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习仲勋1962年在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被打倒，至1978年复出，时隔16年之久，那一年他65岁，普通男人该退休的年纪了，他却受党中央委托，主政遥远而陌生的南方大省广东。其他复出的老干部，都获得了与打倒前相当的职位，习仲勋却以副总理之尊，低配为省委书记，接替同龄，但资历稍浅的韦国清。
习仲勋当时并不认为自己被轻视，因为那是去当叶剑英元帅的父母官。习仲勋南下主要是叶帅的安排，选择习仲勋可谓用心良苦。叶帅建国初年主政广东时弊了一肚子气，他率领大军平定南粤，刚想用心建设家乡，不到两年时间就因土改争议，被南下干部陶铸和赵紫阳架空，1953年叶帅带着悲伤无奈离开广东。此后历次政治运动，外省经常换名堂，而广东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反地方主义”，自1951年赵紫阳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算起，至1971年林彪叛逃，“反地方主义”整整持续20年之久，共有3万多广东干部受整受贬，有4000多干部被遣送回乡务农，有70 多人自杀（其中海南红色娘子军60多人），饿死百万人，被冤枉枪决3人， 至于被冤为“地方主义”的华侨，更是不计其数。广东从49年之前的发达省份，变成1970年代的工业落后省份，几乎没有重工业。与此同时，香港从转口贸易小城，一跃变成工业重镇。
“反地方主义”后果严重，但广东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是毛泽东亲自督战的，因此增加了平反的难度。1958年3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汇报工作时插话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马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以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文革结束之后，毛氏个人崇拜余波未消，广东省委班子成员又大多是靠“反地方主义”起家的，必须靠有力人士才能扭转局面。
叶帅挑选了习仲勋，并不是两人交情有多深厚，也不仅仅因为习仲勋曾经官至副总理，主要是习仲勋也深受“反地方主义”之苦。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不久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红区，党中央把他们解救出来。叶帅希望习仲勋担当一次当年党中央的作用，以外来者的身份平反广东的“地方主义”冤假错案。
在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帅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习仲勋亲自处理有关反地方主义的一系列案件，排除各种阻力、弄清历史，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冤由、真相，统一省委班子内部认识，于1979年8月17日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送《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并附上省委准备下发的《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上报批准，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的报告，但仅仅开了头，习仲勋就上调中央书记处。
接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在南下之前受主要领导同志叮嘱：“宜粗不宜细”， 1980年10月底，任仲夷以调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为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上报中共中央要求彻底为地方主义平反割尾巴（《关于冯白驹、古大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彻底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仅仅是恢复名誉，已经温暖了广东干部的心，一批刚刚复出的广东干部急不可耐地投入到改革开放探索当中来，不图个人享受，甘冒政治风险，他们是吴南生、刘田夫、方苞、梁湘、梁广大、袁庚、欧阳德、许士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经济制度，很多是由他们从香港引进的，而他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因为勇于改革而遭殃。
到1994年4月，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为方方彻底平反的通知——历经15年的反复伸冤，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但是旧的反地方主义刚刚平反，新的反地方主义就开始了。又过了十多年，现在广东的省长书记都是外省籍，外省交流干部已经深入到副厅一级，地方主义是遥远的回忆，相应地，中国的改革声音越来越薄弱。中国若想重启改革进程，也许要从再次激发广东本地干部的干部热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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