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议
2012年12月号
一、绪语
所谓新政，始于“不封路”之类的作秀，估计也会止于作秀而已。真正根本性的、也是最需要的政治变革，早在“空谈误国”“高举旗帜”的双封杀下成为新政中的政治不正确。被广泛寄予厚望、而且被认为是阻力相对较小的经济改革，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下来，还是城镇化、税制改革、促消费之类，仍是那套“有为政府、操之在我”的思路。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国企霸权、金融倾斜、土地垄断等基本要素，则毫无触动。
对于公民社会，特别是其中较为坚决地保持政治反对立场的人，新政则不啻秦政。一方面，高压手段保持了力度，如抓人、判人不断。另一方面，欺骗性的手段如网络立法的闹剧，也紧锣密鼓、自拉自唱。党国的司马昭之心在于钳制舆论，可谓路人皆知。在一般社会政策层面，诸如居住地高考、土地拆迁等已有承诺的跳票，显示出本朝甚至连最低程度的让利、让步也不愿（甚或不能）做出。
继续呼吁改革，如本月底很多公共人士所连署倡议的那样，也不是不可以，总比怙恶不悛强。但最好想明白若对方不改，自己该如何。没有哀的美敦书条款的呼吁，没力量。建议签名诸公参考北美十三殖民地从向英王和议会呼吁到揭竿而起的历史。
二、话题
新政与反腐
石扉客：不要跟我说新政：爆料或奉旨爆料不是新政；以腐制腐或选择性反腐不是新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新政。不用说开放两禁，至少做一做开网放人平反公财这四项，这才有点新政影子！
王晓渔：所谓新政，只有一条标准，即还政于民，标志是开放两禁。以反腐和严打的形式加强中央集权，是老的不能再老的套路，七百年前的朱元璋同志就曾运用得炉火纯青。
王晓渔：在司法无法独立的情况下，腐败与反腐都是帝国的治理术。帝国默许腐败甚至予以制度性鼓励，体制内人员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赵楚：我对所谓反腐风暴是很不看好的，因为比这个声势大得多的运动我也看过了，运动不可能反腐，相反，没有宪政、法治、合法的政治反对，人们结社、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反腐只是现行吸金和分赃体制的一环而已。垄断权力的专制是人类最大的腐败，也是一切其他形式腐败的源头。
何三畏：脱稿讲话不是改革，“一般情况”不封路不是改革，领导来了不铺张不是改革，密集抓人也不是改革。财产要公开是改革，新闻不管制是改革，司法能独立是改革，选票可兑现是改革。制度性的变化才是改革。
何三畏：今天中国的媒体对抓李春城同志发出欢呼，称其“提振民众反腐信心”，跟上次欢呼抓陈良宇同志，上上次欢呼抓陈希同同志一样激动。悠着点吧，如果接下来还抓一个比春城同志级别高的，是不是要上街欢腾了？中国民众的对反腐的信心，隔十年就要提振一回。
木头口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毛主席当年所谓“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中国很多人颇吃毛的这口“豪情万丈”，但别忘了这豪情最后落实在什么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不尚空谈集体实干”，就是大练钢铁。
任志强：清除腐败是任何朝代，任何政府都共同的目标。因为任何政权都无法在腐败的伤害下长久。连纳粹也不例外。但约束，处理腐败的制度与方法不同，因此效果也不同。有的靠信仰，有的靠自觉，有的靠系统内的监管，有的靠秘密警察，有的靠社会监督，有的靠内部监督与言论自由。最终反腐成功的案例都是依靠制度。
张维迎：如果对存量腐败算旧账，则可能使反腐败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建议以十八大为界，搞特赦算新帐。
鳥：和同行聊到结构性减税，都认为这就是个糊弄人的玩意儿。中国税赋要真想降下来，是非得进行政府改革，减员增效，同时约束政府权力不可的。观习的动作，外界的期望很高，但在这些干货上并没有传出什么风声，美其名曰“平稳过渡”、“务实”，其实吧，我觉得是心有余力不足才是。这才是调结构的核心。
Dajun Zhang ：俺老乡对城镇化的评论，很到位：“一但城市化，规划区域内的所有土地就属国有，政府可任意征地、任意开发、任意拍卖，土地就不在属于耕地范畴。我们这些可怜的农民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大部分会如同垃圾一样被流落到城市的角角落落，失去了土地的经营很可能靠捡垃圾度日”
谢文： 在北京最冷的一天，人大将紧急而秘密地讨论管制网络信息的决定。这决定不是法，没有长期的酝酿，讨论和三审过程，却具有法的地位和作用，号称法规。这是对法治的公然嘲讽，所谓新政以此开局令人扼腕。
