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平

并不是每一家媒体都和宣传部门势同水火。恰恰相反，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宣传部和媒体是一家人。他们的共同任务，一是如何教育国内人民，二是如何抵制外媒谴责。在中共的历史上，多数时候二者配合密切，相辅相成。

宣传部门是管理者角色，它自然和作为被管理者的媒体会有摩擦。但是，和一般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摩擦不一样，宣传部门的权力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受制约，二是黑幕化。宣传部门每天都在向媒体发禁令，大到国际政治，小到企业恩怨。有些禁令非常荒唐。然而，哪怕是中共组织内部，也几乎没有任何机制来对其制约和修正，形成它绝对正确的权力地位。行政机构的决议或指令大多有档案记录，很多必须公开，但宣传部门的禁令被当作国家机密予以保护，而且他们也愈来愈不愿意留下痕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别的机构权力受到挑战，管理受到质疑，指令受到抵制。不服从者一可以向上级机关反映，二可以找媒体投诉（或者直接到网上控诉），三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三种情况，宣传部门都很少遭遇。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在上海工作时，亲历过这样一件事：我所在的媒体打算揭露一家企业的丑闻，该企业找上门来，希望以广告换得撤稿。总编有些动心，但是遭到编辑记者的反对，於是拒绝了这笔交易。第二天，宣传部门来了禁令，不准报道这家企业的丑闻。大家都傻眼了，直後悔没有收下广告费。我们无从知道，那家企业找到宣传部这条捷径之後，那笔预备支出的广告费，是省掉了呢，还是变成了贿赂？

宣传部门的权力没有边界，工作也就没有规则。如此一来，宣传部长的个人志识和兴趣，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宣传部门开明一些，甚至认为自己有推广现代文明的责任。有些宣传部门看到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不仅自己乐于被腐化，也用它来腐化别人。国内不少着名的学者，都从宣传部门手中接过脏活。我自己也曾收到宣传部长的邀请，如果愿意去配合他写点文章，「好处不在话下」。

有些宣传部长行为乖张，喜欢舞文弄墨，摆弄媒体。2000年前后我去上海，总会听到同行议论某宣传部长，他经常到本地晚报办公室设计版式，决定重要新闻的位置、字体大小及是否套红。

宣传部门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工作的黑幕性质，而且又和媒体是一家人，令其腐败行为无从揭露。坊间很多传言，都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

网络时代，也偶尔见到媒体同行通过微博等管道抱怨，自己采写或编辑的稿件被「强奸」，但是多半如风过耳，无声无息。

宣传部门和媒体的冲突，一是来自媒体人的良知，二是来自媒体的市场需求。很多时候，宣传部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指令，让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感到惊骇，更难以面对「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文人传统。 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编辑记者，又多少接受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将报道真相作为自己的职业荣誉，这与宣传部门「党管媒体」的核心理念必然产生冲突。二十多年来的媒体市场化，又让大多媒体面临读者的选择，尽管也有中央电视台那样的媒体在垄断权力与市场攫取中游刃有余，但更多媒体还是必须在说真话与被抛弃之间二选其一。说真话有市场，但可能面临宣传部门的处罚。

南方周末同仁的这次集体行动，不仅公开挑战宣传部门的权力，而且以「深入调查、公布真相」的诉求将宣传部门的黑幕撕开一条裂缝。这是这场抵制运动中，我最看重的意义。内幕曝光，任何人都会知道，中国到底有没有新闻审查和舆论管控，这种审查和管控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每一个珍惜自己知情权的人，每一个不愿意被洗脑的人，每一个支持言论自由的人，都应该发出抗议的呐喊。

来源：阳光时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