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举报、攻击作家莫言而一举成名的网民毛星火，得到正式答复：他对莫言的公益诉讼，将不被受理。他说，尊重相关部门的决定，但会继续起诉莫言。
不少人将他视为一个小丑，但是当然，他自我标榜为一个“说真话”并因此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并不奇怪，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一：加害者往往自视为受害者，因为这样才能占据更多道德资源。
在这件事上，值得重视的当然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莫言的沉默。这位当代著名作家，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曾被官媒盛赞“以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时隔不过十年，就被无数网民指控“通过写作抹黑中国”，近一年来甚至有很多人制作视频、写文章专门分析为什么他是汉奸，而对此，他一直保持了不同寻常的沉默。
固然，但凡了解一点当下的舆论环境就可知，沉默可能是他最恰当的回应了，毕竟在这个问题就像泥淖，做任何挣扎都注定凶险无比。不过，沉默有时是最高的不屑，有时却是无力的象征，他这样又算是什么呢？大概是“为了避免更多麻烦的忍让”？
这和自由批评是不一样的。当你的权利有足够坚实保障时，对这些喧嚣确实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因为那威胁不到你。
1931年2月9日，福克纳发表《圣殿》。评论家们摆出一副恼怒、憎恶、惊愕的姿态，对写作技巧一笔带过，大评特评福克纳对暴力和性变态的迷恋。不出几周，买《圣殿》的人比《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加在一起的人数还要多。4月底，销售量超过福克纳以前所有小说的总和。
在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下，这种批评的效果堪比广告。1960年代，美国庸俗色情小说家Jacqueline Susan经常受到严厉抨击，舆论呼吁禁止她的书出版。其丈夫（也是她的代理人）说：“每次有评论员或批评家说这是一部黄书，我们便注意到其销量大增。”当《时代》杂志谴责其黄色小说《玩偶谷》时，他说：“我们鞠躬作揖，偷偷说：多谢了！……他们唯一能伤害我们的办法就是对我们不理不睬。”
显然，在我们这里没办法这么轻松。去年6月，莫言新作《鳄鱼》出版后，遭受了大量抨击，而这些大多不是从文学性和审美的角度出发，只是挥舞着政治正确的大棒——一个不懂文学的家伙也能大言不惭地抨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想必让他们感觉良好，不仅如此，那位名人还没法还手，这就不仅可笑，甚至恐怖了。
也因此，像毛星火这样的批评者最容易遭受的质疑就是其道德真诚：有的是人嘲骂他只是借此出名，反正这样鸡蛋里挑骨头没有任何风险，左右都是赢——莫言不回应，他固然赢；如果竟然忍不住多看他一眼，那更是赚到了。
确实，这位原本籍籍无名的网民，这次算是一战成名，迅速积累了20万粉丝，推出了年费500元的VIP粉丝服务，当然还不可避免地带货了。微信群里转发这个消息时，人们都揶揄着，那意思是：“早知道这货会这样！”
这思路无非是说“你到头来还是有私心，要是你不图钱，我还敬你是条汉子”，然而，一个没有私心的毛星火才是更可怕的，试想一下，一个人出于“真诚的无知”，不图什么，就是为了口诛笔伐打倒知名作家——实际上，他那20万粉丝里，大部分恐怕就是如此，更别提网上还有大量人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
必须正视，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信念，并且正是出于这些坚定的信念在严词抨击。不仅如此，他们的攻击性常常倒是一种防御性反应，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原有的价值支柱正在摇摇欲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攻击时还会自视为受害者。
仅仅嘲讽他们有私心、愚蠢是不足以消除这一现象的，这其实源于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念：只有那些正确、真实的信息才能被允许发布，并且由权威来发布。问题是，他们自认为是在维护心中那个清朗、干净的秩序，却没有意识到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所有人都只能闭嘴了。
我们这个社会在运作过程中，像这种浸润在传统价值观的普通人对权力是无条件信任的，而且对权力之外的其他东西都保持高度的不信任，比如文学，比如艺术，比如资本，比如宗教，甚至科技，所以才有那句得意洋洋的蠢话：“可以搞艺术，但是没必要。”
《偏见的本质》一书认为，政治性价值观就意味着对权力的兴趣，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从等级、控制、支配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不容许有任何偏离，最狂热、偏见最强的群体将“政治性”价值观排最高，审美排最低，而最宽容的那群人则相反：
审美（aesthetic）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说对莫言的攻击是可悲的，因为这种攻击本身证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习惯了挥舞政治性价值观的大棒来敲打文艺作品。可想而知，这样一种心态如果足够普遍，那就很难说是宽容的。
对这些狭隘的心灵来说，少几个好作家、好作品是无所谓的，当然更不会为此痛心，也不承认文艺的独立价值，因为他们是在用文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的好坏——当然，这样的声音向来不少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忍受这些人为我们选定能看什么？
艺术策展人祝羽捷前两年有段话说得很好：
我们总说审美多元，可你明显感觉到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固执的评判标准，有人觉得工业很美，有的人觉得工业无比丑陋只想躲进自然里。每个人的审美太感性了，但这个标准一定是受到当时文化、习俗、政治、社会的影响。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吕燕的照片，心里也是超级困惑，后来不断在媒体看到她的照片逐渐接受了这种美，这是与我小时候在主流媒体上接触的不一样的个性，不用靠近主流审美（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而是放大了自身的特点。
美丑都是相对的，审美的主观性也不排除身份的认同感，有些人觉得丑，并非是视觉范畴，是因为感受到了“异己”，如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美丑一线间，没有必须要说服别人去认同。
文学的道理亦同，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但用外在于文学的政治标尺来敲打作品和作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势必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贫瘠化。
我们不应容忍这样的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