莫之许：废劳教又可以撸至少5年吧，然后又废法制学习班，继续又撸5年，习总就平安到站了。。。想当初废收容遣送，新政喷薄而出，混了至少5年，后来眼看混不下去，影帝出来谈谈改革，又混3年。。。
zhongdao123: 大清预备立宪，宪法也有了，机构改革也完成了，行宪的步骤和期限确定了，还是被人看破是假借立宪，实保专制。现在我党连一句改革的囫囵话都没说，就有人从字里行间看出春天了。当年大清要是有这帮好奴才肯定不会亡国。
冉云飞：六十年以来红脸黑脸配套的方式，是久用不衰的政治运营套路。高压带来恐惧，统战带来虚假期望。玩信息垄断，挑起群众互斗，让族群和阶层撕裂。不能结社，让你像戴黑头套的马铃薯，永远无法形成利息诉求合力。高层玩些开明的套式以笼民心，稍低层来恐吓，左右互搏以愚黔首，让你了此残生。
冉云飞：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要给执政党一个回旋的余地和空间，不能把它逼到墙角。把党逼到墙角，党就会把社会逼到墙角，大家都逼到墙角就没有一个和平转型，最后必然要走向对立。@五岳散人 兄说这是什么逼房子，到处都是墙角？对此网友@雪域狗熊 的回答最为经典：这房子是五角星。
上官敫铭：爱新觉罗家族无论拿多少,顶多是个败家子行为;家奴多拿了那才是贪。家奴们应该明白作为奴才的本分,各位看官也应明白天朝所谓反腐的本质。
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第一，三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天下定于一尊”局面，总书记一上台就掌握军权；第二，总理和总书记想法和路线高度一致；第三，老人干政的现象基本结束了。这一个月我很欣慰的就是，坏的政治在减少。
吴稼祥：【老区与特区】离任总书记昨日完成对遵义视察，今天，新任总书记赴深圳特区考察。这不仅仅是凭吊与前瞻的区别，也是墓地与风帆的区别，红色与蓝色的区别。
王晓渔：不管去西柏坡还是去深圳，都不如去锦州。
吴稼祥：接戴晴电话，一直对她不予理睬的《光明日报》，突然与之联系，要给她办退休和养老保险；傅高义写的《邓小平传》大陆简体字版，三联书店报批半年，没有音讯，前不久说，要删去与某个事件有关的3章。近日听说，只需要删去1章。冰冻三尺，但春气已动。
于建嵘：十年前，胡总到西柏坡学习，重温毛泽东的革命传统；今天，习总到深圳视察，重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说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认识到了，继续改革才是正路。但改革只是手段，目的是开放。邓公的改革是让中国向世界开放，经济向民营开放。今天的改革应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向民众开放，政治向多元开放。
中共中央：禁止节假日期间买官卖官。
莫言领奖
王晓渔：“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句话说得非常动人。但是，谁能够让众人都哭？谁能够不允许有的人不哭？谁是胁迫者？是“老大哥”，还是批评者？一边为审查制度辩护；一边把批评称为“脏水”，恐怕只有用“讲故事”的方式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吴祚来：莫言是真实的，而不是真诚的；莫言是体制的，而不是独立的；莫言禁锢了内心，莫言无法自由；莫言是杰出的，而不是伟大的；莫言是怯懦的，而非勇敢的；莫言是回避社会正义的，而不是直面社会悲剧；莫言穿着西装，但贴身仍然系着领导送的红肚布。
彭晓芸：莫言用叙述体强化自己讲故事者的定位是聪明的。文学与苦难攸关，莫言的文学成就是苦难换来的，这点值得致敬。没人要求作家一定成为政论家、伟大的思想家，只是，作家应达到普通网民所能及的政见常识、价值认知水平，起码不说否认专制存在的话，不把极权的政治审查与民主社会公民一般言论责任混为一谈。
文涛：莫言亦是上个世纪中国苦难在文学领域的集大成者。伤痕文学的大家里，进入21世纪命运迥异。有人飘零海外，有人身陷牢狱。不敢呐喊也罢了，低调地奢华也罢了 。但从你的演讲全文读出的，是在消费苦难。这不行。你选择了站在国际舞台上当说书人，请原谅我这个听众表达刻骨的反感。
昆仑风：莫言和瑞典文学院的老朽们共同在斯德哥尔摩上演了一场真人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算是百年奇葩。
北京-老鱼-拉萨：看了莫言的发言稿，感觉一：写给外国人的，尽量装单纯，装民俗；感觉二：写给当权者，我还是有大局观的；感觉三：写给批评者，我真的很无辜、很无奈。还有就是太长了，无吸引力。
凤凰张婉：据说，莫言没到瑞典之前，就已经被某领导警告：到瑞典之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应说，你应该清楚，不用我教你了吧……
