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8
解决西藏问题，至少有四个策略选项。其优劣各不相同，我们不难对之作一分析比较。
选项一：外交解决
西藏不安定的根源在于流亡藏人运动作为麻烦制造者在境外的存在，北京对之鞭长莫及，既无法征剿又不胜其扰。此一策略选项即是通过外交沟通，促成他国限制或禁止流亡藏人在其境内的活动，从而使流亡藏人运动消亡。
此方案的优点是，不涉及国内，只是外交上利益交换，花钱消灾。
此方案的缺点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却耗费不小。一方面，外国政府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的国际影响，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打压流亡藏人。另一方面，西藏问题对他国而言，也是一个有利的外交筹码。如尼泊尔帮中国限制藏人的活动，显然是需要北京支付代价的。又如每当某一西方国家支持达赖时，北京一方面抗议，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做出某些利益让步，亦同此理。流亡藏人运动的大本营在印度，对印度而言，除非中国以某种利益作交换，印度亦不可能为中国而得罪西方国家。倘若有一天印度忽然愿意甘冒国际社会的指责，为中国而彻底禁止流亡藏人在其境内的活动，那它可能多半也会要求以中国承认印度对藏南地区的占领作为交换条件。显然对他国来说，最符合其利益的，是既不为他人利益而自找麻烦，自招国际社会的指责，又留下这样一个筹码，可以不时用来作利益交换。
选项二：关门主义
即继续采用现有策略，以拖延战术，让达赖老死在境外，坐待流亡藏人运动因此而消亡。
此方案的优点是，可维持现有局面，短期内无风险。这符合沿袭旧制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为官之道。
此方案的缺点是，迄今北京为抗衡流亡藏人运动的渗透和影响，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一方面消耗外交筹码，以利益交换来换取他国不支持或少支持流亡藏人运动，另一方面对内以巨额财政资源来安抚藏民。倘若达赖在境外去世，西藏问题很可能会长久化（参见周农建的《西藏问题有可能长久化》），即分裂动乱的源头在境外延续，致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选项三：欢迎回归
由于达赖喇嘛对藏人有巨大影响力，因而他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北京不妨以宗教或人道理由，争取达赖喇嘛回归，通过容一人而安一方，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回归，意味着藏人心中的圣地从境外的达兰萨拉回归境内的拉萨，继任的达赖也将在境内产生，避免了未来两个达赖之争，海外藏人运动将因此而消亡。此为成本最低的方案。
此方案的缺点是，将西藏问题说成仅仅只是达赖的“个人前途问题”，达赖难以接受，因为这等于政治自杀，在流亡藏人内部亦会有巨大阻力。故而，若采用这一方案，则不仅不应当强调，反而应当避免将此方案从“个人前途”上去说明，而应当从传教弘法的宗教理由，或从中央政府对年老达赖的大度和宽容，即人道理由去解释。
另一个代价稍大的回归方案是，欢迎全体海外流亡藏人回归。北京与其年复一年地以高昂代价安抚境内几百万藏人，以抗衡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不如以一次性的代价，高价招安只相当于境内藏人总数几十分之一的全部海外藏人。从长远来看，其成本可能更低。具体操作可比照当年安置印度尼西亚、越南归国华侨的方式，以较高标准，招纳安置归国流亡藏民。为减轻一省一区的负担和避免不安定因素，可各省对口接纳安置。对于流亡政府官员，则比照抗战时的三三制，或建国初对原政权留用人员的办法安置优待。
此方案的优点是，避免了将西藏问题只当成达赖个人问题。北京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这是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它考虑了境内外全部藏人的利益，包括所有海外普通藏民和所有流亡政府官员的利益前途等问题，故而流亡藏人内部对之抵触会相对较小。此方案实际上包含了达赖回归。由于达赖喇嘛对海外藏人的影响力，此方案是否可行，达赖喇嘛的意向是一个关键因素。
此方案的缺点是，一次性成本不低，而且牵动地方当局，北京内部可能会有阻力。
此一选项的实质是，以优待政策招安其人员，但不涉及西藏政治体制的变更。
选项四：允其自治
此一选项是接受流亡藏人的自治方案，这意味着回到1959年以前的格局，或类似今日香港的一国两制。
此方案的优点是，由于它实际上包含了上述回归方案，也同样意味着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消亡。西藏可以因此而有一段时间的安定。
