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回乡使我终于意识到，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没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运，一个漂泊者只能四海为家。治愈，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彻悟”。”
旅居国外的日子里，诗人北岛曾写下诗作《乡音》。开头写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语是他在异国缓解乡愁的唯一方式。而结尾则深埋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
2011年11月的一天，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北岛再一次朗诵了这首诗。此时，“中文”仍是他人生行李箱里最重要的物品。而北京，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再也无法让北岛感到思乡的恐惧了。
“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他说。
2001年底，在阔别家乡十三年后，北岛回到了北京。这显然不是一段如他预想的愉快行程，他后来回忆到，在飞机降落时，自己看到万家灯火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是一个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可在儿时的记忆中，北京至少要暗上一百倍。
1989年离开故乡时，北岛见证的是一个尚未消逝的古老城市的尾巴，十三年后，呈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城市，它脱胎换骨，生出一副和许多世界级大都市一样美妙而千篇一律的面孔，这显然让北岛有些措手不及。他发现，自己甚至连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
在居留北京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诗作《黑色地图》，后来他解释道“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
这也成为了他一个念头的起源，他要借着作家的身份，以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重建“他自己的北京”。
于是，2010年末，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这本回忆老北京和童年生活的著作中，北岛把自己视作那个古老城市的看门人，“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在开篇的几章里，作者纤如发丝般地回忆了北京城的光与影、味儿、声音。然后是家具、钓鱼等一些更有故事情节的“事儿”，再后面的几篇，追忆他的成长，最终收尾于《父亲》这个具有精神象征的意象之上。
有书评这样写道，“在这本书中，北岛不仅仅用文字重塑了一座记忆之城，也为归乡的游魂们建立了路标，使他们得以从物质上的细节启程，一路前行，来到一个安放精神的所在。”
以精神上的家园，取代物质意义上的故乡，这或许是这个游子为自己找到的“回家之路”。
他一度丢失了自己的故乡。8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岛和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一起看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他抱头大哭。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北岛知道，回家的路断了。
后来六年的时间里，他近乎疯狂地搬了七个国家，十五个城市，这种感觉“令人惶恐”。北岛说，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发那漫漫长夜。
他为寻找回家之路而忧愁。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里，北岛这样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包括国内的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甚至包括“朦胧派代表诗人”这样的头衔，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乡也是回不去的。
这时，“对着镜子说中文”，也就成为了北岛与故乡之间唯一的羁绊。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漂泊其实不但没有使他与中文疏远，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他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
事实上，身为作家的北岛从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向上气质的精神故乡。“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 就像诗人布罗斯基的一个比喻，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
而2001年的归乡，使他更加确认了地理意义上的故土难回，不是回不去，而是故乡已经没有了。从此之后，他的乡愁变得没有指向性。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北京，也是加州，可能也是巴黎”。
其实，他的乡愁已经开始指向了新的方向，他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他把自己漂泊在外时的经历结集，取名《失败之书》，他觉得“失败”比起“成功”，更能让人安宁。
好比北岛把《父亲》一文视作他与父亲的“和解”一样，《城门开》这本书，或许也可以看做他对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道别，在为这座城市的残骸默默祈祷之后，他要继续构建自己新的故乡。
2007年8月1日，在旅居欧美近二十年后，北岛定居香港，执教于中文大学。1987年，诗人曾经来过这座城市，当时留下的印象是，这里拥有秩序之美，但它的效率太高以至于没有缝隙，艺术无从生长。
“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北岛这样定位自己与香港的关系。