网络立法
王晓渔：管制言论自由，最完美的借口就是扬善惩恶。谁来决定善与恶的标准？自然是把“管制”说成“法治”的管制者。17世纪，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里反对以善的名义取消恶的言论。他这样说：“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谢文：在北京最冷的一天，人大将紧急而秘密地讨论管制网络信息的决定。这决定不是法，没有长期的酝酿，讨论和三审过程，却具有法的地位和作用，号称法规。这是对法治的公然嘲讽。
杨天石：管理网络首先要管理好“网管”部门。治人者首先要被人治，“管人者”首先要“被管”。网络管理部门，包括有关党政部门首先要守法，在法律，特别是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管理，不能只要求网民守法，而“网管”可以任意封网、删帖，过滤信件，封锁邮箱，肆意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hnjhj：网络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后，可以想象，你人肉他就是违法，他人肉你依然合法。
王晓渔：“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予以保密。”——把“窃听”表述成“为公民保密”，真是语言大师。
谢文：细读静观央媒央视关于互联网如何罪恶滔天的排炮，忽然对很多成语有了新的感悟：指鹿为马，指桑骂槐，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围魏救赵，声东击西，暗渡陈仓，瞒天过海，顾左右而言他……原来多数是三十六计里的东西啊。
Hui Zheng (郑晖)：一个连部门都经常不能实名（所谓的“有关部门”）的国家却要推行网络实名制，真是一个笑话。
谢文：欣然看到许多报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披着法律治网外衣，干着倒行逆施勾当的寒冬逆流进行抵制和抗议。那些至今对此事一言不发的微博大V们需要想想，对大是大非立场暧昧，有什么脸面继续混下去。重庆事件是个例证，事发前逢迎拍马，事发后竭力洗清。这种招数在网络世界不管用，一切都有记录。
北京日报：微博割裂社会现实，成为负面情绪的扩散器和社会矛盾的助推器，任由一些人在网络上对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问题混淆是非、颠覆解构，煽风点火、扰乱视听，消解社会共识的形成，肆意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等恶劣后果，不堪设想。
人民日报:管一管网络乱象是多数老百姓愿望。微博不能没有“合法边界”。网络反腐须纳入法治轨道。
赵楚：人民日报是一个政党的主办的报纸，但其员工享有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和身份，他的经费来自国库，这即使按照现行法律，也是没有明确根据的，其发行是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销售的。这样一份报纸现在来微博上谈法治，这是什么幽默精神？有法治的地方会有这种报纸吗？
大蒲哥：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水军把网络搞不乱，共军倒是可以。
中美校园惨案
韩志国：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28人遇难，这一消息一瞬间覆盖了中国媒体，大部分是头条新闻；同一天，河南光山县发生校园伤害案，22名学生被砍伤，７名学生因伤势严重而转院，主流媒体似乎都在装聋作哑，只在微博上才能看见。主流媒体如此迥异的态度，是因为中国儿童的生命不值钱吗？
光头司令哥：不要怪央视昨天一整天都在报道美国校园枪击案却对河南的校园砍人事件漠不关心了，领导的孩子都在美国啊。
新华视点：全国中小学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16000多，意味着每天有一个班级消失。是什么导致一幕幕惨剧发生?除了社会治安、安全防护和教育问题,我们还应该看到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比如人性关怀不够和道德底线缺失。河南光山砍伤学生案可记取的教训很多，不要再选择忽略。
胡锡进：政府隐瞒信息吃的亏栽的跟头还少吗？但光山县和信阳市阻止报道小学校砍伤事件，再次说明“低调报道”情结在中国官员中是多么顽固！在互联网时代封锁民生突发事件的消息完全是自欺欺人，那样做的社会条件已经坍塌。光山的事如果不变成全国官员刻骨铭心的教训，那将是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
