层读书的传说可信度如何，有一点十分明确：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中国的经济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层丝毫没有减轻对在中国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虑。中共高层为甚么会如此忧虑？当前中国与政权稳定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甚么？本文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作出分析。
一 革命为甚么会发生：理论简述
早期的西方理论都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看作是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主要诱导因子。这一理论的逻辑很简单：现代化带来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性；同时，现代化过程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于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1。的确，世界上的革命无一不发生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之中，而巨大的社会变迁确实会给身处其境的人们带来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理论自有它的道理。但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迁，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革命。社会变迁充其量只能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有些学者也常用阶级或者是利益集团的视角来解释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否2。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中的一个主要阶级拥护和加入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反之革命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会失败。当今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仍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危机所在。依笔者所见，这类分析方法表现出了左派知识份子的天真，而反映出来的则是这些知识份子看待问题时的教条性。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会产生阶级认同。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比如一个人同时可具有如下的身份：工人、浙江人、男人、某些圈子中的一员、某个俱乐部的成员等），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比如工人之间就有蓝领工和白领工、技术工和非技术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临时工和正式职工之间的差别等）。因此，除非存在巨大无比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涨叶哉庖蝗巳旱目拐??醒侠鞯暮拖低承缘恼蜓梗?裨蚰切┍惶煺娴闹?斗葑铀?隙ǖ摹敖准丁本秃苣研纬汕苛业娜贤?校?ネ瓿芍?斗葑铀?秤杷?堑摹袄?肥姑?薄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着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那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他们所发起的抗争和革命也因此往往有较大的威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今所流行的各种“社会分层研究”都是过去知识份子的研究误区的某种产物。不同的社会分层方法除了对了解社会流动和指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有一定的应用性意义外，从社会行动或革命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却十分有限。这当然是题外话。
1970年代后，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革命产生乃至成功的影响3。这类理论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现代国家获得了古代国家完全没有的渗透社会的能力。与古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管治领域不但十分宽泛，而且它的政令更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现代国家的这一性质导致了如下三个后果：第一，国家的错误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家的怨恨情绪；第二，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第三，部分人就会想到通过夺取国家的权力（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推行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所谓“国家中心论”的视角下，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罩鸾ゲ??艘韵氯?愎彩叮?春饬恳桓龉?曳⑸?锩?赡苄缘娜?鑫?龋?旱谝唬?锩?蝗菀追⑸?谝桓鲇凶判?式细叩墓倭偶?诺墓?遥ü倭偶?拍诘某绦蛘?位嵩銮抗?揖?⒌耐沤帷⒐?揖霾叩暮侠硇院凸?艺蜓够?鞯挠行?裕?坏诙??锩?蝗菀追⑸?谝桓龆陨缁峋?⒂凶藕芮课?赡芰Φ墓?遥坏谌??锩?蝗菀追⑸?谝桓龆陨缁嵊凶藕芮可?噶Γú唤鼋鲋赣晒?宜?刂频慕煌ê屯ㄑ豆ぞ撸??抑妇?旎?苟陨缁岬募嗫啬芰Γ┑墓??。
以上的三个维度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早期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1789）、俄国革命（1917）、中国革命（1949）和伊朗革命（1979），都发生在用以上三个维度来衡量处境都不太妙的国家。其实，官僚集团的效率、国家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是任何国家进行有效统治的关键要素。一个没有这些能力或者是这三方面能力不足的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会在其运行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困难。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在分析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过于借重了这三个因素，因此直到1980年代他们还在强调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稳定性（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比较有效率的官僚集团、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5，而完全没有料想到革命竟然马上就在这些国家发生了，而且其中不少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成功。