此方案的缺点是，藏人的民族独立意识会在这种自治体制下孕育成长，因而经过一段平静期，会有更大的民族自决诉求，会出现更大的不安定局面。
由于流亡藏人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除非北京出现误判，此方案较难实现。另外北京内部亦会有极大阻力，如西藏现有庞大党政系统的干部，包括藏族干部会因之而失去既得利益，而必不会接受。如果保留西藏现有党政班底，则等于是选择了上述选项三中的全体回归方案，即占少数的流亡政府官员被安置于占多数的中共干部中，不可能左右大局。
四个策略选项的比较
上述四个选项中，“外交解决”和“关门主义”属于防堵之策。“欢迎回归”则属招安之策。对北京而言，从成本和风险效益综合考虑，招安之策优于防堵之策，而防堵之策则优于选项四的“允其自治”。
今日西藏问题对北京来说是流亡藏人运动作为不安定的源头在境外存在。它并未公开主张暴力，却又柔性地向境内渗透，北京无法越境征剿。若一直采用防堵之策，则意味着一种旷日持久的的消耗性对峙。与其这样了无终期地干耗下去，不如改防堵为招安。
争取达赖和流亡藏人回归是否可行？这取决于双方的认识和交集。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北京曾争取过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回归，但当年达赖喇嘛误判形势而要价过高，未能达成交易。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其信心更加膨胀。然而几十年的努力过去了，独立仍然是镜花水月，而达赖如今已到暮年，来日无多，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中出现的变化，北京应当适时调整策略，重新争取其回归。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流亡藏人可以在境外对北京造成持久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招安而不继续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直到北京不堪其负而妥协呢？
流亡藏人固然可以继续坚持其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但以为由此便可以迫使北京妥协，或以为只要能熬到中国“政治民主化”，西藏独立便会有希望，则是一厢情愿了。西藏之于中国，不同于独立前的印度之于英国。中国统治者的思维也不同于当年英国人的思维。藏人实力不足，不可能仅靠制造麻烦和国际社会的声援而实现独立目标。中国未来即便政治制度变更，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两样。须知当年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西藏的立场与今日北京当局的立场并无多大不同。
流亡藏人若坚持不归，虽然可以给北京带来持久的麻烦，消耗北京巨大的行政资源和外交筹码，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权衡，则是宁可破财，不可失去疆土。所以，最差的结局是双方打消耗战，看谁能熬到最后。北京虽然长期破财，而流亡藏人却是长期寄人篱下。毕竟西藏今日是在北京之手，而非在流亡藏人之手。
对北京而言，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手是否有成功的可能，而仅在于如何以较低代价，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故而对当局来说，理智的做法无疑应当是，先尽力采用低成本的策略，争取达赖或流亡藏人回归，“一次搞定”。至于关门主义的长期消耗战，只应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当局不妨摆出姿态：大门永远敞开，顾及对方体面，以利益优待之实（即便冠以政治解决之名），欢迎其回归。那种要求对方折节自辱，乞求宽恕回国的思路，既不现实，亦显得意气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应将欢迎回归看成仅仅是便宜了他人，更应看到是省去了自己长久的麻烦。
当年中共席卷大陆，招降纳叛，“和平解放”、“通电起义”者不胜其多。接管地方，留用旧人，改编数百万军队，可谓豪气干云，顺风顺手。今日北京坐拥数百万雄兵，在藏区经营达六十年，该不至于会忽然失去自信和远见，会因一介暮年老僧的归国，或至多区区数万藏人的回归，而举国惶恐，或将招安之策理解为裂土封王，拱手让权。
争取藏人回归无论成功与否，对北京将有两便：若其归来，则北京得其实，即以一次性代价，消除了境外动乱之源，从长远来看，节省行政和外交成本；若其不归，则北京亦得其名，即已显示诚意，而得以占据宣传和道德高地，且并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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