人民日报：发生在中美两国的校园惨案，令人心痛也引发争议：有人谴责暴行，有人检讨制度。孩子的生命同样金贵，媒体不能“选择性失明”，只是在众声喧哗中，我们不能用事后的道德激愤掩盖了事前的集体冷漠，用指责讨伐而替代了反思改进。中国要前行，需要批评声音，更呼唤建设性力量。
奥巴马：这个世界会依据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儿童而对它作出评判。
三、微言
政论
孙立平：十年庸政，维稳令法治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十八大后释放的在押访民，竟有八旬老人和哺乳妇女。私有财产毫无保障，征地强拆到处刀光剑影，血溅五步，更不必说《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
刘军宁：中国自由主义的前景，如果说过去与当下还是个理论与启蒙的问题，那么在未来，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更取决于自由派的行动力，取决于自由派政治家的出现，取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精英、社会工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三方结盟。
龙应台：呼吁现场观众尤其是计算机前的大陆网友，不要全然相信台湾电视新闻中的报导，那不是台湾的真相。台湾对华人最大的贡献，不是它做得多好，而是它开拓什么，而且是在摔倒后如何站起来。台湾对华人世界最大贡献，在于实践与开拓，台湾绝对是民主实践的标本。
吴祚来：极权政治本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以谋取权力利益为最高追求，但却做成了一个貌似信仰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东东。所以极权政治家都是道德家与文化表演家。当它是政治共同体的时候，他们依恃的是枪杆子，而当他们假装成道德与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他们依靠的是通过真理机器制造谎言。
连岳：1、如果卖切糕的全是强卖强卖，那他们早不存在了。2、因为有某个人强卖就驱逐憎恨所有卖切糕的，这是对公平经营者的犯罪，断了许多人生路，对爱吃切糕的人也不公平。3、总的来说，中国最坏的，从量到质，双料冠军都是汉人。
蒲飞：被要地要石油的时候俺们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现在就为一切糕俺们就是“非我族类”。现在知道身份认同危机是怎么搞出来的了。
人心
俞可平：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众多奸商、刁民、劣医、骗子，他们也无疑应当对其无良行为负直接的责任。但是从根本上看，对社会诚信缺失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政府，而不是社会；是官员，而不是公民。政府失信于民，势必会导致严重后果：一是公民对政权失去基本信任；二是社会普遍出现道德和信任危机。
慕容雪村：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备受崇敬，并不是因为过人的才华和了不起的见识，而是他那种永不妥协、反抗到底的精神。对苏共和苏联政府，他一直奉行著名的三不主义：不相信、不害怕、不原谅。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不相信已经很难，不害怕更难，不原谅则难上加难，因为愚民统治和洗脑教育总是会造出大批犬儒和乡愿。
吾非羊：冯小刚的苦难三部曲：《集结号》内战胜出，建立新中国。《唐山大地震》，战胜天灾，美好人生。《1942》，吃饱饭的新中国别忘记没吃饭的旧中国。一个主题——感谢党。
余世存：遇到一个研究红军战史的专家，我问红军队伍里的神异之事。专家说，他是不懂的，不过早先打仗都幼稚得很，是一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拿着罗盘打仗，请几个阴阳先生算卦，哪天该打仗，打输了往哪里跑，都交给老天爷。我说，这不糟蹋我们的易经文化吗，怪不得先哲说学易之失在于贼，出产了一些没出息的贼寇。
黄普磊：人权大于主权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我国儒家先贤孟子早就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比国家重要。而主权大于人权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它流行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纳粹，声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个人利益必须为国家利益让步牺牲。听着耳熟吧？