笔者认为，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都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愈是建立在较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这一国家就愈不可能发生革命。苏联和东欧之所以发生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搞好、它们的军事落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走入误区、它们的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且更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把政权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笔者多年来对中外各国革命作出分析时不断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权稳定性之间的紧密关系6。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所着重的三个维度都是国家统治手段中偏“硬件”性质的成份，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则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关键性“软件”，它们缺一不可。
二 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性
国家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官僚组织以及军队与警察等武装力量，但是其统治的有效性仍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在大众（包括国家官员）心目中的合法性。考察古今中外的统治史，我们会发觉国家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只能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通过一种价值性的承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相应地，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型、绩效型和程序型7。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时，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这一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定义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s）。现实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类型之上；或者说，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理想类型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赵诤艽蟪潭壬隙ㄒ辶艘桓龉?业男灾省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不同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把执政基础完全建立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上，那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则是万万不行的。当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同国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识形态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道德性依据，而且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统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需要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不能是“八荣八耻”，也不能是“雷锋精神”，因为这些都只能是一个国家的从属性价值观，只有核心价值观才有助于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予历史以某种道德意义的叙事（即西方后现代学者所说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美国中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美国建国历史以及那些由建国时期政治家所确定的建国原则和理念，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西周初期所形成的“天命论”以及在西周历史中逐渐得以完善的“宗法制度”是有周一代的核心价值观，?斩怨糯?泄?恼?握苎Ш驼?挝幕????卮蟮挠跋欤坏贝?泄???谘?＠镅Ч?奈?谱爬?肺ㄎ镏饕搴汀爸挥泄膊?巢拍芫戎泄?倍?箍?闹泄???沸鹗拢?彩呛诵募壑倒鄣囊桓隼?印５比唬?拦?暮甏笮鹗略谄渖缁嶂腥匀豢梢曰竦霉惴旱娜贤???泄?炭剖橹械男鹗路绞胶湍谌菰诠?谝丫?挥卸嗌偃苏嬲?贤?耍?涨抑泄???两褚裁挥写丛斐鲆惶啄鼙还惴喝贤?暮甏笮鹗隆Ｕ庖灰馐缎翁?娜笔??贾碌暮蠊?褪呛诵募壑倒鄣娜狈Γ?崭?毕轮泄???闹凑??戳撕艽蟮睦?拧４耸呛蠡啊
不同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性质，?斩怨?艺?ǖ奈榷ㄐ杂凶挪煌?挠跋臁Ｒ馐缎翁?戏ㄐ杂腥?鲋饕?嘈停毫煨澉攘π汀⑹浪滓馐缎翁?汀⒆诮桃馐缎翁?汀Ｔ谡馊?隼嘈椭校?煨涞镊攘Γń?朴谖げ??档摹翱死锼孤旰戏ㄐ浴保┳畈荒芨?枵?ㄒ桓鑫榷ǖ暮戏ㄐ曰?。?蛭?煨涞氖倜?邢蕖
一般来说，世俗意识形态对大众所作的承诺比较容易被验证。一旦当国家不能兑现那些承诺，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俗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世俗意识形态进一步细分，就会发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人性有不同的要求和对民众有不同的许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涨移湫砼涤?蝗菀妆恢の保?庖灰馐缎翁?陀?芪??业暮戏ㄐ蕴峁┮桓隹煽康幕? １热缑拦??⒃诟鋈酥饕寤?∩系摹盎?嶂?亍保?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有着人们所说的“钱币落在正面我赢，落在反面你输”（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的性质：你的成功证明了这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你没有成功很容易被解释为是你没有付出足够或恰当的努力。与之相比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就很难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建立在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础之上，?涨页信堤峁┮桓霰绕渌?缁嶂贫雀??昝赖氖浪资澜纾??纭案骶∷?堋?葱璺峙洹敝?唷Ｈ绻?桓龉?野压膊?饕逡馐缎翁?魑?戏ㄐ曰?。?坏┕?也荒芏蚁窒嘤Φ某信担?裰诼砩暇突岵??靶叛鑫；?保?佣???掖?春戏ㄐ晕；?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一个国家把合法性建立在像共产主义这样很不牢靠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一国家也是有可能取得较为长久的政权稳定的。这里的诀窍是：当大多数民众还相信这一意识形态时，国家就应该采用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补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禀不稳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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