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上有位网友声称我们今天：“没有法制，有的只是法治。其实那法不是法律，乃是办法，治的却是异己之人！”我的一位朋友在微博上亦持类似看法：“怎么都说法治法治，是法制呀，没有真正法的制度，越治越可怕。”对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赞同，回了一贴：“法治比法制更重要。法治相对人治而言，是法的统治（rule of law），法制则是法的制度，但这里的法完全可以是工具层面上的法（rule by law），它只是权力者统治手段的制度化。比如法家也有法制，但不可能有法治。” 其后，一位朋友又跟上一句：“无论法制还是法治，核心是法，法的制定，授权，解释，维护”，于是话题从法治或法制又转移到法本身上。
法治与法制，前者是一个明确的法学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查我手上1983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其词条有“法治”而无“法制”。复查由邓正来主编并于2002年出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也是没有“法制”词条而有“法治”词条。那么，到底什么是法治呢，请看《牛津法律大辞典》的释义：“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
此一释义很明确，法，作为某些原则，具有至上性，任何权力或权威都须对其服从而不得与其相违。这些权威通常是指政府的三种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换言之，法治的意思不是指政府在统治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是高于政府的法（基本原则），这是“rule of law”的本义，即法的统治。至于政府，只是按照这个最高法对社会进行各司其职的管理而已。它固然也有统治权，但，是一种有限统治权，限制它的便是高于它的法。不用说，这个法是也只能是宪法。至于后位朋友担心，无论法治还是法制，关键还要看是什么法，因而法的制定便尤为重要。但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语境中，这种担心其实多余。牛津的法治概念很清楚，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它的价值本位是个人及其权利。此即法治的法，无论宪法还是下位法，其制定都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并据以限制拥有各种权力因而又最易使权利受其侵害的政府。
和法治对应的概念是“人治”。尽管法治的诞生是一个历史的漫长过程，但从逻辑上讲，法治出现以前的社会形态便是人治。法治和人治的区别，用托马斯·潘恩《常识》中的表述更清楚：“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都知道，……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正如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法律就是国王，是法治拟人化的表述。相应地，国王便是法律，则是人治的一种比喻，它的统治形态是统治者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这里，统治者的意志便是法，借用传统的语言，即“王法”。相对于法治而言，任何形态的人治都是专制，它可能很古老，如中国法家政治下的皇权；也可能很现代，如苏式布尔什维克的党权。
至于法制一词，虽不见载于牛津等词典，日常语用中我们却常见。但问题在于，与法治之法相比，法制的法，语义不彰，或者说，它比较含混。法制是指法的制度，可是，宪法如果可以成为制度，王法也可以制度化啊。事实上，中国先秦法家做的工作，就是使统治者的意志制度化而非朝三暮四或朝令夕改，因为后者本身就不利于统治。如《商君书·君臣》曰：“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这样的法或法制显然不是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用来统治民众的。这是一个对比，法治的法是对权力的限制，这里法制的法正好颠倒，是对权利的禁限。对权利禁限而非保护的法，不是“rule of law”而是“rule by law”。《管子·任法》云：“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法不过是作为“生法者”亦即不受法制约的君，用以（by）统治民的工具，而民只能“法于法”亦即为法所统治。这不独先秦，自古而今，任何一种类型的人治或专制，都是以一种制度化的形态即法制形态存在着的。
由此可见，从现代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法治与法制针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谁更明确、更精准，业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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