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工作者对中共审查方法的反抗蔓延到首都北京。据北京大型日报《新京报》的一位记者说，为保持独立性，该报编辑在深夜同宣传部门发生了对抗。
《新京报》是首都最大的报纸之一。这位记者说，宣传官员周二夜间抵达报社，下令该报刊印一家民族主义小报周一发表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谴责《南方周末》员工挑战他们口中的粗暴审查之举。
《南方周末》采编人员似在周三赢得了某些让步，但《新京报》的编辑记者却输掉了战斗。上述首刊于《环球时报》的社论最后出现在周三的《新京报》上。
北京市有关部门否认宣传官员强迫编辑转载上述社论。
广州（《南方周末》所在地）和北京采编人员的抗争故事在网上掀起波澜，逐渐成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一个政治挑战。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分析人士说，当局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可能会从一个方面为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定性，并迫使他界定自己对公开异见的容忍限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木说，现在这不再只关系到《南方周末》，主要问题是公众的巨大反应。他说，你必须给公众一个答案，这对习近平和宣传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南方有关部门似乎已经化解他们同《南方周末》采编人员的纠纷。《南方周末》是一份以试探媒体管制底线而闻名的报纸。据该报编辑所述，纠纷的起源是宣传官员撤下一篇呼吁加强保护法定权利的社论，换上一篇赞扬政府成就的文章。
《南方周末》的一名编辑说，广东有关部门同意不再在报纸出版前直接干涉出版内容。这名编辑说，此外，有关部门还承诺，在抗议中罢工的记者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处罚。
这名编辑说，下一期的《南方周末》预计将于周四正常出版。
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要求记者有问题向广东省外事办询问。广东省外事办的一名官员拒绝置评。
据向《华尔街日报》讲述事件经过的记者说，周二晚上八点左右，在《新京报》报社，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官员与《新京报》的领导们开始了一个会议。几个小时过后，《新京报》的领导们要求员工迅速完成第二天报纸的签版。他说，目标是在12点半前签完。
这名记者说，不过，会议仍在继续，《新京报》的员工们已经了解到，会议的内容是关于《新京报》的领导拒绝转载《环球时报》社论的事。他说，当时的形势非常剑拔弩张。
他说，他和其他同事从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那里听说，《新京报》的社长戴自更和主编王跃春都表示，如果登了这篇社论，他们就辞职。
记者无法联系到戴自更和王跃春置评。
这名记者说，《新京报》的编辑记者们不想刊登《环球时报》的社评，因为它根本不符合逻辑，不符合良心，也不符合我们《新京报》的一贯的风格。
半夜12点过后，《新京报》的工作人员纷纷从家里回到报社。这名记者说，我们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小时，这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后来才感觉到，压力真的非常大，据说领导在等消息。他们的条件是，不管发多大，哪怕只是一坨，也要发。
当时，报社已经开始印刷第二天的报纸，报纸上没有这篇社评。但是记者说，同事们意识到，除非刊登这篇社评，否则宣传部门可能会不让出版这一期报纸，在这之后，大家都沉默了。
他说，到了1点半的时候，印刷厂被通知暂停印刷。我不认为这是妥协，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
周三，《环球时报》那篇社评被转载刊登在了《新京报》第20版上。
目前还不清楚戴自更和王跃春是否已辞职。这位记者说：报纸的高层究竟怎么变动，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北京市委宣传部让记者有什么问题向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提问，而该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已与有关部门核实过情况，并无此事发生。
周三，广州《南方周末》总部大门外的抗议还在继续。一些抗议者说，他们对政府的承诺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说，中国威权体制将不可避免出现更大范围的改变。
46岁的方孙辉（音）说：如果这种体制一直不变，如果党一直不变，我们的国家和民政就会灭亡。他在网上看到抗议的消息后，便从粤北赶到了广州。
周三，支持改革的活动人士与中共支持者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中共支持者高举毛泽东画像，说那些主张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是卖国贼。其中一个标语牌上写着：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此前中国各地发生的引人瞩目的骚乱都是与环境和土地等问题有关，但《南方周末》引发的争议则更加触及中共核心。
几十年来，媒体管制已经成了中共努力影响大众舆论的根本所在，而且近来还在帮助中共消除中国数亿社交媒体用户不断的“聒噪之声”。而正是由于网友的努力，中共信息垄断的高 才被推倒。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本周刊文，回忆中共向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的成功宣传对它在1949年掌权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章说：民主革命期间，我党用“笔杆子”唤醒了百万工人和农民，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
在中国，报社主编目前仍由中共指定，而且每天都有宣传部门的领导来指导工作，告诉主编如何报道敏感政治新闻以及如何排版。但很少会有宣传部门强迫某家报纸刊登另一份报纸的社评。
《南方周末》前常务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钱钢表示：《新京报》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自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很少见的一种策略。
BRIAN SPEGELE / JOSH CHIN发自北京 / PAUL MOZUR发自广州
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