尽管自己脚下是很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但北岛并不试图寻求回到故乡生活，他说：“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对于这位花甲之年的游子来说，精神上的自由舒适最重要。
他还乐观地认为，香港有着独特的文化生态，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比如国际化程度很高，除了改变香港本地，也会影响到大陆。况且，相对于以前在美国小城市教书时得首先考虑“在哪里能买酱油”，香港的生活环境已经够好了。
当然，一切还可以做得更好。2009年和2010年，由北岛亲自策划的两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成功举办，他希望借此改变这座城市没有诗歌传统的文化生态。2010年刚刚举办的这一届上，有一个诗人与香港中学生诗歌分享会的环节，活动结束后，北岛特意叮嘱学生们去买一本诗歌之夜专门制作的诗集，一本只有一瓶水的价钱。
在一次名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演讲中，北岛说道，“没有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加入，一个再富裕的香港也是没希望的……”
或许，这句话适用于每个人的故乡。
对话北岛–重建故乡，首先要自我唤醒
Q＝《中国周刊》
A ＝北岛
Q：您在《城门开》的序言中写道，自己要用文字重建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您否认的是什么，重建的又是什么？
A：那是悲愤之言。你想想，当一个游子回到阔别了13年的故乡，一切变得面目全非，那有多么绝望。幸好我是作家，还能用文字召回往事与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故乡，首先要自我唤醒，如果可能的话，再唤醒别人。
Q：您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您的思乡病，因为北京已经不是您记忆中的城市。治愈某种疾病，本应该是喜悦的，可对您来说，是这种情绪吗？
A：那次回乡使我终于意识到，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没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运，一个漂泊者只能四海为家。治愈，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彻悟”。
Q：您曾说，自己前几年曾经回过上海、苏州、绍兴等城市，发现它们和北京一样正在被“毁灭”。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A：两年前，《今天》杂志做了个“中国当代建筑专辑”。我们请人采访了一位很有名的城市规划师。他在访谈中说，在短短几年内，由他亲手改造的城市就有几十座，其根本方法就是成批复制。只要听听他大言不惭的口气，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掌握我们城市命运的正是一批和这位规划师水平相当的技术官僚，他们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改造基本上是无知加傲慢。像这样的城市规划师，其实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Q：您曾说，自己选择定居在香港，除了它保证您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也因为内地学术氛围浮躁，“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这是否也就是说，在故乡的物质层面发生巨变的同时，人的精神状态也和过去不同了？
A：我深知自己的弱点——定力不够，回国几次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眼见着不少当年的朋友纷纷被金钱或权力打倒了，我若身在其中，又如何幸免？我说过，物质主义可比集权主义厉害多了，它无所不在，让人失去反抗的能力。
Q：您在《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中写道，您梦想着“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在您看来，我们的故乡是被物质主义毁掉的吗？
A：回答已经在我这句话的陈述中了。
Q：您曾说，自己在海外漂泊，对于生活多年的加利福尼亚现在也有乡愁。这是为什么？
A：我对很多住过的地方都有乡愁，这难道不正是四海为家的常态吗？比如加州的戴维斯、巴黎、纽约、柏林等，如今再加上香港。
今年的“青海湖诗歌节”上，我读过自己的诗作《回家》，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我读的是《乡音》，两首诗都和故乡有关。如果细读这两首诗，你会发现，那是对所谓乡愁的形而上的思考与感受。对于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汉语就是故乡。这是在更深层意义上的认同。
Q：您曾在发言中提倡青年“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诗意地栖居”，是否是您对故乡的一个衡量标准？
A：“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的话，简而言之，指的是行尸走肉般苟活的反面。无论我们住在哪儿，生活多么艰难，都应该有一种向上的精神维度。这本来是常识，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
Q：在去年的采访中您说，香港不会是您的永久居留地。那么未来的您，将如何选择自己的终老之地？
A：对认定漂泊的人来说，我从不预测也不计划自己未来的行踪。记得二十岁当建筑工人，我的师傅说得好：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包含了千百年来流离失所的老百姓的真理。
Q：您可否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的故乡？
A：小时候，我常画这样一幅画（恐怕很多孩子都画过的）：一条小河，一棵树，一栋小木屋，从烟囱冒出炊烟，再加上太阳和几只小鸟。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故乡。
（周昂，《中国周刊》记者。北岛，诗人，生于北京，现定居香港。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aid=586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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