成都冯川：今年初夏，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刘再复应邀来四川省社科院讲学。社科院招待他吃饭时请我陪座。席间刘说：“科学家发现，在中国，‘人’这一物种正在迅速消失。”大家无语
崔健：“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周有光：我们这些人当时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是专制的，共产党是宣传民主的。
民听
张伟_Zor：网易跟帖闪现着惊心动魄的灵气。问：世界上最大的单相思是什么？重庆网友答：我爱我的祖国。
1句实话：东方早报：上海公墓已经占用超过70%，数年后将面临死亡人口将无地可葬的危机 网友回复：让领导先死。
警界学者黎津平：前几天在某大学给党政领导干部上课，我说90%以上的访民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地方不应派人截访。课间休息时，一干部对我说：90%以上访民都是神经病和无理取闹的缠访者！就是要截访！
胡紫微：一条目击习总出行不封路、不鸣笛、允许社会车辆混行的微博也删。懂好赖话么。有你们这么傻逼的么。别你妈说神马安保考量，P民现在上大街买把菜刀都不易。多想学好的领导栽在你们这帮脑残的杂碎手里也满完。
作家崔正浩：美国：人权日，中国：权日人，朝鲜：日人权。
警察方明：“我13岁参加革命，一生没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为啥临老还会被劳教？”——【辽宁营口80岁抗美援朝老兵，因进京上访37次，反映民警无故将儿子废品没收卖钱私吞，被当地判处劳教一年半。】
郭东翔:《孟子》新解：问：“为什么被有钱有势的人包养的女人不能叫卖淫？”答：“富贵不能淫。” 问：“为什么有钱有权的都移民了？”答：“贫贱不能移！”问：“为什么有权有势的都永远不会认错？”答：“威武不能屈！
邱大春：和一政府官员吃饭，酒过微醺，我：昨天看到报道，今年的群体事件达到近十万起，为什么政府还一直在使用暴力维稳？官员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气壮山河地说：对付这些暴民，我们必须要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众皆哑然。我：那个……服务员，给领导倒酒，倒满。
中国微生物：世界末日为什么没有按时来？ 答案 A、没有户口，办不了身份证，出不来； B、房租太贵，来了住不起； C、遇到领导出行，交通管制，不敢来； D、没交够五年的税和五年的养老保险，没有摇上号；E，某些国家的官员们正在创造末日，不需要来。。
老徐时评：铁道部真敢拿全国人民开涮，火车票降价五毛钱，就大张旗鼓宣传生怕全世界不知道。一张票便宜了五毛钱也好意思说自己降价。不知道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五毛啊。有网友说，这降价的钱就像在长江里打了个鸡蛋，好像全国人民都跟着喝了鸡蛋汤似的。
独立学者2010：中央军委发禁酒令后茅台市值一日蒸发125亿元， 这是市场的力量。高铁动车票降价5毛到4元，这是政府的忽悠。
王晓渔：如果周口市长调任广场管委会主任，就皆大欢喜了。
蒲飞：从最近时政的新闻算是看明白了，原来毛主席的好学生学的都是主席的生活作风。
Z Ge：我党对耶稣的兄弟（洪秀全）很正面的，但对耶稣的妹妹（全能神教）就说是邪教了？显然是双重标准嘛
官话
习近平：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习近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王岐山：“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更何况大家提的各种意见？”
刘云山：国家博物馆就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中央领导第一次集体活动，选择在这里，体现了文化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
胡锡进：中国的政治协商途径应阔得更宽，网络上各类活跃人士应受到体制的尊重，并被纳入政治沟通的范围。不应再把网络简单看成虚拟社区，它的舆论动员力是真实的，而且是迄今最大的民意库。联系群众，官方就应“深入”互联网。能与互联网“相处好”，中国就实现了阶段性“民主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