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微博一直被刷屏，但在校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副情形。
戴志勇的原稿是不是矫情？当然矫情。我也承认他的原稿非常矫情，而且在一开始就指出来过这个原稿莫名其妙地把中国梦和宪政梦画上等号，实在突兀，对于那些还没有成为自由民主价值观共同体一份子的人而言，这样的言说并不容易让他们接受。对于那些已经和《南周》的同道而言，这样的口号又显得空虚。此后的《梦想是对应然之事的承诺》是《南周》编辑部自己修改的产物，个人认为其实比戴志勇的原稿要好一些，不像戴文用力过猛。如果这一篇经过自我审查之后的稿件能够刊发，对《南周》和广东省宣都是有益的。
事情后来的演变众所周知，问题的关键在于，戴志勇的原稿矫情与否，《南周》这份报纸的品质如何，立场怎样，到底在这场争论中有无意义？
《南周》同仁们的诉求简单明确，就是要驱走庹震，恢复报社独立运作。有些人说，既然是执政党控制的媒体，哪里有向执政党要求自由的道理？此言差矣。我举例说，父母生育子女，是否子女就可以被父母包办婚姻？结果有人的驳斥就是，父母没有子女的所有权，而当局有《南周》的所有权，这种解释看似高明，但也是混淆视听。中共党章里面也说，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不是自己跑到一线去什么事都领导。这么多年来国企改革为何要以“政企分开”为核心，也是这一道理。如果当局想要整肃南方报业，让庹震兼任《南周》的总编，庹震爱怎么改社论怎么改，那都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但庹震作为宣传部长，自己跑去干涉下属媒体的出版，这就是越俎代庖。这是个程序问题。
人应不应当坚持对程序正义的信仰？即使是当局确定的规章制度，人们是不是不应去违反？我想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庹震修改社论，擅撤稿件，都是于理无依，于法无据，这就是《南周》同仁之所以要驱庹的根源。所以我说，即使明天是刘奇葆修改《环球时报》的社评，同样应该谴责，至于以何种力度来谴责，何种方法来抗争，对于《环球》和对于《南周》，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的判断。
几个月前，有人为了“乌有之乡”的关闭问题争吵，我的态度很简单，对“乌有之乡”的关闭是出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合法的依据，如果有，那么就可以关，如果没有，那就不宜关。至于关了“乌有”在这个所谓“弱肉强食”的舆论场域，是不是客观上有利于我们，这是在其次的问题，绝对不能以此作为赞成或者反对一家网站关闭的条件。要争取的是“程序正义”，而不是在党同伐异之下争取自己的发声权，这要分清楚。如果你要搬出德国禁止纳粹言论等等例子来论证，那我们也要指出，只有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才有资格规定言论自由的边界，行政机关自身根本无权自行其是。
当局昨天可以关乌有，明天就可以关炎黄，毛泽东昨天可以反右整知识分子，明天就可以“大跃进”“上山下乡”伤及一般平民。《南周》这份报纸不怎么样，于是就说封《南周》和我没关系，就如重庆打黑时没有打到自己，就为薄、王拍手称快。表态才有力量，沉默就是纵容。
另一方面，更有人将此事上升到“言论自由”的高度，这也完全正确。从本质上来看，庹震违反程序的结果就是导致报纸的报道权限受压，新闻自由也受到伤害。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新闻自由”，但“言论自由”条款已经为“新闻自由”赋予了法律上的地位。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中国政改需从落实现行《宪法》始，现行《宪法》被虚置的情况必须被改变。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推动当局言论管制边界的后退，这是公民社会壮大底线的务实之举，何来“上纲上线”之说？程序上有问题，“言论自由”受侵犯，这是这个事件的两个不同层次，根本不是互斥的。
自由不是凭空而来的，底线是一步一步被民间推高的。民间不坚持，当局就会得寸进尺。有人反复强调，《南周》是党办媒体，《南周》的事是中共家法范畴，外人出来说三道四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不明是非。中国内地没有任何非党的媒体，所有公开合法的出版物都是由中共党政机关或其他官方背景机构主管的，要说党办媒体的编辑记者就无权争取新闻自由，那么中国所有国内媒体的编辑记者全部离职算了，都去外媒就解决问题了？事实上，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在中国内地的公开传媒仍是绝大多数民众获取信息，尤其是深度信息的最重要渠道，阅读外媒和翻墙的中国人仍是全民中的极少数。媒体人去外媒或者参与新媒体，摆脱官方背景机构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中国的媒体人苦于审查都用脚投票选择离职，这不能起到任何建设性作用，这种为去民间而去民间，为自由而自由的抗争方式实际上不负责任。
社会变革是体制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庙堂之上，江湖之中，并无清晰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两蒋”时期，台湾党外势力一直把参与选举，进入民意机构作为抗争的主要方式，这种从江湖到庙堂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从19世纪就兴起的“和平斗争”“议会斗争”方式的延续。媒体人在体制内反体制，正是以个体的力量敲碎体制的坚冰，以渐进的手段推动更大范围的觉醒。如果说媒体人在体制内反体制是消极和不彻底，那么论者是不是应该回去谴责台湾党外势力为什么不上阿里山打游击？
常识需要一再重复。对常识的重复可能让人感到厌倦，可能不如各种标新立异或者特立独行的言论更吸引人眼球，但绝不是多余。或许对程序正义、言论自由这样的价值的一再重申已经让你感到厌倦，反而是种种前现代的嘲讽，后现代的解构让你更有酣畅淋漓的快感，但我必须重申的是，不管在校内上有多少“意见领袖”反对我的观点，不管有多少人认为我是个不靠谱的“民小”，我也绝不堕入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
有些人说，中共当年就是“民小”，“民小”上台只能更糟。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共的理想主义是号召参与者的自我牺牲，而今天的理想主义强调的是公民的共同努力，中共的革命是军事优先的力量展示，而现今的变革是公民社会的稳健成长。中共执政，是用几千万人头换来，而现代化进程本身，不能用流血牺牲代换。我早就说过，我既不希望中国出现疾风骤雨式的革命，也不相信执政党可以搞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应该在最高权力内部冲突、分化重组与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的合力下完成。我从不相信每个人“从我做起”，中国就会变，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不能决定庙堂之高的人怎么做，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这就是“民主成功学”的意义，她的意义在于你的生活态度，而不在于以功利的眼光去评估它的效果。
有人说，凡事壮大我们力量的就支持，削弱我们力量的就反对。到底是谁在削弱我们的力量？无论在微博上，还是在SNS中，反体制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于没有共识，没有起码的共识。在这个强权凌虐，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不论改良也好，革命也罢，或是对变革路径持其他观点，不论南方粉也好，炎黄粉也好，两财粉也罢，或是对南方炎黄两财都黑，只要你对于社会变革的目标有着明确认同，就理应放下歧见，共同从每一个个案开始呼吁，在每一个事件中取得成长。大家对经济社会政策的看法可以有不同，也可以有争论，但是在政治问题上的内耗并不是什么正能量。有人感叹，中国坚持自由立场的人本来就不多，结果还在每天争吵，这如何能和强大的体制和团结的所谓“左派”斗争。诚哉斯言。
如果有人非要说当年清季改革派和革命派还论战呢，且不说当时论战有无结果，好歹双方已经走到的结社这一步。现在连个“公车上书”都很难发动起来，却已经开始互黑揭底，攻讦不断，让中国“宪政梦”成为“白日梦”，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诅咒者的自我实现吗？
（采编：马特；责编：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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